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是我儿时常去的公园，虽不如北海、景山摸得熟悉，但到底也是亲近的。建国以来它经历过许多次重建，但或是基因使然，那股子落落寡合的士大夫气质倒还留着些。
如今的陶然亭坐拥天下名亭的复刻，自家面目反而日渐泯没了——尤其是对于近二三十年的今雨而言，它除了一座高高的雪山滑梯可作个尴尬的记认，余景早已模糊在了过往岁月中。于是及至我在《飞狐外传》中见金庸说陶然亭“四下里白茫茫的一片，都是芦苇，西风一吹，芦絮飞舞，有如下雪”时，便很有些空落落的茫然——这片苇子如今已尽数换种了新荷，当年“水近万芦吹絮乱，天空一雁比人轻”的景色，早就不在了。
金庸是南人，对北京许多景色实则并不太熟，其风物描写大多来自于对前人笔记的化用，故倘当地实地去寻，便不免偶有似是而非之感——譬如胡斐携程灵素去赴红花会群雄之约时，便显然弄混了陶然亭和其西首的慈悲庵，遂言陶然亭乃一尼庵，内供观音大士。但好在错有错着，二者相去不远，都在湖心岛的锦秋墩上，故而陈家洛一吟起墓铭，胡斐也便听到了。
金庸或者很喜欢这段铭文，曾先后让陈家洛在《书剑恩仇录》和《飞狐外传》中两次吟写，且每诵时必引人泪下，结果带动着刚刚失恋的胡斐听了也“不禁悲从中来，便想大哭一场”。
香冢本是文人很偏爱的一段公案，不独金庸，琼瑶在《还珠格格》的小说中也曾不客气地取用——为其“香”字，自《满清外史》以来屡经文人加工，到民国便渐教演化成了香妃墓。
为了这演化的顺理成章，人们将碑上的“烟痕”改为了看似更加贴合的“香魂”（金庸所取也是改本），旧碑虽在，也便全当看不见了。更后来建国后赶上一场真的浩劫，连碑也被砸掉，便真成了死无对证之事。
随着香妃墓的考古发掘，香妃之说早成无稽，然而纵使排除《满清外史》的小说家言，大多笔记中的香冢依然是情冢。
民国刊印的《骨董琐记》说它“无姓名题署，或云悼曲妓茜雲。予读《越缦堂日记》，乃知丹阳张春陔御史盛藻所作。张光绪初官温州知府”，揭开香冢主人身份的同时也贴心地标记了来处——晚清李慈铭确曾在《越缦堂日记》中先后二次说起此冢，其中又以咸丰十一年辛酉九月初九的一条将情景交代得较为清楚：“诣陶然亭，寺寂亭孤，寺后数武有邱隆起，上有亭屋，亭前有小坟，坟有碑曰香冢，碑阴有铭及绝句一首，词致凄婉，不具名氏。亭额曰袭光亭。亭后屋祀花神，询之守亭老妪，云此冢为楚中一侍御曰张囗囗者，有宠姬殁，火之而宅其骨于此，并为筑亭盖祠焉”。从文字中我们能看出，香冢是立于一座名叫袭光的亭子之前的，其后又有花神祠。冢上有碑，碑阴面刻有铭文和一首绝句。而更重要的还是，立香冢的人姓张，是一名御史。
从数年后日记中的“张御史盛藻，风流自命，尝作香冢于陶然亭后，近以养亲将归”可知，在这几年间，李慈铭已和香冢的主人有了来往——那“张囗囗”便是翰林张盛藻，此香冢原是他为一位名叫茜雲的女子所立，只这女子是曲妓，或宠妾，尚未知其实。
香冢和其侧畔的鹦鹉冢都曾在1952年扩湖时被掘开，时人称掘地三米余，地下全无一物。代入想来，宠姬既死，不择棺土葬已是奇怪——纵有原因定要火葬，也总该有个火葬罐来收殓骨灰，而不是将骨灰直接撒入土中，任它在蛇虫啮咬中化去罢。
我为此偶生好奇，便特地去查了查这位张御史，想找出几分端倪。
张盛藻是湖北人，与曾国藩或是进士同科，二人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交情。在近代史上，张盛藻虽然不算大多读者的熟人，但也是留下过名字的，只是——说不上很正面。
同治六年（1867），也就是李慈铭笔记中说他要养亲将归那一年，张盛藻上折反对科考正途人员学天文、算学以及轮船、洋论制造等西方科学技术，斥以为“机巧之事”。他认为“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希望分科并举，不愿科考“正途”之人被以天文、算学相绳，又教“升途、银钱”所诱。
