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在古代，被視為蠻荒之地。
皇帝要是看哪個大臣不順眼，興許就會把他發配到這裡來做官，當作是懲罰。
屈原、賈誼、王昌齡、柳宗元、劉禹錫……這些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人，都曾被貶到湖南來。
湖南本地的人才不多，更談不上盛產。一直到晚唐時期，湖南才出了歷史上第一個進士，這人叫劉蛻。榜單揭曉後，舉國震動，認為是破天荒。
湖南此後也斷繼續續出了些大文人，如宋朝的理學鼻祖周敦頤，這位大師寫了篇好文章叫《愛蓮說》。愛蓮池的遺址就在邵陽市政府裡面，可惜已經看不到蹤影了。
湖南在明朝出了個李東陽，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時又是當時的詩壇領袖。
明末清初的湖南還出了位大思想家，叫王夫之，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這幾位都稱得上大腕，只可惜出得零零碎碎，沒能形成集團性效應。
那時候的湖南不像中原、江南這兩大塊，那人才是一撥一撥地出來。就連毗鄰的江西，也比不上啊。人家那裡在宋朝時可是大大地風光了一把——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黃庭堅、朱熹，文化巨頭是一個接一個地冒出來。
不過沒關係，“風水輪流轉，明年到我家”。到了晚清，湖南安化出了個了不起的人物，叫陶澍。此人不僅身具經世大才，是道光年間首屈一指的政治家，而且堪稱中國歷史上的超級人才星探。
道光、咸豐年間中國最重要、最優秀的人才，幾乎都出自他門下或受過他影響。像林則徐、賀長齡、魏源、胡林翼、左宗棠、曾國藩……單看這份名單，就曉得他的眼光如何了。正是因為陶澍對人才尤其是湖南人才的大力扶植、培養，湖南才開始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輝煌。
陶澍對湖南的影響不言而喻。但這只是個人的，還有個集體的是湖湘學派。這個學派肇始於南宋學者胡安國、胡宏父子。到了胡宏的弟子張拭手裡，以嶽麓書院為根據地，發揚光大，真正產生了全國性影響。
但這幾位都不是湖南人，而且這一時期的湖湘學派是理學家的天下。直到清朝，湖湘學派才由專修心性的理學向講求經世致用的務實之學轉變。這個經世派的第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是王夫之，第二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是魏源，第三個是曾國藩。
這個轉變來源於清朝的科舉考試改革，明清以來，鄉試一向在各行省省會舉行，由於考期設在農曆八月，故也稱“秋闈”，湖南湖北一度合稱湖廣行省，省會在武昌。
到武昌考試，對湖北人來說，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然而在湖南人看來，那可謂是關山難越，因為湖南湖北之間有個洞庭湖，風大浪急，很多人過不去這個水泊。
“八百里洞庭”是文人騷客眼中的美景。但農曆七、八月間是洞庭湖的汛期，水位暴漲、天氣多變，狂風暴雨是家常便飯。對湖南考生來說，一不小心就丟了命。即使平安抵達武昌，往往身心俱疲，難以發揮真實水平。
雍正元年時，雍正皇帝下旨，湖南學子可在本省就近考試。自此，湖南地區實現了科舉公平，廣大的湖南士人大量進入朝廷為官。
據史料記載，整個康熙年間，通過科舉入朝為官的湖南人僅有42人，而從雍正到乾隆的71年裡，新取中的湖南籍進士就達到了176人，整整增加了4倍多。
考試的便捷帶來了客觀的轉機，瀟湘子弟井噴式湧現，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助力。
曾國藩的湘軍中，帶兵的將領往往不是空有悍勇之氣的“大老粗”，而是飽讀詩書的書生秀才。這些人以儒家的三綱五常、忠君愛國精神為治軍方略，白天指揮作戰，晚上則教士兵讀書，時人筆記記載：“每營門夜扃，書聲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為村塾也”，是當時湘軍中一道獨特風景。
從1853年湘軍初創，到1864年攻克南京，湘軍作為與太平天國作戰的主力，在戰爭中獲得了大量的財富。這些財富後來都被湘軍將士帶回了他們的老家湖南，在買田蓋屋的同時，這些見識了大世面、學到了文化知識的鄉農們紛紛興辦私塾、教育鄉里。
據記載，在當時相對不發達的湖南中部地區，就有私塾近千所，雖然這些私塾所教授的還是傳統的四書五經，卻仍然為日後湖南新式學校的建立做了良好的鋪墊。
甲午戰爭失敗後，清王朝實施了“新政”，其中一條就是興辦新式學堂。期間，湖南的各類新式學校並起，培養了大批掌握了西方先進知識的學生，在這樣的基礎上，湖南人才的井噴就不奇怪了。
從清末到北洋，湖南還興辦了許多軍事學校，如湖南陸軍講武堂、黃埔軍校長沙分校等，培育了大量的軍事人才。抗戰前夕，僅湖南陸軍幹部學校一處，就培養出了1萬餘名初級軍官，成為了後來抗日戰爭中的骨幹力量。
湖南人楊度曾寫道：“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在近代中國危如累卵的局勢下，湖南人悍不畏死的特質更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湖南人黃興，在武昌起義後的漢陽保衛戰裡，與清朝軍隊血戰40天，為南方各省的起義爭取了寶貴時間。
抗日戰爭期間，中日之間22次大型會戰，其中6次爆發在湖南，整個湖南十分之一的人口參軍。
僅從建國後首批授銜的將帥名單中，我們就能發現許多湖南人的名字：十大元帥中，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都是湖南人；十位大將中的湖南人則有粟裕、譚政、黃克誠、蕭勁光、陳賡、許光達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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