漢朝建立後，劉邦、呂雉採用道家的“無為政治”。在文景統治的四十年間，漢文帝和信奉黃老術的竇後及一些大臣，繼承漢初“清靜無為”的統治方針，
以黃老之學作為指導政治的主導思想，大力推行無為政治。他們採取許多穩定政局，安定社會的有效措施，頒行一系列有利休養生息，發展社會生產的政令。
為了避免兵禍之害，對南越王僭號稱制一事，漢文帝採取懷柔的政策。在對待匈奴的問題上，漢朝同樣儘量避免兵亂，開始即與匈奴結和親。後來匈奴背約，經常騷擾邊地，漢朝以防禦為主，加強邊郡守備，即使發兵抗擊匈奴，也是以驅逐塞外為限，不進兵深入其地。主要目的在於避免戰亂，創造一個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以利用社會生產的發展。
為了謀求安定的局面，漢廷廣興教化，禮法相輔而行，使天下民心“向道”,遵守封建法律道德，從而達到清靜無為。民風對穩定社會秩序，謀求安定局面關係極大。漢文帝時期，倡導優禮高年長者，規定“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漢書賈山傳》),即九十的蠲除一子賦役，八十的免去兩口算賦。文帝十二年(前168年),特遣謁者勞賜三老、孝悌、力田、廉吏，予以物質嘉獎，表彰他們為民表率。同時，又以戶口計數，增“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漢書·文帝紀》),以廣興教化令悉心於“導民”。這是通過興教化，維護封建等級秩序，勸勵百姓勤於農事，以保持社會的穩定。
與此同時，又兼施禁網，禮法並用。文景時期的刑罰，因“懲惡亡秦之政”(《漢書·刑法志》),主張無為自化，律令趨向簡易，相繼廢除秦及漢初一些酷法。如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繼惠帝、高後除挾書律、三族罪和妖言令之後，又詔令廢除相坐律。相坐律指一人犯罪，連坐家室，是秦朝的酷法之一。漢文帝廢除相坐律，對限制某些酷法，多少起了一些作用。文帝二年(前178年)五月，又重申廢除“誹謗、妖言之罪”(《漢書·文帝紀》),說明呂后除妖言令，實際並沒有認真實行，或者中間又恢復此令。
漢文帝廢除酷法，主要的是除肉刑。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被解送長安獄中。他的小女緹縈隨父來到京師，並上書漢文帝，表示願意沒為官奴婢，以贖其父的刑罪。漢文帝遂下令廢除肉刑。漢代的肉刑有三種，即黥刑、劓刑和斬左右趾。所謂“除肉刑”,實際是改刑種，並未徹底廢除。即黥刑改髡鉗為城旦春(服苦役);劓刑改笞三百；斬左右趾改笞五百。但是由於答數太多，受答致死者屢見不鮮，因此用答刑代替肉刑的做法，“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漢書·刑法志》)。連漢景帝也認為，“加答與重罪(死刑)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同上),可見文帝除肉刑，實際成了輕罪重罰，比肉刑還要殘酷。
由於該笞刑太重，景帝即位後，不得不一再減刑。如景帝元年(前156年)五月，下令答五百減為三百，答三百減為二百。儘管如此，受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同上)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再次下令笞三百減為二百，答二百減為一百，還專門制定了《筮令》,對施刑的方法及所用的刑具，都作了具體的規定。
在量刑斷獄方面，文景時期也相對放寬。有一次，漢文帝出行至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不斷御駕車馬受驚這位“犯蹕”者被判以罰金。漢文帝為此動怒，認為廷尉張釋之量刑太輕。還有一次，有人盜取高廟玉環，張釋之以棄市罪論處，漢文帝再次暴怒，認為應該處以滅族。但是這兩次量刑，張釋之以“法如是”為由，都沒有依文帝之意行事。這比起秦的擅殺擅刑，應該說刑罰相對放寬了。
到漢景帝時，獄訟審處更趨謹慎，讞疑即是一例。讞疑原是漢初的規定但是官吏並沒有認真實行。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詔令如有疑獄不服者，可由官府重新評議。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對讞疑又作了更具體的規定，即疑獄要由官府重新評議，如官府不能決斷則移交廷尉處理。凡參加疑獄評議者，所議如有不當，不以過失罪論處。實行讞疑的本意，“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漢書·景帝紀》),姑且不論是否達到預期的目的，它至少有了核查疑獄的餘地，也是刑罰放寬的表現。至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又詔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以及孕婦，師(盲瞽者)、侏儒在囚禁審訊時，可不加刑具。
