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东西的“玉石之路”，是早期的沟通中西交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以
新疆和田为中心，向东西两翼运出和田玉，沿河西走廊或北部大草原向东渐进到达中原地区。“玉石之路”有着6000多年的历史, 现有证据证实这条“玉石之路”早于“丝绸之路”三千年。之后的青铜之路和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
近年来，在著名古玉专家丁哲博士的带领和指导下，北京丁哲师生古玉研究会大力开展“玉石之路”专项研究，成果斐然。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十余次实地考察活动，对各地考古出土玉器及传世品进行观摩，并深入玉矿、古遗址调查，采集标本。考察历时三年，总路线长达一万余公里，覆盖12省（自治区）、79市（县）。丁哲师生古玉研究会对外公布了部分研究成果，这不仅更新了人们对“玉石之路”的认识，而且对早期玉器的用料提出了新的观点。
“丝绸之路”的前身为“玉石之路”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其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丁哲指出，中国内地与边疆，中原与西部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一种媒介物，并非丝绸，而是玉料。早在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前的
新石器时代末期、夏商、两周时期,便存在一条从中原到西北，沟通东西的“玉石之路”。这条“玉石之路”较“丝绸之路”早出现约两千年左右。有学者认为“玉石之路”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前身，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开展对“玉石之路”的再考察，有助于今天“一带一路”问题研究的深入。丁哲:早期“玉石之路”一定程度上就是“甘青玉路”
传统观点认为，夏商、两周时期新疆和田玉即已大量东输中原，所谓玉石之路是特指和田玉东输的路线，又可称为“和田玉路”。丁哲指出，此观点主要基于过去对几批考古出土玉器的材质检测，但这些检测工作所选供比对的玉料产地明显简单化，其所得结论无论科学测定还是物理感官识别均缺少有力证据支撑。新石器时代末期、夏商、两周时期不见或罕见新疆和田玉器（观点存疑，后面会补充到）。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方有较多的新疆和田玉流入内地。此前“玉石之路”上输送的主流玉材并非新疆和田玉。
通过对历代玉器与玉料标本的比较分析，丁哲认为齐家文化玉器、陕晋龙山时代玉器，夏商、两周、汉代玉器中甘肃、青海闪石玉质者占有较大比重。甘肃闪石玉、青海闪石玉是汉代以前“玉石之路”的两个“领衔主演”。汉代以前“玉石之路”的主要源头有三，即甘肃马鬃山玉矿、马衔山玉矿，青海格尔木玉矿，早期“玉石之路”一定程度上就是“甘青玉路”。 史前“玉石之路”的路线丁哲参照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分布，以出土玉器材质为视角重构了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时期的“玉石之路”。“马鬃山玉”在河西走廊输送的路线大致为甘肃北马鬃山玉矿→张掖→武威，直至进入陇中、河湟地区。青海闪石玉从格尔木玉矿先到达河湟地区，再进入陇中地区。马衔山玉矿，位于陇中地区的中心。“马鬃山玉”、青海闪石玉与“马衔山玉”在陇中一带汇聚为一股路线。“玉石之路”向东进入平凉、西海固、天水地区后，继续向东北延伸过境延安到达神木，其自神木向东蔓延入山西中部西侧后，开始向南传输，“玉石之路”在山西境内大致的路线为：兴县→临汾→襄汾→芮城。
丁哲指出，齐家文化先民是甘肃、青海玉矿的最早开发、输送者，也是“玉石之路”的主要发起者。陕北地区则是“玉石之路”重要的中转站，神木石峁、新华，延安芦山峁等遗存起到了联系甘青玉矿资源与中原地区的重要纽带作用。“玉石之路”到达临汾标志其已经进入中原地区，而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所用甘肃、青海闪石玉材不多。山东龙山文化的透闪石玉料大多取材于
辽宁岫岩，有一部分来自贝加尔湖地区，甘肃、青海闪石玉少甚。后石家河文化也未见甘肃、青海闪石玉器。山西南端似乎是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时期“玉石之路”主干的一个终点。以上是丁哲先生参照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分布，以出土玉器材质为视角重构了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时期的“玉石之路”路线，也可以说是“甘青玉路”，所包含的内容并不完备。
“玉石之路”的主要路线、节点补充：
古代先民从昆仑山和田一带，由近及远地向东西两翼延伸，把和田玉运到很远的地方。向东经甘肃、宁夏、山西，入河南；向西经乌兹别克斯坦，到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各国，此即最早的“玉石之路”。
不太准确大致略图，后面附详细地图
中国境内的“玉石之路”不仅只是以甘肃、青海闪石玉质为源头，新疆和田玉也包含在内，因此“玉石之路”路线节点应该向西延伸到新疆地区；同时，安阳殷墟、洛阳二里头遗址 也新疆和田玉的发现，“玉石之路”应该以大量发现新疆和田玉的安阳殷墟为起点更合适。
另外，和田玉在周朝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论祭祀、礼仪，还是朝见皇帝，都有一套完整的规定，国家生活重礼崇乐的玉文化传统基本定型。实际上从山西北出雁门关，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玉石传播之路，即——草原丝路的前身（穆天子西行路线）。
