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黄怡
整理/康宸玮
黄怡是系列「抗疫」纪录片《在武汉》团队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导演。自2月3日开始，已经在拍摄一线坚守了近50天。
期间，她完成了前四集纪录片中的三集：《车轮上的生命线》、《这不只是工作》和《最后一公里》的导演工作。
按照Figure常规的视频生产流程，完成一部时长十分钟左右的片子，至少需要两周时间。但在严峻的疫情之下，每集约20分钟的《在武汉》系列，平均7天之内就要完成拍摄、剪辑、送审等所有工作。
对于扛下了最初一个月里3/4拍摄量的导演黄怡而言，这次考验是前所未有的。
两个月前，谁也想象不到新年的工作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1月18日是Figure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她带着摄影师去首都机场拍完一个选题人物离开北京的故事，成了全公司最后一个关机的导演。
第二天公司放假，老板张悦在群里转发了一条微博，大意是春节返回武汉的同学要注意安全。群里平静如昨，没有多少人将老板这条信息放在心上。
但是没过两天，疫情急转直下。社交媒体也炸了，海量信息冲刷过来，在手指的快速翻动下，人已经无法分辨信息，只能捕捉到情绪，或者说，是被情绪所捕捉。
工作群里开始疯狂分享各种求助信息和一些来不及加工的拍客素材。有人悲痛，有人怀疑，有人焦虑，微信密集的提示音就像一场交响乐的前奏。当所有的情绪点都释放殆尽之后，大家都陷入一段真空期的沉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黄怡的猫 黄老屁
为了早点照顾留在北京的猫，加上担心疫情变化，黄怡在成都的家里没呆几天就返回了北京。一天，副总导演突然在微信上问她：「如果需要去武汉拍摄你愿意来吗。」她回答：「我可以去。」
黄怡是学新闻摄影出身的，自认做纪录片导演算是半路出家。虽然机缘巧合，在Figure拍了很多音乐人的故事，但一直对社会向的选题更感兴趣。以往的选题会上，她也更喜欢报这样的选题——因为这种「偏好」，有时甚至一个月都拍不到一个题。
事后黄怡才知道，「我可以去」这句话传到悦总耳朵里，就变成了「第一个报名去前线的导演」。但那时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Figure会有魄力和实力站在风口浪尖上做这个纪录片。黄怡觉得，如果真有机会，公司任何一个导演都没有不去的理由。唯一让她牵挂的就是谁来照顾家里的猫。她打电话跟男友商量，两人达成一致：如果我真的要去武汉了，他就动身回北京，守住大本营。
2月1日，提前结束春节假期的悦总把几位导演和摄影师叫回公司开准备会，并做疫情报道培训，还请来了当年《南方周末》报道过非典疫情的前同事、资深媒体人林楚方，给同事们分享在疫区进行报道和自我保护的经验。直到那一天，所有人才确认团队真的马上就要来武汉了。
导演黄怡
一场属于黄怡的赛跑从这一天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的45天里，她完成三集共计60分钟时长的纪录片，累计拍摄上百小时，拍摄素材接近5T(1T等于1024G)。
完成第四集后，她在《在武汉》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经历了筋疲力尽的煎熬后，她没有停下来静待出城之日，而是开始在武汉城里寻找自己「想拍」的选题。积累素材之余，她向后方的团队口述了自己一个多月来的工作经历。
假如给我三天剪辑
上一次来武汉是去年夏天拍摄click#15乐队的巡演。那时天气炎热异常，阳光强烈得似乎能把人炸开。城市喧嚣如沸，熙熙攘攘的人群就像煮在一锅粥里。然而站在2月3日傍晚的武汉火车站，我有些恍惚了，觉得自己从不认识这座空旷肃穆的城市。
此时此刻，容不下我情绪上的适应期，必须立刻进入工作状态。
这次拍摄与绝大多数纪录片不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做详尽的前调，当然我们还是会做；拍摄脚本的参考价值也十分有限，无法预判整个系列的逻辑；单机位拍摄更是导致没有任何备选方案，能做的就只有抢时间，很多时候能拍到什么就是什么。
如果有观众觉得拍得还不错的镜头，无它，唯手熟尔。
在此之前，Figure的视角以人物为核心，往往是在一个人既定的人生轨道上，截取能真实反映其特质的时间片段，因此内容的时效性并不是我们关注的第一要素。但是此刻，我们必须迅速判断哪个人的故事可能有起伏，生活会有变化。