话虽亦无大错，但正赶在朝廷力排众议准备兴办同文馆的当口，实则加重了许多士子报名的犹豫。年轻的同治帝为此大为恼火，当日便予驳回：“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选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当知，不得国为机巧”。然而，事态并未在这场悬殊的角力中迅速勒马，这封折子被驳不久，论战升级，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人纷纷上折，推起了洋务运动推行后的第一场大辩论，也最终导致同文馆的兴办没能顺利地延续下去——在后来者书写的近代史中，因这率先发难，张盛藻被牢牢打上了保守派的烙印。
据我在一些文字缝里找到的散忆来看，张盛藻其实并不是个腐儒。他对术算有过很浓厚的兴趣，还曾手制黄杨计筹，能算立方、平方，以一筹作二筹之用。观其奏折，其态度也不过是留供讨论，立场虽偏谨慎，却也比倭仁等人要客观得多。
但没有人记得这些。
尘埃落定后，将这样一个小人物置于史册中，显然脸谱化是最经济的做法——历史洪流奔卷之下，史笔只能稳住舵头，随浪前趋，他们哪里来得及辨认每一块礁石的真实形态。
这次上书被斥给了张盛藻很大的打击，催得这位已年近半百的言官起了回乡的念头——这即是李慈铭所谓的“以养亲将归”了，而跟着李慈铭把目光投回陶然亭时，我却注意到了另一件事。
晚清孙橒《馀墨偶谈》在光绪辛巳年（1881）也曾写起香冢，在他的说法中：“京师城南陶然亭……旁有香冢一，婴武冢一，为张春陔给谏所遗。闻寺僧云：香冢系张公诗文、谏草，杂以所收桃李落英，痛哭瘗此”。
不过十余年后，茜雲的故事已被隐去，香冢中所埋者也成了诗文和谏草，但此番吸引了我关注的是，李慈铭第一次去时已将周遭景物描述甚详，却对旁边尚有个鹦鹉冢只字未提，而及至孙橒去时，亭畔则已成了双冢并在之势——这是否说明二冢并非立于同时，而是在李慈铭和孙橒的两次来访间自有其先后呢？考虑到同治六年张盛藻上书风波后便离京乞养，而李慈铭在日记中虽再次提到张盛藻，但仍未言及旁冢，故而我猜测这鹦鹉冢或许立于他决意返乡后，与彻底离京前的这段时间里。
张盛藻这次离京后再也不曾返还，为此，他颇有仪式感地写了八首诗，橐笔、载书、携琴、囊石、典衣、卖车、别竹、待柳……取的取，舍的舍，对其京中爱物多有交代，但唯没有提过他十年来最珍视的心血：诗文和谏草。带着好奇和不甘，在这一段盛大的告别仪式后，我重新把目光投向了陶然亭。
据记载，鹦鹉冢的背面也有一小段铭文：“文兮祸所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此前更有一段拉拉杂杂的文字，略说“鹦鹉皎然如白雪，甚明慧，为狸奴所劫”云云。然而这一铭一文间，实是互有矛盾的——既说皎如白雪，可见毛羽并无纹彩，又何来所谓“文兮祸所伏”一说呢？我以为或者并非张盛藻没有注意，而是因“素衣化为缁”和“文兮祸所伏”两个表达都不想放弃，所以故意留下破绽，以待我这样心血来潮的来者。
结合祢衡《鹦鹉赋》中“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和“心怀归而弗果，德怨毒于一隅”的忠与怨两厢交揉，我们似乎可以推想：这个来自湖北的官员手中拿着自己在京近三十年的文稿南湖畔，凄然看着香冢之外的满汀芦苇，骤然想起了家乡武昌的鹦鹉洲，遂起了立一鹦鹉冢的念头。
鹦鹉与祢衡是一对几乎被用熟了的搭配，几乎所有的怀才不遇的思归，都可以托身于是。为此我疑心，其实鹦鹉冢才是张盛藻痛哭而瘗“诗文、谏草”的所在（有位自号为剑舞山中人的诗人曾在赠张盛藻诗中有“一朝谏草尽焚弃”的句子，亦可为一旁证。倘谏草是焚后而埋，死灰入土，也就难怪百年后开掘时不见一物了）。而二十年后，人地皆非，下一代的寺僧混淆了两碑的来历，便将鹦鹉冢的故事安到了早年间的香冢头上。
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何鹦鹉冢的铭文前要强加一段自相矛盾的鹦鹉的生平：在已经触怒了恭亲王一脉的尴尬时间里，不知有多少人盯着他的举动。倘把怨意写得太明，当是更要招罪的——于是为了这一腔不吐不快的不平，张御史只好编出了一段鹦鹉被猫吃了的故事，委婉却坚决地留下自己崇高的愤闷，以造冢之名勒石铭文，并期它不朽。
乍见拓片时我便觉情绪沉重——细看下来，或是因为隶题“鹦鹉冢”三字间“婴”字中两个“贝”之下的一撇一捺，均是直坠坠下，不稍见曲转，如两个目字底端拖出的红泪。