從總的情況來看，文景時期的刑罰，與秦朝的苛法嚴刑相比，顯然輕簡多了；與惠帝高後年間比較，也是更趨於放寬。但是漢律作為統治工具，在文景時並治束之高閣。當時的“法未”與“德治”,始終並行不悖。甚至秦朝某些酷法，文景時依然實行未廢。如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新垣平因欺君騙局敗露，被夷滅三族。
再如，漢景帝即位時，稱頌文帝“除宮刑”(《漢書·景帝紀》),然而到景帝中元四年(前146年),此項酷刑又恢復。早在文帝時，郎署長馮唐就魏尚的刑賞問題，當著漢文帝的面已經指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漢書馮唐傳》)魏尚乃是雲中守，漢文帝對他尚且如此，對下層人民就不言而喻了。到景帝時期，晁錯為御史大夫，法令多所更定，律令多達三十章。
可見文景時期，與興教化同時，又兼施法網，就是禮法並用。正由於禮法並行，相輔相成加以懲戒秦的苛法嚴刑，律令趨於簡易，“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漢書刑法志》),因而使“告訐之俗易”,民風日益轉向篤厚，終於出現“禁網疏闊”的景象。史載文景時期“刑罰大省”、“在刑錯之風”(《漢書·刑法志》),其真實含義即在於此。
此外，在處理君臣關係方面，文景時期多取謙讓寬容，以禮相待，因而形成一種比較清明的政治空氣。這對於穩定政局至關重要，也是推行清靜無為的重要條件。
如文帝即位不久，詔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漢書…·文帝紀》)。每次上朝時，郎、從官上書疏，未曾不止輦受其言，可謂從諫如流。漢文帝重申除“誹謗、妖言罪”,也是為了廣開言路，以“聞過失”。
這其中不免有溢美之詞。但納言從諫對協調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無疑是一項有效的措施。
對於大臣勳貴，則待之以禮。右丞相周勃因擁立漢文帝，居功自傲，罷朝時往往得意洋洋，漢文帝對他十分恭謹。後來有人告發他謀反，周勃被捕下獄，受到獄吏的刑辱。經過一番周折，周勃以無罪釋放，恢復原來的爵邑。
事後賈誼進諫，主張對有罪大臣勵以廉恥禮義或者撤職乃至子“賜死”,認為刑辱大臣不利於維護封建統治，其目的在於改變秦以來君臣相互猜忌、相互殺戮的不正常的關係。漢文帝深納其言，從此大臣有罪皆自殺而不受刑。
文帝十年(前170年),將軍薄昭殺漢使者，漢文帝對男交不忍加誅，乃派公卿與之飲酒，企圖讓他自“引決”,群臣還穿著喪服前往哭吊，最後薄昭被迫自殺。然而，漢文帝對諸侯王的寬容，甚至到了放縱的地步，因而助長了諸侯王的囂張氣焰，終於釀成了禍患。
上述文景時期大力推行無為政治，統治者“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漢書·食貨志》),結果造成一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漢書·刑法志》)的社會環境。這就為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正是因為“無為政治”帶來的一些弊端，到漢武帝劉徹即位後，為進一步強化中央政權，徹底解決西漢朝廷的危機，不再沿用無為政治，而是接受儒學，實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比如，全面推行著名的“推恩令”，解決了諸侯勢力過大的問題。而在對待匈奴的問題是不再堅持和親，而是選擇以暴制暴，最終打得匈奴落荒而逃，從此再也不敢進犯漢朝的邊境。
所以典維在這裡要說一句，“無為政治”和“獨尊儒術”都是不同歷史時期的特定產物，他們為維護封建統治，安定社會均產生貢獻，這一點無須置疑。您對這個“無為政治”和“獨尊儒術”的作用分別是怎麼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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