周穆王从中原出发，途经甘肃、内蒙古和新疆，最终抵达昆仑山西麓。当时仍是母系社会的部落首领西王母，不仅款待周穆王，还赠他八车宝石，留下一段佳话。周穆王返途中，又在一些采玉、琢玉的部落处获取不少玉石，满载而归。这也许是和田玉由新疆进入中原最早并较可信的史籍。
下图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商时期的“玉石之路”大致路线及影响范围：
龙山、二里头文化和商周均发现和田玉
陕西龙山时代至夏时期发现的玉器，根据目前发表的资料统计有三百多件。关中、陕南、陕北地区均有发现，特别是陕北地区目前发现的数量最多，而且做工精湛、特征鲜明。以牙璋、多孔玉刀、戈、钺、铲等片状扁薄、宽大的器形为主，绝大多数玉器上都有钻孔。所采用的玉料一部分相似于今日仍在开采之新疆的和田玉，大部分却是另一种今日已不知其蕴藏地的特殊玉料（注：权敏陕西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玉器的初步探究，《西北大学》2010年）。
石峁玉器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有一部分是新疆昆仑山玉器。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该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1959年开始发掘，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
夏朝和田玉，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玉器为代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有一部分是新疆昆仑山玉器，其造型、装饰风格及玉饰，都是由新疆昆仑山玉质发展而来，并且承袭山东龙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石峁龙山文化玉器的一些特点。目前，虽然夏朝和田玉器尚发现不多，但已发现和田玉器既充分表现出前后两种文化的承袭发展关系，也表现出夏朝和田玉器不如龙山文化发达，同时也说明了夏朝玉器的风格，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发展的过渡形态（注：薛援朝 夏朝和田玉《兵团建设》2010年16期）。
二里头玉柄形饰
安阳殷墟，原称“北蒙”，是中国商朝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盘庚十四年，商朝第19位君主盘庚迁都于北蒙（今河南安阳），改“北蒙”名为“殷”。盘庚十五年，开始营建殷都。自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殷一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安阳殷墟玉器的质料，有新疆和田玉、透闪石软玉、南阳玉、岫岩玉，可能还有河南密玉。而以新疆和田玉占多数，其次为透闪石软玉，南阳玉和岫岩玉甚少。和田玉输入殷墟最迟在殷王武丁时代。
殷墟妇好墓玉跪式人
殷墟妇好墓：1973年安阳殷墟发现的商王武丁的妃子妇好墓出土有产自昆仑山的于阗玉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史实（注：中国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11-19.）商代开始，和田玉成为帝王用玉的主流原料。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为我国单墓出土玉器数量之最。其中包括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杂器等几类玉器。玉制工具包括手工业工具和农业工具，大部分没有使用痕迹。装饰类玉器数量最多，主要用于佩戴和插嵌于其他物体作观赏品，大多有吉祥寓意。艺术品包括圆雕的龙、虎等。和田玉从遥远的新疆运到商殷王都河南安阳，诸侯贵族以和田玉为宝，争相收藏。西周时代，新疆输人的和田玉已经成为周王朝王公大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注：李颖超韩连赟 和田玉：美玉之王《新疆人文地理》2010年04期）。
另附新疆和田玉分布图：
新疆和田玉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之南的昆仑山—阿尔金山地区 ，出产和田玉的城市自西向东主要有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地区、莎车县、叶城县、皮山县、墨玉县、和田县、洛浦县、策勒县、于阗县、民丰县、且末县、若羌县。矿带主要延伸方向为莎车—塔什库尔干、和田—于阗、且末—若羌县。和田玉原生矿床和矿点主要分布在以上地区昆仑山北坡，在范围内3500~5000米的高山上，同时在相关河流中还产和田玉籽料，出产和田玉籽料的河流主要有喀拉喀什河、玉龙喀什河。
《丁哲:“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
《李颖超韩连赟 和田玉：美玉之王《新疆人文地理》2010年04期》
《薛援朝 夏朝和田玉《兵团建设》2010年16期》
《权敏陕西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玉器的初步探究，《西北大学》2010年》
《梁海燕：“玉石之路”比“丝绸之路”早三千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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