这样构字，或也能看出题碑者当时的情绪。
此节辨明后，我们便可回归到香冢来。
张盛藻特地把埋葬了自己全部仕途寄托的鹦鹉冢立在香冢侧畔，隐成并峙，我想该不全为了地方熟悉，探访方便（毕竟他很快就要离京，也不打算再回来了）。原因更多或在于，香冢本也是张盛藻出于对家国忧患、忠臣不遇的一点寄托而立——只是斯时他还没有太多地亲身经历官场的倾轧，故而尚有余力风雅罢了。
说到这里，我们且要先回到文本去——其实这段铭文的下字并不艰涩，表意也未加掩映。抛舍掉男女情怨这点无聊的愿心后，在大多对文言语系相对熟悉的人看来，其真实的指向本是呼之欲出的。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曰愁曰劫者，实就音韵用互文，是谓浩劫之下，来日之愁茫茫不尽——这是咸丰一代士人共有的伤感。参看下句短歌明月不难知晓，此愁影的是《短歌行》中“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更明确了是忧国事之言。
佳城即是墓穴，而碧血者，则自指的是“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了。忠臣蒙冤，血能化碧，这是周代以来常见的玉石崇拜：声伯的眼泪可以变成琼瑰，苌弘的骨血自然也可以变为玉石——金庸虽在小说里模糊掉了碧血的真实含义，却还是保留下了一块碧玉、一泓鲜血的搭配。忠成碧，凡为血，如花如叶。碧血同穴，色彩固是光艳，更缘此碧，我们方能从后句的“烟痕”中，找到“蓝田日暖玉生烟”式的弥漫和勾连。
戴叔伦说，“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前”。玉以烟化，虽尽不朽，“一缕烟痕无断绝”，则已是生死以外的望气之说了（“是耶非耶”取自汉武帝为李夫人招魂歌，亦是驾凌死生意），及此有化蝴蝶语，乃知此化蝶绝非后世所谓的“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而是庄生梦蝶，蝶梦庄生的二元世界回环——这也是张盛藻给不遇忠臣的一点慰藉。
如李慈铭日记所言，隶书所撰铭文后尚有行书绝句一首：“飘零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与秾李，不堪重读瘗花铭。"摇曳恍惚，刻意伤春，倒与铭文的忠血化碧，解蜕回环又有不同——“香梦迷离绿满汀”令人想起姜白石的“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来，推至前句“金陵路、莺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便也有了几分家国之意。“瘗花铭”句倒是有些伤春情味，但既言“夭桃与秾李”，则诗人所哀者显然并非一人，倒是恍有几分万艳同悲的冥茫。
倘我们说铭文取法义山，这首小诗则仿佛有几分致敬屈子的意思，几可与谭嗣同《画兰》相参阅读，只是乍看之下觉得尾句小气了些，将前三句的浩荡重愁驱赶到了一场伤春悲秋的眼泪里，包袱抖空，就不免稍觉无味了。
连战的祖父连横二次革命后曾自台来陆，经过锦秋墩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憔悴城南白日昏，踏青又上锦秋墩。三年碧化苌弘血，一夜红啼杜宇魂。从古文人多狡狯，只今士女恸温存。蘼芜欲采还谁赠，手撷寒香拭泪痕。”
半吞半吐，但也已点明了香冢铭文的碧血之指。自“一夜红啼杜宇魂”不难看出，他如我般也找到了铭文里李商隐《锦瑟》的影子，并假“望帝春心托杜鹃”一句的意象更分明地点出了亡国之音，和不如归去之意——究竟民初的家国压力较之清末只有更甚。从“只今士女恸温存"不难看出，连横亦已听过香冢的爱情传说附会，故而看罢碑文后下以“文人多狡狯”之考语，隐有异代解人之自得——在他看来，这碑之所以被后人误认为是爱情见证，原作者也并非没有责任，而甚至可能更有一些主动引导，以为避祸的意思。
香草美人，臣子的忠忱与委屈，终古本便是出于此脉。
