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往粮店里送米面，都是体力活。带挂斗的“解放车”一停，下来几个人开始卸车。卸面时，打开的“槽帮”下面，几个人搬运工都戴着帽子，帽子后面有块儿“屁股帘儿”。人站在车下，头稍下低，背微前倾，车上的人便开始往肩上放面。50斤一袋，无论男女，一视同仁，摞上四袋后走人。搬运工走马灯儿似的往来穿梭，疾步如飞。转眼，工作完成，便一起上车奔下一家去了。
往粮店卸大米时，绝看不见女人，二百斤一大麻袋，往后背一背，走你……
据大人讲，这些个卸车的人，大都不是正式职工，而是壮工。何为壮工？就是干体力活的“临时工”。
粮店没“改良”前，粮店员工把面倒进木箱后，把面口袋翻过来，两只胳膊伸进去，就着面箱子往两边儿撑几下，就算是把面袋子“抖了”。如果粮店里买粮食的人多，抖的时候就更要小心了，免得把屋里弄得“乌烟瘴气”的。面袋子抖落好后，叠起来，最后用麻绳打捆儿后统一回收。
回收后送到哪儿去了呢？是不是又拿回面粉厂装面去了呢？不是，它们都被集中送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我在上篇结尾时说的那个企业:北京面袋厂。
北京面袋厂，位于西便门附近。有二三百个职工，据说当时还是一家“全民企业”。面袋厂除了生产新面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从粮店回收来的面袋子再重新“抖”一遍。彻底抖干净后再去统一清洗。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这个厂子去过几次。负责“抖面”的车间里，工人们虽说不像粮店里的员工用手抖、而是用抽风机吸，但厂房里依然是“尘面飞扬”。中午开饭时，一个个拿着饭盆子走出来的的职工，尽管不是“土猴儿”、也都跟“面猴儿”差不多了！
后来，粮店“改良”了，卖面时都用上“售面机”，面袋厂的业务便受到了“致命”的影响。为什么呢？原来，粮店人工抖面袋儿时抖的不那么干净，等到了面袋厂后再用机器吸时又可以吸出一些面粉来。一个面口袋吸不了多少，可您想想这要是把全北京各个粮店的面袋子都集中到这来，您说这一天得抖落出多少面粉来吧？
看到这您是否会想:“这抖落出来的面粉是不是又都聚起来给人吃呢？”不会的，这些个面粉中好一些、干净点儿的，都卖给了浆糊厂、纸盒厂、纸袋厂，做浆糊去了。差一些的、俗称“土面”的那些，则卖给了饲料厂。长年累月、长此以往，将白来的“面粉”又卖给了别人，这岂不是一个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呢！
可粮店安装了“售面机”后，员工往箱子里倒完面、顺手就把面袋子套在了“售面机”的出口处，一按反键，面袋子就被吸了进去，待停机退下口袋时，袋子里的面已经被吸的干干净净了。一传十、十传百，全北京市的粮店都这么干，您说这是不是彻底断了面袋厂的“土面”来源？砸了人家的饭碗儿了呢！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粮店这一行业早已成为了历史，更有谁记得:在当时的北京城里，还有这么一家靠抖面袋子而生存的企业呢？
本文到此，即将完成。至于为什么把题目写成了“面口袋历经的苦与乐”？我再唠叨两句: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引进了日本的化肥。化肥到了农村、撒在了地里后，一件新鲜事儿诞生了。夏天，一些个农村干部的白上衣或白裤子上，印上去的不是图案，而是文字，特别是那两个字特别“扎眼”，哪两字？尿素！曾经，有首诗是这么写的:干部见干部，比比尿素裤，前头“日本产”，后头是“尿素”。后来，觉得这两个字大概不太“雅观”，又花点钱把衣服染成了黑色。您想，一个化肥袋子都能被做成衣服的时代，更甭说咱用纯棉布做的面口袋了。那会儿，要是有谁到你家串门儿，临走时扔下两条面口袋，准保比买两西瓜都令你父母高兴，因为那是紧俏物资。如今，布面袋子不仅退出了千家万户，恐怕连印象都快没了。这对于从家喻户晓最终走向没落的布面袋子而言，算不算是一种“悲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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