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閱手機早晚報的，都應該收到了這樣一條信息：清明將至，對於疫情防控又是一個考驗。民政部提出，鼓勵利用互聯網平臺“雲祭掃”。
碰不了面，握不了手，開不了會，購不了物，上不了學，復不了工……疫情肆虐期間，凡是傳統上必須人到場到位才能解決的問題，都面臨了不同程度的挑戰，清明祭掃也不例外。
危機是一把雙刃劍。疫情爆發後，自上而下、各行各業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思考，比如：
如何推進企業轉型搞數字化？
如何通過線上暢通商品上下游供需的渠道？
如何確保勞動密集型行業最大限度地減少衝擊？
如何確保停課不停學？
如何更加有效加強社區管理？
凡此種種，人們可能非常直接地就想到了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等，核心是解決無人化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新基建”迅速成為熱門話題，甚至以不可逆轉的態勢爬上熱搜，引起了極為廣泛的關注。
但凡有利於社會進步的新鮮玩意，都將以不可阻擋、氣貫長虹之勢，大踏步跨入社會並改變社會。疫情爆發，只是一根“導火索”、一副“催化劑”。
恩格斯在其著作《反杜林論》中有句名言：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
實際上，新技術在國防軍事方面的表現如此生猛，在社會生活中的表現也毫不遜色。比如新技術的一種表現形式“微信”，才研發推廣幾年啊，已經普及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並深層次地改變著社會生活方式。
而如此生猛強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新技術，要想推廣普及、更新發展，都離不開平臺的支撐，平臺如果滯後，就會把新技術的無比能量鎖進牢籠。因此，新技術呼之欲出，技術平臺必將呼之欲出。
在信息技術迅猛更新、強勁發展的情況下，“新基建”就必須應勢而謀、因勢而動、順勢而為了。
“新基建”到底是什麼？
“新基建”，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是基礎設施建設中的一個相對概念。搞清楚“新型”，自然要搞清楚“傳統”。
傳統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指鐵路、公路、機場、港口、水利設施等建設項目，因此也被稱之為“鐵公基”，其作用有目共睹。不過，“鐵公基”已經逐漸無法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
於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概念應運而生。
新基建，是指發力於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七大領域，涉及到通信、電力、交通、數字等多個社會民生重點行業。
有人把上面這七大領域，再加上關鍵技術北斗導航，形象地合稱為新基建八仙。
那麼，新基建與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這次疫情爆發，就倒逼著上了一堂“新基建”的公開課。
疫情中，人流和交通阻斷，傳統基礎設施難以提供社會高效運作的基礎性服務，倒逼全社會共同尋找能夠提供這種基礎系統和服務的新方案。
這時候，無論是網上購物、線上辦公、雲上學習，還是碼上管理、AI診斷、數字防疫，阿里等數字平臺企業向全社會開放的數字化能力，成為了這場疫情下生活、抗疫、復工須臾不可離的新基礎設施。
移動消費者，需要能通過電商平臺源源不斷獲得日用品、外賣配送。
慢性病患者，需要及時問診併線上開藥。
在校學生，需要穩定的在線平臺來複課。
中小企業，需要及時的資金支持、有效的線上銷售支持、便捷的復工支持、精準的供應鏈匹配。
基層政府，需要藉助大數據和二維碼等新科技手段，來同時打贏疫情防控和復產復工兩場戰疫。
結果有目共睹，在最短時間內，居民、企業、政府迅速實現了數字化的“火線轉型”，全社會獲得了渡過疫情難關的關鍵性新能力，而這些就依賴於與“鐵公基”不同的全新基礎設施。
如果說，疫情爆發對“新基建”進行了集中“掃盲”，那麼“新基建”對未來生產生活有什麼影響呢？
就拿5G來說吧。大家都知道，2019年是我國5G元年，5G已順利起步，2020年則是5G規模發展的關鍵年。新基建將驅動我國5G由“穩步發展”轉為“加快發展”。春節前，一位企業的朋友就跟我說，他們正在按照有關部門的扶持，參與加快5G基站的建設。
有專家預測，2020-2025年，5G可直接拉動電信運營商網絡投資1.1萬億元，拉動垂直行業網絡和設備投資0.47萬億元；5G商用將帶動1.8萬億元的移動數據流量消費、2萬億的信息服務消費和4.3萬億元的終端消費。
再比如，養豬。
我國消費了全球最大量級的豬肉，也養殖了最大量級的豬。去年豬瘟，引發了豬肉價格猛漲。現在，AI（人工智能）人臉識別可以應用在豬臉識別，AI養豬可以更快發現得病的豬，做好隔離和處理，避免大規模擴散。
實現豬臉識別，定位每隻豬的身份，就意味著實現從投餵到健康管理，再到育種、宰殺等一系列歷程的全程記錄，做到了有據可查。
