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幕府的“自己人”——最後的足輕

足輕這種“職業”或者說“身份”，首次出現在日本歷史上的南北朝時期。

雖然在此之前的“軍記物語”中也偶然有足輕的出現，但因為類似史料多有後人補充或改動，所以並不能就此認定這些所謂的“足輕”曾在戰場上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更不能說彼時足輕已經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兵種”。更因為當時戰爭中主要依靠的還是武士，所以戰鬥方式也就類似於中原三代之際的車戰或是歐羅巴的騎士戰爭，故而即使是有一些作為“炮灰”的足輕存在，那也不會是戰鬥主力。

也即是說，最早的足輕基本既不是真正的武士，也不是準確意義上的士兵——因為他們對戰爭只能起到輔助作用，也沒有固定的軍餉。到了鎌倉時代，足輕就等於武士的家丁，也就是所謂的“郎黨”。其形象是頭戴烏帽子、身披胴丸鎧、肩扛薙刀，腰掛短刀、腳穿草鞋——揹著大小包袱，裡面全是掠奪而來的戰利品。

這就是歷史統治者會露出個精心打扮的面孔；而類似足輕這種小人物只會成為數字。

進入戰國時代，出於戰爭規模的擴大和軍費開支“性價比”的考慮，冠以足輕之名的各種士兵就逐漸地成了戰爭的主力。除了農夫之外，各種流民、遊兵散勇也加入了足輕的行列之中，成為了各諸侯豪強手下的常備軍。當時的“軍餉”除了金錢或是戰利品之外，一些經濟寬裕的諸侯還會賜予足輕一小塊土地，讓他們在平時可以像普通農民一樣過著“鋤禾日當午”的自耕農生活，並在賦稅上給予優惠。到了打仗的時候，自然也就是這些人率先扛起長矛奔赴戰場——後來他們中間的幸運者就作為鄉士階層存在下來。

由於亂世之中士兵的來源複雜、所以各種士兵組織也都是五花八門。雖然都是所謂的“足輕”，但實際上卻因為背後的“靠山”——也就是主家不同，其真實的身份也不一樣。比如效命於國人或豪族這些弱小勢力的足輕大多可算是農兵，不僅戰鬥力、紀律水平低下，裝備之簡陋往往也是慘不忍睹。但是類似於在長宗我部家這種富貴侯門麾下效命的足輕就是具有一定軍事訓練和良好裝備的正規輕步兵，也就是傳說中的

江戶幕府末期一名全副披掛的足輕。

天下太平之後，當兵吃糧的足輕們就顯得多餘了。雖然按照近現代的視角來看，足輕是低級武士，似乎屬於“統治階級”的外圍。但是真實情況卻是：足輕與同時期中國的“胥吏”階層一樣，除非有貴人相助，不然想完成階級跨越就勢比登天。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幕府並沒有把所有的足輕們一腳踢開，相反，作為“老兄弟”的足輕階層在江戶幕府的二百年間得到了某種意義上特殊關照——基層的公職人員幾乎都是由足輕擔任。

江戶幕府發跡於坂東，最初只是區區附庸，在這種條件下的組織結構肯定是以“少花錢多辦事”為準則，而在三河松平家成長為德川將軍家的過程中，這些生於憂患的君君臣臣們要儘可能的互相扶持、相互信任，這也造成了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所謂的“官制”根本無從談起，松平-德川政權的組織結構仍舊是以“關係”的親疏遠近為原則，依舊是古老而粗糙的封建制度。

據徂徠學派湯淺元禎《文會雜記》記載：

“當家之政由莊屋仕立（“仕立”者，管理之意），大莊屋、名主、年寄者（兩萬五千石以下的諸侯），三職各有勾當”。

也就是說，廣袤的農村中仍舊要由莊頭來管理，之後一層層的遞進到家臣、主公那裡。但是在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之後，幕府的合法性已經得到可大多數公家、武家和庶民認同，而幕府本身也有了江戶、大阪這樣大都會，僅靠著這種簡陋的制度肯定無法展開管理，所以組織構架的改革也就潤物細無聲的展開。

江戶幕府的精神中心——日光東照宮。

首先是文武兩班分開——雖然都是武家，理論上屬於“武將”，但由於幕府其實已經取代了朝廷，成為了覆蓋全國的合法政權，所以負責各種文職工作的官職也就隨之出現。按照當時的制度，奉公於柳營的武家分武職“番方”和文職“役方”。通過當時的儒者所使用漢文修辭稱為，我們可以更好地瞭解這些官職的作用。