咸丰朝时，张盛藻还只是初入官场、久久不能升迁的青年小吏。他在户部农曹任上兢兢业业等待机会的十年间，清朝政府却经历了近世以来最惨痛的折辱。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皇帝西狩而终崩于行宫……对一个心怀家国的士人来说，每一桩都足以令他感受到极强烈的窒息感。
这段时日里，如大多不得志的汉族文人一样，张盛藻镇日在宣南文酒游历，而陶然亭作为郊野公园，便成了他最熟惯的去处。
离京后他有《怀陶然亭》诗：“咫尺城南路，高台俯绿汀。帘粘芳草碧，杯落远山青。选胜招裙屐，怀香认篆铭。孤舟风雨夜，飞梦到江亭。”其中“绿汀”之说，与香冢碑后诗中“香梦迷离绿满汀”可为参看不提，而更值得玩味的倒是“怀香认篆铭”一句。李易安有“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句，篆香本是古时香道常用之法（唐宋人将香料做成篆文形状，点其一端，依香上的篆形印记，烧尽计时为用）。香与篆本有缭绕通相自不必言，而张盛藻在怀念陶然亭的诗中特取“香篆”一说，则颇有暗指碑上篆文所书的“香冢”二字，为其立碑之事“处处志之”，以求后世可“寻向所志”了。
与铁面御史的形象不符，张盛藻其实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对才子佳人类的小说、戏剧都颇有兴趣。他常去琉璃厂书肆淘书，一见所爱便欣然忘食。鲁迅先生就曾收得一本他收藏的《梅花梦》（“同治三年冬十二月廿一日从琉璃厂肆破书摊上购得”），见识了一回这位御史的绮念柔肠。
就因这点对爱欲情愁的痴心，张盛藻无意间在旧书保传一道立一大功——这桩故事则与《红楼梦》相关。
咸丰年间某日，他在琉璃厂见到了养余精舍刊行、王希廉批注的《石头记评赞》，爱不释手。斯时生计窘迫，他实无钱购买，便只好百般求恳，手抄自留（“索从燕市，诧为未见之书；购乏齐金，愿下阿难之拜”）——《石头记》前八十回单文字便有近七十万，况复有王氏那许多夹注，纵使有抄书人帮忙，这也是一件极大的工程。后来，这版《石头记》悉数毁于兵隳，再难找到原刊，而幸得他抄录，三大红批中的王希廉本方才得以继续流传——这实是红楼版本史上的一段大功德。
有人传言他在手抄过程中参与了对《红楼梦》的一部分再创作，但无论是否有添删，张御史是红楼粉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这版由张盛藻手抄而复刊的《石头记评赞》序言中，朋友沈鍠对他曾有“春陔（张盛藻字）侍御嗜古如朐，爱香成癖”的考语，而从“爱香成癖”的断语切入《红楼梦》，再参想香冢和铭文后七绝中的“不堪重读瘗花铭”，我们便不难想起“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的段落了。
《瘗花铭》传为庾信所作，宋时仍有存篇（吴文英有“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句），但及至清时已散失不传。人常谓黛玉葬花，即取意于此说，蔡义江便早曾点出：“《瘗花铭》换一个词就是《葬花吟》”。于是带着《葬花吟》回到香冢我们便不难看到，张盛藻碑上七绝中的“落尽夭桃与秾李”原是取自“不管桃飘与李飞”，而多年后在香冢之侧又加鹦鹉冢，隐隐然也可见“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的映带牵连——倘读者能更想到后句“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落天尽头”，我们便可推揣，立好鹦鹉冢后，他心中便已坚定去意了。
红楼素有晴为黛影的说法，香冢名取自黛玉葬花，但细看来，建构排布中也隐隐有《芙蓉女儿诔》的影子。
依李慈铭的说法，香冢后有屋专祀花神，而“上帝垂旌，花宫待诏，生侪兰蕙，死辖芙蓉”，红楼中唯一一个死封花神的女儿，也正是那个“寿夭多因毁谤生”的忠仆晴雯。而宝玉诔文中更有“仙云既散，芳趾难寻。洲迷聚窟，何来却死之香”句——香冢与汀州，就中原是早有结合。
由此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情冢传说里被多方引用的“茜雲”姑娘。
倘张盛藻确然是为忠臣不遇、家国大劫而起了悼红葬春的心思，方才仿《红楼梦》黛玉葬花、宝玉悼晴般立了香冢，那他又是出于什么想法方要向看守亭屋的老太太编出一位宠姬“茜雲”呢？
