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佛教建筑包括塔、寺院和石窟等类型,塔是佛教建筑的核心,往往与寺院和石窟结合在一起,塔的周围有供礼拜活动的绕道,这种以塔为核心的佛教建筑随着佛教的东传而传入中国,逐渐与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结合在一起。
由于佛教信仰的时代和地域差异,中国的佛寺在平面布局和配置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汉文文献中记载的中国最早寺院出现于东汉。
《后汉书》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汉桓帝“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
虽然东汉时期对佛的礼拜总是与黄老神仙联系在一起,但显然已经出现了以塔为核心的礼佛建筑。
《魏书・释老志》详细记载了佛教传入、白马寺及塔寺配置情况：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遺范。……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含利。
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为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自洛中构白马寺,盛怖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
东汉末年下邳(今江苏徐州)相笮融于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
康僧会于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邺设像时,被吴人“疑为矫异”,并遭吴主孙权诘问,会曰:
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造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怪诞,乃谓会日: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建初寺、塔。
康僧会果得舍利,于是孙权为之立寺造塔,出现了南方第一寺综合上述白马寺、笮融造寺和建初寺的记载,可知东汉至三国时期佛寺特点是:以供奉舍利的塔(浮居)为建筑核心,也是礼拜中心,塔内可能置鎏金铜佛像;塔为重楼结构,上有多重相轮,下有绕塔礼拜的步道(阁道);寺为方形平面,以壁画作精心装饰。
最早的浮居采取重楼形制,可能与两汉以来上层统治者多于宅第主院之侧兴建多层楼观有关,此类楼观实物屡见于汉代基葬陶模型和墓室图像中,最壮观者如武威雷台汉墓所出陶楼院。东汉魏晋时期,人们视西方之佛同于汉地敬祀之神仙,神仙好楼居,因此,奉佛像于仙人居处之重楼,自是最为适宜。西晋洛阳已有佛寺42所,其形制可能大抵都是以重楼式的塔为核心的一组方形庭院。
东晋南北朝佛教发展迅速,以塔为唯一核心的寺院布局发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较早阶段,塔仍是寺的主体建筑,寺的主要功能是礼佛;较晚阶段,塔仍保持其核心地位,但增设了佛殿、僧房、讲堂等建筑,寺具备了礼佛、讲经、僧人起居的多功能。
北方地区的佛寺在孝文帝迁洛(494年)之前还是以佛塔为主要建置,建寺即立塔,此在北魏皇室所造寺院和石窟的配置上有较清晰的反映北魏高宗即位后,为复法而下令在诸州郡县“各听建佛图一区…高祖诞载。
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此处所言建寺即造塔,塔仍是寺院的唯一核心建筑。
太和年间,冯太后在平城方山陵园兴建思远佛寺,又称思远灵图。经过1976年的考古调查,可知思远佛寺的平面是一座东西50米、南北85.5米的院子,院内绝大部分为一座东西30米、南北40米的塔基占据,塔基南部正中有台阶,塔基中部有约10米见方的中心塔柱,四周残存方形柱础石,附近还发现影塑佛像和菩萨像。
若对思远佛寺进行平面复原,可以看出寺内除了塔外,没有太多空间可建其他建筑。这种以塔为核心的寺庙布局在当时的石窟寺中也有体现,如云网石窟第1、2窟,6窟,11窟都是孝文帝迁洛前的塔庙窟。这种以塔为核心的佛寺是汉代以来的传统,佛寺主要就是礼佛之所。
东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式的佛寺布局,除塔外,另建大批房舍、佛殿、讲堂、禅林等建筑,寺院规模大大地扩大了。如释道安于兴宁三年(365年)至襄阳立寺,即包括5层塔、“起房四百”及陈列佛像的堂殿。其弟子惠永、惠远赴声
所建的佛寺也包括精舍、堂殿、禅林等建筑。荆州河东寺、建康长干寺、湘官寺
寺内建筑配置也日趋复杂。这类佛寺一般由三类建筑物配置而成:供奉佛像的佛、殿、禅颂讲经的讲堂、僧人安禅之所“禅林”。
北方地区此类布局的佛寺或石窟大致也出现于同一时期,如“天兴元年(398年)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馈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开凿于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的云网石窟昙曜五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佛殿窟,在马蹄形的石窟内,绝大部分空间被大佛占据。
北魏太和年间,冯太后在平城方山兴建思远佛寺之后,又在故国龙城(今辽宁朝阳)兴建了“思燕浮图”。1986年在辽宁朝阳北塔的维修工程中,确认了“思燕浮图”遗址,也是一座以土木结构楼阁式塔为核心的寺院,塔基长宽各90米。塔基周围发现了环绕的方形殿堂遗迹,宽48.6米,四周还发现了围墙、佛殿遗迹,推测是处以塔为中心,前塔后殿式的寺院建筑。
在这种新式佛寺里,佛殿的地位显然大大提高了,这可能与日益频繁的造像活动有关。在东晋南北朝的后期,即南朝梁武帝时期和北朝迁洛后的宣武帝、孝明帝时期,佛教迅猛发展,尤其是皇室寺院的造像活动十分频繁,寺院的建置也更加复杂,南北都出现了大量的宏伟巨构,如梁武帝时期的大爱敬寺、大智度寺、阿育王寺、同泰寺等,莫不奢靡壮观。
《建康实录》引顾野王《與地志》对同泰寺有详细描述：
(同泰寺)在北掖门外路西,寺南与台隔,抵广莫门内路西。梁武普通中起,是吴之后苑、晋廷尉之地,迁于六门外,以其地为寺。兼开左右营,置四周池堑、浮图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
宫各像日月之行,禅窟禅房山林之内,东西般若台各三层,筑山构陇,豆在西北,柏殿在其中。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起寺十余年,一旦震火焚寺,唯余瑞仪柏殿,其余略尽。
佛殿的出现可能反映了安放巨大佛像的需求。当时南、北统治者都热衷于建造巨像,动辄“丈八金像”、“丈六金像”,梁武帝同泰寺更有超过二丈的檀像,如此巨大的佛像恐非佛塔所能容纳。
此外,造像活动频繁,不但皇室贵族造了大量巨像,普通供养人也会捐造小型金铜佛或石雕像,供奉这些日益增加的佛像也促使了佛殿的出现。
综之,魏晋南北朝后期由于造像活动的盛行,佛寺改変了以往以塔为唯一核心的布局,增设和逐渐提高了佛殿的地位,佛塔与佛殿往往前后配置,成为寺庙的两大核心。
这种布局发展到唐代,确立了以山门、金堂和法堂为主体建筑的寺庙配置,塔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配置上开始将塔列入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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