以太宰春臺《三王外紀》為例，其中徵夷大將軍被稱為“王”、幕臣如大老（非常置）、老中、側用人、京都所司代、大阪城代、奏者番、若年寄之類，凡能夠榮升高就者皆有萬石之國，是為“諸侯”，被稱為“列相侍中諸大臣”；而之下就是負責各種具體工作的番方、役方——按照當時的雅稱就是“諸大夫”。而最終構成這一龐大封建制度基礎的，便是之前在沙場上衝鋒陷陣的足輕，現在的與力、同心——也“府小吏”。這些職務基本上都是由之前的足輕擔任。

在戰國亂世之前，與力、同心的稱呼從字面上的意思就能夠看得出社會地位要高於足輕。但是到了桃山時代就基本上淪為和足輕差不多的職務。江戶幕府時期不僅各町奉行所配置這與力、同心這種“府小吏”，在幕府的武臣也就是“番方”編制中新番頭、大阪船手、百人組頭、書院番頭等高官顯爵之下也都有著同樣的配置；而各藩也就是諸侯國內也有著作為武職的“新番”以及城市中的町役人、農山漁村中的村役人——這些工作多由足輕充任。

江戶庶民的酒宴——雖然是擺拍，但是卻很真實。

在天下初定之際，江戶君臣時時刻刻所提防的事情就是戰火重燃——事實也是如此：江戶幕府開創之初，除了大規模的內戰基本消失之外，社會生活中其他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還是戰國時代的老樣子······

為了收取年貢各地的諸侯對百姓們動輒打罵，甚至“殺一儆百”；一些農民因為交不起年貢就會被抓起來一頓暴打，之後再派人去抄家抵賬。尤其殘忍的是在徵收年貢期間，諸侯陪臣會先把各村村長家的女眷們扣起來做人質，如該村如數繳納年貢則會予以釋放——但就是在這個期間，不少作為人質的女性遭到了虐待甚至侵犯；如果農民們發生暴動，

所以，對於幕府來說，自上而下的保持著臨戰狀態實乃是生存之道，所以麾下的足輕們基本上還是要維持軍人的身份，比如之前的長柄足輕就歸槍奉行管理；弓足輕歸持頭管理；鐵炮足輕歸屬先手組——而幕府也會定期對足輕進行操練，以防懈怠。

但是隨著德川天下成功地由“武斷”走向了“德政”，這些足輕的工作也就由“枕戈待旦以為公侯干城”轉化成了守備殿中、城門的守衛以及物書足輕——也就是基層公職人員。比如御公儀御徒組就是負責將軍出行時的扈從，這些人的特點是身穿與將軍相同的黑縮緬羽織，據說這種打扮是為了安全考慮——如果在出行遇到突襲，那麼混在人群中的將軍就很難被認出來。也就是說，御徒組類似於秦漢之世的郎官，因為與君王朝夕相處，所以機會也就比一般人多一些。

御先手組和御徒組一樣，都歸若年寄管理，但是要比御徒組低一個檔次，主要成員是弓組和鐵炮組。因為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手持遠程武器的士兵一般都是訓練最少的兵種——拿鐵炮（火繩槍）打人不需要什麼技術，所以地位也就明顯的低人一等。江戶開府坂東之初，將弓、鐵炮足輕各設三十四組，每組有與力五到六人、同心三十人，合計一千二百人；之後裁員為弓八組、鐵炮二十組，主要職責是守護江戶城的五座城門，以及將軍出行時的警衛工作——注意，是警衛，而不是像御徒組那樣的扈從。

一位號手——當然，也是足輕。

但是最實惠的職務卻是不得登城入仕的“火付盜賊改方役”。以這種身份奉公的足輕雖然也是在御先手組中挑選，但是卻不歸若年寄管理——火付盜賊改方的頂頭上司是老中。跟町奉行所守護江戶百姓的平安不同，火付盜賊改方在履行警察職責時也做著監視吏治民情的勾當。

在當時江戶城已經是百萬人口的大都會，有武家、農民、商賈、遊民。雖然與作為“日本國王”的幕府將軍是“同在屋簷下”，但是在高處不勝寒的統治者眼中，這些人隨時都有可能成為“敵對勢力”。尤其是江戶幕府前期，由諸侯、旗本、儒生、農民一起參與謀劃的“

火付盜賊改方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對各種“妖言”的蒐集，而所謂的“妖言”和“妖人”產生的原因正是幕府權力中樞與全江戶各階層的對抗，也就是說，此時已經不是“敵在本能寺”，而是“敵在大江戶”。

有了這麼大的權力，火付盜賊改方的與力、同心們可就是個個“虎兕出於柙”了。因為自古以來，除張湯這種以權力為嗜慾的酷吏除外，凡為酷吏者必定要當貪官——這些大大小小的酷吏們在羅織罪名、榨取錢財上花樣百出，以至於江戶百姓無不聞之色變。比如在"四谷怪談 ”中，惡貫滿盈的反派伊藤喜兵衛就是一個從御先手組中提拔出來，在火付盜賊改方擔任與力之職的貪官兼酷吏——這雖然是民間傳說，但是也從側面說明了百姓對這些人是何等的厭惡。