無人工廠或者智能工廠應用到農業這個領域，應用到養牛養豬這樣的場景下，既可以降低牛、豬和人的接觸，從而預防疾病；同時可以提高養殖效率，降低成本。
比如，京東數科自主研發的智能養殖系統，在部署完成1年內，可以將養殖人工成本減少30%-50%，降低飼料使用量8%-10%，並且平均縮短出欄時間5-8天。
按照這個算法，假如推廣到全行業，可以幫助產業降低超過500億元成本。
也就是說，不僅是互聯網產業，從農業到工業，很多傳統產業領域，已經正在推進智能化，“新基建”所發揮出來的價值正在顯現。
實際上，“新基建”的概念也不算新了。
早在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把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列為重點任務之一。隨後，“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
2020年首次國務院常務會，2月14日的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會議，2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提到“新基建”問題。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新基建再次被正名！會議指出，要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
僅僅重視還不夠，幹什麼能離開錢啊？
據專家分析，歷史地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增發特別國債加強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推出大規模基建投資，儘管當時爭議很大、批評很多，但現在看來意義重大，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提升了中國製造的全球競爭力，釋放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巨大潛力。
過去40年，正是適度超前的基建才讓中國製造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怎麼對沖疫情和經濟下行？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還是基建。
2019 年，新基建不僅頻頻出現在官方口徑中，實際操作層面也得到充分體現。2019 年投資的重點在於基礎設施建設，在傳統基建對於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有所減弱的背景下，新基建將在穩投資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建設也將產生長期性、大規模的資金需求。
隨著疫情逐漸向好，全國新一輪項目投資開工熱潮即將啟動。據統計，目前已有13省市共投資33.83萬億，約34萬億用於基建。
34萬億是什麼概念？做個簡單對比，2019年我國GDP總量為99.1萬億元，相當於拿出去年34%的GDP來投資基建。兩個34，這個數倒是好記。關鍵是，投資數可能還不止這些。
據專家分析，相對於2008年4萬億投向“鐵公基”，這次新基建投資的方向不僅能創造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更要拉動新型產業的增長，加速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基建項目中，5G基建、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作為近幾年最熱的技術領域，毫無疑問地成為談論最多的話題。
那麼，既然對沖危機，尤其是對沖危機中經濟下行，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還是基建，為什麼不是2018年4萬億投向“鐵公基”的重來呢？
專家分析認為有以下幾條：
- 一是“新基建”正在成為上下共識，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最簡單有效手段。
- 二是“新基建”，短期有助於擴大需求、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於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提升長期競爭力，改善民生福利。
- 三是面對疫情衝擊和大國競爭，減稅降費勢在必行，放水養魚，與民休息，是軟的“新基建”。中國全口徑的宏觀稅負（含土地出讓收入）高於美國，非稅負擔更高，而民生支出少、社會保障層次低。
- 四是如果說疫情是“黑天鵝”，那麼中國少子化老齡化加快則是“灰犀牛”，這才是長期真正的挑戰，人口政策調整是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 五是培育經濟新的增長點，最好的辦法是開放，開放促進繁榮。
