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纷纷买断跑，打工发财涛涛南下潮。一个大年初五的晚上，我站在一个叫春的城市一个叫大春江的桥边，耳边响彻“春天的故事”那现在听起来还激动人心的旋律。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的小半截，喝尽最后一瓶啤酒中的小半瓶，然后将空瓶像扔铁饼一样甩向空中，捡起脚边的两个旅行包，转身消失在浓重鞭炮味的薄暮里，身后河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入水声。
时间回到春节一个月前，我所在的国有中型企业半死不活，濒临破产边缘，2个月没发工资了。衣食父母不管你死活了，农村的生身父母还指着寄点钱回家，更令人伤心的是，屋漏偏遭连夜梧桐细雨，还没有来得及叫出口的泰山岳父母没有机会再叫上了。我把那条夜夜画满地图的床单塞进那只跟了我3年的底部有一点漏一直不舍得扔的水桶，趁四下无人扔进了垃圾堆，怀揣工作三年牙口挤出来的800元钱，在“故乡的云”的伴奏下，辞职回乡过年了。
火车站，人声鼎沸。站台上，人潮汹涌。刚刚过完年的乡人们，腆着滚圆的肚子，穿着羽绒服或棉大衣，更显得拥挤不堪。他们打着荤味的饱嗝儿，提着装满腊肉、鸡鸭鱼、酸菜萝卜干之类的蛇皮袋子，还有装满鸡蛋鸭蛋的那种5L装的油桶（几年后我才弄明白这些蛋是怎么装进去的）。而我只背了揣满我全部家当的两个旅行包，在他们的映衬下，显得特别轻巧，使我不由得健步如飞起来。我忽然想起早上离开家，中午才吃了一碗泡面，晚上又仅喝了2瓶吉安啤酒，这会儿感到肚子空空如也，2个大背包不由得从手上滑落站台。
火车进站了，可是车门没开。不是不开，是压根打不开，过道里、车窗边，挤满了我志同道合、同命相怜的兄弟姐妹。当然了，只是车里挤满了，还不至于挂在车外，不然那就是阿三的兄弟姐妹。那一瞬间（车就停靠几分钟），我急坏了，上不了车怎么办呐。幸好我心地“善良”，到这时还不忘感受车厢内兄弟姐妹们的痛楚，有一位小姐姐（那时可能不这么叫，应该叫靓女），像板鸭一样被挤得贴着在一个车窗上。可能是春节期间吃得太饱，也可能是车厢内全方位弥漫着浓浓的雄性荷尔蒙气味，禁不住翻江倒海呕吐起来。有好事者，打开了车窗，心地善良，不，反应灵敏的我，当仁不让挤到这个车窗外，敏捷地躲过了小姐姐两波飞流直下的饭菜流，果断地将提包依次推进车窗。车里的人拼命往外推，我在窗外又使劲往里顶。那情形，估计导演在物色《董某瑞》主演时，要是让我来演炸碉堡，基本一次就过不用喊cut了。
最后不知是因为那个小姐姐身体实在太虚弱了还是慑于我苦苦相求之后画风大变的言语威胁（时间在流逝，内心很急切），抑或是看在我这张年少俊朗的脸的面子上，让我成功地爬进了车窗，撞向她温润的怀里。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时间去分辨小姐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没有时间去回味小姐姐身上那温润的滋味，只记得我转身“呼啦”一声，将那个年代绿皮车的车窗玻璃狠狠地拉下，把车窗外骂骂咧咧的同乡们一张张狰狞的面孔隔成了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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