至於火付盜賊改方本身因為一直替幕府最高層“幹髒活兒”的，所以也就難免像之前的老前輩——錦衣衛衙門一樣被過河拆橋。歷史上火付盜賊改方也是廢了再立，立了再廢。但是，只要是碰上好大喜功，自以為是的“雄主”，那就是這些武家敗類的春天。

足輕們的日常工作在很多武士眼中是相當不體面的。

當然，御先手組的足輕們也不是隻有這些貪官酷吏，也有一些始終保持著軍人的本色。比如負責管理各“町火消役”的與力、同心也是從御先手組內挑選出來的。尤其是明歷大火以後，幕府於弓組中挑選三組、鐵炮組中挑選七組，每組安排與力六人、同心三十人作為官方的消防隊代表對“町火消”，也就是民間的消防隊進行監督管理。也只有在救火時，這些平日裡在長官面前連大氣兒都不敢出一口的小人物立刻成了橫刀立馬的大英雄——因為幕府固然不希望火勢失控，但也絕不希望官方的影響力在社會生活中缺席。所以，即使對救災沒什麼實際用處，但是這些足輕作為幕府的代表，仍舊有著很強大的權力——比如“救火時有沒有必要拆掉周圍的建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要由在現場“指揮”的與力們點頭。而在火災過後，幕府還會對參與救火的工作人員按照軍功打賞。

除此之外，作為財政、民政首席的勘定奉行和類似於御史的勘定吟味役手下也有與力、同心的設置。這些五花八門的差使足夠維持數以千計的足輕過上高人一等的生活，換句話說，江戶幕府對“自己人”確實相當的義氣。

幕末舊影。

足輕的地位雖然是武家社會的最底層，但卻仍舊是“士”，而不是庶民。而同樣是仰仗著幕府權威過活的仲間、小者，則是現在意義上的“臨時工”。所以很多富有的庶民都喜歡給自己的次子、三子花錢捐個出身，讓他們也有一份穩定且收入不菲的工作。而由於幕府有著類似於秦漢時“推擇為吏”的制度，所以對於那些有才幹或有關係的庶民，往往也會先委任一個同心的職務，之後再正式成被吸納為武家社會的一員。

足輕的職務雖然也是父子相繼，但因為不是譜代家臣，沒有可以世代輔佐的主公，所以這些人在“忠義”這類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反而更傾向於近現代的國家主義者。

到了幕末，由於時局的逼迫，幕府不得不在講武所奉行的基礎上成立了陸軍奉行，並設立騎兵頭·步兵頭·大炮頭的編制。而當時的陸軍主要由旗本家的次子、三子等組成。至元治元年（1864AD）一月，更是向農民、商人開放，同時將與力、同心等足輕也盡數納入陸軍之中。在法蘭西教官訓練之下，穿著洋裝的足輕們也許不會想到，此時的他們已經被所屬的階層悄然拋棄。

維新志士的合影——事實上，明治維新是一場重要性被可以誇大的改革。

維新後的農村——明治君臣在國家主義的蠱惑下，肆意的揮霍了日本千年以來積蓄的財富，最終引發了滔天戰禍。

明治維新後，天潢貴胄的宗室歸為皇族；公卿、諸侯、豪強、大俠被歸為華族；陪臣、縉紳被歸為士族；工、農、商賈則依舊是平民。那些只限一代奉公的足輕階級更是處境尷尬——他們卻被拒絕在士族之外。

在一開始，明治君臣在士族和平民之間設立了一個“卒族”，不過僅僅在兩年之後這個階層就被取消，並歸為平民。其中的優異者則被吸納為給朝廷效力的邏卒、兵卒。這些被權貴階層如貓戲鼠般調教的原足輕階層在經歷過這麼一番折騰之後，整體上對朝廷產生了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式的依賴。當他們脫下儒雅的棉縮緬羽織和小倉布馬乘袴，穿上了醜陋的俄式大簷帽和普魯士制服的同時，一起被換掉的還有武士階層千年來所傳承的規矩和體面。

此後的邏卒、兵卒很快就變得和他們全世界的同行們一樣：因虔誠的匍匐在權力和金錢之前而貪婪、怯懦，並最終益發殘忍。而在這些人的“埋頭苦幹”作用下，日本社會也由“海東姬氏國”逐漸的走向了迷途，並墮落為一個令人厭惡的近代國家。在以艱難探索的方式熬過了明治、大正、昭和三朝之後，終於在密蘇里號在停泊在東京灣的一刻得到了解脫。

警校的生徒？

現代日本警察的形象，他們已經和前輩毫無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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