實際上，這段話比較專業，我也一知半解，無法進行通俗性翻譯，反正只需要記住一條：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新的生產力出現了，當然需要新的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就夠了。
逼逼叨叨了半天，新基建與傳統基建的區別也有了一定的概念，那麼新基建如此受關注、如此“撩騷”，那麼到底有什麼新的特徵呢？
媒體也好，專家也好，比較統一的口徑，是將其歸納為“四新”：
- 一是新的地區。大意是，我國城鎮化率與發達國家比，還有很大的空間，隨著城鎮化率不斷提高，新基建的需求將大增。
- 二是新的主體。大意是，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擴大投資主體。
- 三是新的方式。大意是，基建投資方式上要規範並推動PPP模式，拓寬融資來源。
- 四是新的領域。大意是，調整投資領域，也就是剛才說的新基建的七大領域，以改革創新穩增長。
但是，有一種不常見的、新基建與傳統基建對比分析的方法，更加有說服力，也更利於理解：
第一，“老基建”是被動的，“新基建”是主動的，是以需求為導向的主動呼應。
很多人認為，只要造好“鐵公基”，經濟活動就自然而然隨之發展；基建是因，經濟發展是果。這種觀念一直大行其道。
而在此次抗疫中大放異彩的數字基礎設施，則完全是順應需求而產生；需求是因，新基建是果；新基建主動服務於社會需求，並隨之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
第二，“老基建”是死的，“新基建”是活的。公路、鐵路建完之後，遇到需求變化時，很難按需擴容、也無法按按需縮減；而“新基建”則具備靈活調動的能力。
在一個日益活躍的經濟體內，經濟要素的流動並不總按規劃進行，這就可能導致靜態基礎設施和動態經濟產出的不匹配。譬如1978年東北三省佔全國經濟的比重近13.98%，而到了2018年則降至6.38%；單論傳統基礎設施，今天的東三省依然不輸於長三角，但產出已不可同日而語。
而“新基建”之新在於及時的調配能力，數字基礎設施是“活”的基礎設施。今年2月3日以來，僅在釘釘平臺上便有超過1000萬家企業組織的2億員工線上開工，約5000萬學生線上上課。這種流量衝擊類似於春運對傳統“鐵公基”的衝擊。
與“鐵公基”難以按需擴容不同的是，數字基礎設施存在巨大的瞬時調配能力。比如，為“雙11”保駕護航多年的阿里雲，通過連續擴容10萬臺雲服務器，來為在釘釘上辦公學習的人提供基礎支持。
新基建的這種高效動態調配能力，在本次疫情中比比皆是，AI診斷技術在數天內開發完畢，數字防疫系統在幾天內就覆蓋全國數十個省市，淘寶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幫助消化10萬噸滯銷農產品……
第三，“老基建”是自上而下的規劃邏輯，“新基建”是自下而上的競爭邏輯。疫情期間的“新基建”大討論已經重新點燃了各地的競爭意識。
通俗地講，規劃邏輯是自上而下戴帽子下達的，一定時期內給你多少，最多隻能用多少，這是宏觀調控、計劃經濟的思維，餓不死你也撐不死你，沒辦法，空間畢竟有限，只能“算計”著過日子；而競爭邏輯，就沒有空間有限的概念，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要你有本事，請放馬過來，對生產力的釋放，作用是巨大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來源於何？一種經濟學家較為認可的觀點是“縣域經濟競爭”，即不同地區的互相競爭激發了經濟增長活力。而在此次抗擊疫情中，在數字基礎設施賦能下，各地政府也展開了一場治理競賽。
比如，杭州首創健康碼來進行流動人員管理，這一做法目前已覆蓋全國所有城市；江西利用贛服通平臺加速抗疫和復工，數字化抗疫的“江西樣本”引來其他省份紛紛跟進；根據釘釘2月初發布的數字化抗疫排名，增量前五名的城市或許很多人都沒有想到：綏化、三門峽、焦作、淮北、平頂山。
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在這次抗疫中已經實現“數字化覺醒”，他們明白“新基建”不僅是抗疫的“戰時”所需，更加是後疫情時代增強地方經濟發展和治理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數字化新基建的巨大價值，在這次疫情中深入人心。在2020年疫情過去以後，一定會進入新一輪基建投資，但是一定會從傳統固定資產的基建投資走向新一代數字基礎建設投資。
這一輪“新基建”將改變的不僅是基建硬件，還將改變人們對待和利用基礎設施的態度、觀念、方式。
有高層決策的高度重視，
有財政資金的傾囊扶持，
有新技術不可逆轉的大勢所趨，
有疫情災難的倒逼催化，
有地方政府自發的數字化覺醒，
有各行各業的生動實踐積澱，
……
新基建必將以充分依靠人、但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甚至違反人的意志地進入社會生產生活，並不打招呼地、毫不客氣地改變社會生產生活方式。
正如老祖宗的一句古詩：“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何況，新基建正在從“呼之欲出”變成“呼之已出”，從“山雨欲來”變成“山雨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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