带着这种好奇，我顺手比对了红楼梦的几种版本，倒发现了一桩有意思的抄误——在杨藏本中，宝玉身边的大丫鬟“茜雪”便是被写作了“茜雲”的。
这是红楼里一位着墨甚少，却后有大用的人物。在如今通传的红楼梦里，我们只能看到她被李嬷嬷一盏枫露茶牵连，给撵了出去，便再无后话——只茜雪人品口碑都好，及至数十回不见，鸳鸯平儿说体己话还偶尔提起她来。
脂批风行后，读者们倒大半已知道了茜雪后面的故事：贾家树倒，宝玉流落狱神庙中，只茜雪和已嫁的袭人、小红三人前去探慰（“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正文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或还尚有一大段独角正戏，只是散失不见了。
但无论在狱神庙后又发生了什么，有此批注，我们倒足知茜雪是个不计前嫌，以忠报怨的人物了。
我遂猜测，张盛藻因家国之忧立此香冢，或就在他抄录完红楼梦不久。而冢中所瘗，也不外是桃李花瓣（因此掘开后亦无物），只是不丧而冢，本非当例，他又不愿为此对世人明言，便托以《红楼》中一名冷僻却忠心而有后福的丫鬟名目编造了个宠妾的名目，也算是替宝玉给茜雪留了一个交代。
离开北京，张盛藻寄情山水，携子行游，不再理会政事，只“摭拾稗史”，整理旧书，看似十分优容。教育子侄时，他也不再以忠君为首任，只命后辈“读书识字循规矩，培养心田自发生”，鼓励自主思考，不做剪裁约束，倒颇有些现代教育的影子。
又数十年后，张盛藻家的后人张承槱参与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而上海光复后，更被推举为北伐军总司令兼敢死队总司令，虽立场已与祖辈不同，却长出了更硬的骨头。
那些风花雪月的感伤，怀才不遇的愤懑，来日大难的忧惧，已被尽数随着二冢留在了陶然亭畔。
一代代文人赖其以吟赏，生发，猎奇，也有意无意地参与着对其的扭曲和异化，而最初的那个人，便在这样的多维折射里渐渐淡去，终于不辨行迹。
是耶非耶，化为蝴蝶，这，或也是香冢最好的归宿。
附：香冢相关记录：
《骨董琐记》卷七“陶然亭香冢”条云：“无姓名题署，或云悼曲妓茜雲。予读《越缦堂日记》，乃知丹阳张春陔御史盛藻所作。张光绪初，官温州知府。”
张次溪《宣南香冢考》云：“晚清诗人多咏之，时流更立异说，谓某生屡应京兆试不第，愤而绝意仕进，瘗其试稿于此。或云明季侠妓葬此，又谓曲妓蒨云埋骨处。而吾乡马小进，更作《香妃记》，谓是回妃之冢，莫衷一是。近读《越缦堂日记》，乃知实张御史盛藻所筑也。越缦老人亲接其人，所言当可徵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一年辛酉九月初九日云：“诣陶然亭，寺寂亭孤，寺后数武，有邱隆起，上有亭屋，亭前有小坟，坟有碑曰香冢，碑阴有铭及绝句一首，词致凄婉，不具名氏。亭额曰袭光亭。亭后屋祀花神，询之守亭老妪，云此冢为楚中一侍御曰张囗囗者，有宠姬殁，火之而宅其骨于此，并为筑亭盖祠焉。”
又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十六日云：“张御史盛藻，风流自命，尝作香冢于陶然亭后，近以养亲将归，赋古诗八首，求余赠言。”
孙橒《馀墨偶谈》初集卷一“香冢、婴武冢”条：“京师城南陶然亭，……旁有香冢一，婴武冢一，为张春陔给谏所遗。闻寺僧云：香冢系张公诗文、谏草，杂以所收桃李落英，痛哭瘗此。”
庞檗子《抱香簃随笔》云：“京师陶然亭西北，丛芦乱苇中，有土一堆，土人名曰香冢。冢侧立一碑，碑铭凡四十五字，不纪年月日，不署撰者姓名，并不志冢中人也。铭云云。又诗云：‘飘零风雨可怜生，芳草迷离绿满汀。开尽夭桃又秾李，不堪重读瘗花铭。’相传一士人昵歌妓名蒨云者，欲纳之未果，有大腹贾以千金强聘，妓不从，自刎死，士人为瘗之于此。又有谓某生屡试京兆不第，愤而埋其平生所作文，铭词盖自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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