以前在一个月、甚至在一年内才会经历的变化，武汉人现在可能一周内就经历了。
除了拍摄方式的不同，这部纪录片是由几个出品方协作完成的，有特殊时期纪录片播出不可绕过的内容送审流程。环节越多，留给制作的时间就越少。去掉两端的拍摄和审核环节，整个后期制作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其中包含了剪辑、包装、混音、调色等环节，每一步都不能敷衍了事。
摄影师 邓焯
我想这种压力对于任何视频内容制作方而言，都是极为苛刻的考验。
根据刺猬公社最新一篇报道武汉纪录片团队的文章所了解，由于在疫情后期，大量纪录片人集中到武汉，甚至出现了一名摄影师为四个纪录片剧组同时拍摄的场景。
不过这种情况在Figure并不存在。为了提高效率，《在武汉》拍摄制作团队全部由我司全职人员组成，连几位剪辑师也来了武汉——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只需要留在北京即可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完全不必冒险进入危城。
随着拍摄的深入，公司先后有5位导演、6位摄影师（其中一位平面摄影师），3位剪辑师，2位制片集结武汉。这一次，我们算是把Figure的大半个老底一口气端到了武汉。
在武汉，时间永远不够用，工作群里的消息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有一次负责调色的小哥在线等待文件传输，等到凌晨5、6点不小心睡着了，几分钟之内，所有人都电话轰炸他……环环相扣的工作流程，就像漫长的接力赛一样，中间任何短暂的「掉棒」都耽搁不起。
每天都有新的困难在考验着我们，拍摄到后期最头疼的莫过于素材空间不够了。为了减少素材量，从开始拍摄纪实部分就是采用2K模式的，只有采访和空镜是用4K模式。即使是这样，每个导演的硬盘也急速告罄。我有一个5T的盘，现在几乎没有空间了。
剪辑师 李燕语
剪辑师更头疼，她们从北京带来的剪辑电脑都是笔记本，到了武汉发现运行速度太慢，想去租一台配置更高的的台式机，发现完全找不到营业的地方。最后硬是由同事从北京「人肉快递」了新机器到武汉才解了燃眉之急。
真的是很不方便，太累了。
That`s Truth or Drama？
作为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就会对最后的成片有个基本预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一些关键素材的把握。第一集中志愿者大象和丹丹隔空相望的一幕让很多人觉得感动，拍摄的时候我也是直到这一刻才确认「志愿者司机」的故事「成了」。
第二集跟随开锁匠进入住户家里喂猫的时候，我立刻想起自己家里的猫，侥幸它逃离了这样的命运，继而想到：疫情过去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回到住的地方，要面对朝夕相处的爱宠已经过世的惨状。那种心痛的感觉，应该会成为长久的伤痕。
黄怡的猫 黄老屁
到了第四集，在进社区拍摄之前，我听到过很多关于社区负面的信息，但是一进入社区，我的感受完全不同了。因为整个服务大厅简直太嘈杂了、太混乱了，有限的空间内，人群之间的催促、应和、争执的声音没有一刻中断。问题叠着问题，情绪裹着情绪，我在那里站一会儿都感觉头大，要出来透气冷静一下。在这种氛围中实在太难熬了，真不知道这些社区工作者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站在拍摄者的角度，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双方的声音我都可以理解，但问题就是摆在那里解决不了。比如痛风急需买药的老大爷，药买来后，大爷当时也很感动，特意来问帮他买药的工作人员王敬业的名字。但回家后，那位大爷之后还是去「市长热线」把社区投诉了，还特别强调「社区工作人员只有个别还不错」。个别不错指的当然是王敬业，但王敬业还是觉得很委屈：每个人都很尽力了啊。
一位下沉干部介绍说他在另外一个社区帮忙的时候遇到的事情：一对老夫妇几次三番打电话让社区帮忙跑腿，社区人手确实不够，就问老人「您的子女呢，是不是可以帮忙跑跑腿」之类的。老夫妇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的子女是客人，我怎么能让他们出去冒风险呢？」当时电话开着免提，所有的社区工作人员都听到了。那简直太让人寒心了。
下沉干部 王敬业
同为下沉干部的王敬业，尽管在社区工作这段时间遭受了不少委屈，但他还是理解了一些居民的做法：「有时我们给买了药，老人要三种，但我们只买到两种的，老人说那是配着吃的，不买全没法吃，让我们退钱。还有人买的药品不是重症补贴范围，刷了医保嫌贵让（我们）退等等。这样的事多了以后，我也理解了。如果不是生活困难到一定程度，哪里会把这一点点钱看得那么重要，他们不拿在手里不放心啊。」
当时我们拍摄遇到一个老爷爷，他就是想要自己出去买药。一方面是他要买的药多，需要七八种，他觉得社区的人很难全部买齐；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年人了，就算染上这个病，自己也够了，他不想让年轻人出去冒这个风险。这些同样有震撼力的普通人的善意，因为片子结构或者是时长的原因，没有放进最后的成片里。
事实上，人间本来就是包罗万象的，是不以疫情为转移的。唯有一句感慨，每个人都不容易。
社区志愿者正在工作
到了后面，社区的工作人员都有些不太情愿让我们进去，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居民看到有摄影机拍摄，表演的成分会更加放大。可能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冲突，但在此刻都似乎有了发泄的渠道。
我无法判断工作人员所说的问题是否真实存在。我想这可能是对纪录片意义的终极审问，任何人看到镜头，行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变形。
那么这种变形还算不算真实，是否意味着纪录片永远无法传递真实，我没有答案。
答案交给观众
纪录片播出后观众的反馈，还是挺让我意外的。因为有些地方觉得自己已经说得足够直白了，他们还是觉得有点深，不理解。所以如何适应不同受众的需求，其实到现在仍是对我们团队的考验。
由于工作量太大，我一开始特别在意效率这件事。现在想来其实没太拍够，因为疫情是一直在发展变化的，所以切入某一个选题的时间点其实特别重要。比如说，在一个时间点特别忙碌的人，可能下一个时间点他可能就没办法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像第二集的开锁师傅，在小区还没有封闭之前他是可以进得去的，但自从2月11号凌晨，小区开始封闭之后，他就不能进去别人的小区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个行为了。
所以说，现在回想，一开始我们确定受访者拍摄素材时，这种时间线纵向的考量是不太够的。在后面的拍摄中，我们就会有意识地去预测，在接下来的事件走向中，对方可能会经历什么样的冲突。
这种时效性的维度，对于制作周期相对较慢的纪录片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理解。
很多网友也反映，为什么很多内容在你们的片子里看不到，比如追着殡仪车边跑边哭喊的女孩？主要原因是我们抵达武汉时，这个事件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
我只能说我们镜头记录下了我们所能看到的真实，但我们所看到的是盲人摸象还是管中窥豹，审判权只能交给观众。
当然，导演对于素材的把控一定是有主观选择的。Figure一贯的调性就是尽可能保持克制，要及时抓住事件的冲突，又要在冲突中保持理性与克制。唯有这般平衡在矛盾中的需求，才能对冲出好的作品。
武汉市吉庆街
疫情期间的武汉，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人和人都连起来了。这一个多月，我微信里加了好多采访对象和线索提供者。经常会遇到你正在拍摄的对象，与你下一个拍摄对象居然也认识。这其实很难得，在一个人口过千万的城市里，如果没有疫情，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也许永远没有相交的一天。
去年我来武汉时，空气像粥一样稠密。现在我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粥一样稠密。
人与人需要互助联盟，救人者方能自救。
撰稿 康宸玮
校对 张 帅
摄影 罗宇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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