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身穿防护服的卡口工作人员出示了核酸检测结果和健康码后，李超驾车通过了岱黄高速府河收费站。他狠踩一脚油门，把武汉甩在身后。
这是3月23日上午。前一天晚上8时许，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符合条件的人员可离开武汉在湖北省内通行。
通知发布4个多小时后，谭晓桂和7名因建设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而滞留武汉的恩施老乡搭乘“点对点”大巴，首先通过了离汉关卡。
3月18日，武汉首次报告新增肺炎确诊病例为0的当天，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明确省内中、低风险地区人员可凭湖北健康码“绿码”、本人身份证和企业返岗通知返回武汉。
停跳两个月后，这座位于中国地图心脏位置的城市，开始有进出的血液涌动。
武汉中百仓储的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货品装上用来运送的公交车。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出城
李超太想回襄阳了，以至于从3月中旬起，他几乎每天都从位于光谷附近的家出发，驾车40分钟前往最近的高速路口。他通常把车停在距离卡口100米左右的地方，摇下车窗，拉低口罩，点上一支烟，望向那几条冷清得有些不真实的通道。
30岁出头的李超是一家劳务公司的包工头，常年在襄阳接项目。往常3月，正是他带着工人大干特干的时候。
能够不在家憋着，每天出门去高速路口看看，缘于李超带人参与了火神山、雷神山两所医院的建设。因为工程需要，总承包单位给李超出具了进出小区的工作证明，还帮他办理了疫情期间武汉市中心城区机动车通行证。
2月20日，雷神山医院全部病区启用，施工队的活算是正式做完。两天后，武汉推出健康码，李超第一时间注册，“打卡的事一天都没落下。”
去年下半年，汉十高铁通车后，他在襄阳东津新区接了个大项目。“现在那个项目已经陆续复工，都是临时在当地招人干活。”李超担心，再这样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大项目就不是自己的了。
湖北是劳务输出大省，出省务工人员常年保持在600万人左右。以武汉为例，2019年，武汉市人社局发布的《关于做好2019-2020年度武汉户籍外出务工农民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通知》中提及，该市完成了7个参保区近130万名参保人员登记统计和审核工作。
直到3月23日，包含在这一数字中的绝大多数人还封闭在家中。
看到同处一个隔离点的谭晓桂连夜离开，刘旺生又羡慕又着急。按照最新发布的通知，要到4月8日，刘旺生和5个河南老乡才能回家。
大年三十那天，武汉兴建火神山医院的消息传来，架子工刘旺生跟着施工队从河南赶到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建设，定点医院改造，方舱医院、隔离点建设……在武汉的一个月里，刘旺生每天睁眼就是干活，一直干到晚上闭眼睡觉。
最后，所有工程都结束了，刘旺生自己住进了隔离点。本以为14天后就能返回河南等待外出务工的机会，但直到他隔离结束，武汉仍是新冠疫情高风险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像刘旺生这样被困在武汉的外省建筑工人有近百人。工程总承包单位承诺提供免费食宿直到封城结束，可这并不能让刘旺生安心。隔离那天起，这些务工人员就没了收入。谭晓桂的孩子生病住院，到离开前几天，他打到医院账上的工钱只剩两位数。刘旺生也要养家，他不知道等到离鄂通道开放时，外面还有没有岗位留给自己。
3月17日，陕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在回程的车上拍摄武汉的日出。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生死
同样不能复工，蔡娟和丈夫却不着急。这个3月，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一家5口，主要活动是熟悉他们的新家。
截至3月23日，武汉累计治愈新冠肺炎患者43214例，累计死亡2524例。前后数字间，隔着的是阴阳两界。
春节前，来自湖北黄梅的蔡娟一家搬进了武汉的新房，并准备在那里过年。
突如其来的高烧毁了他们的计划。1月23日，丈夫张建雄体温38℃；1月25日，小儿子兵兵烧到38.9℃。当天，蔡娟开车拉着一家人去了医院，CT结果显示，丈夫肺部感染最严重，两个儿子肺部均有异常，女儿婷婷无异样。“那天我根本顾不上给自己挂号拍片。”蔡娟事后回忆。
此时，在汉口区一间宾馆里，38岁的吴骞还在等待医院收治。
1月16日中午，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吴骞接到任务，护送一名独自来武汉的失聪男孩返回广州。对吴骞来说，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仅花了十多分钟，他和同事就到了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1公里的汉口火车站。
正值春运，车站里人潮涌动，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吴骞也不例外。
4个多小时后，吴骞在广州南站见到了早已等候的男孩父亲。由于当天前往武汉的车票售罄，吴骞联系了当地的救助管理站，买了晚上10点半的站票返程。在餐车里，吴骞把位置让给同事，自己坐在车厢连接处的地板上吃了碗泡面。
两天后，钟南山院士同样手持站票从广州前往武汉。那时，吴骞已经开始发烧。
1月20日，吴骞的CT结果显示肺部有毛玻璃状白影，医生告诉他是病毒性肺炎，但无法确定是什么病毒。当晚，钟南山院士首次对外公布新冠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
拿到家人的CT检查结果那天，蔡娟第一次接到了她家所在社区的电话，“我很奇怪，一个陌生人为什么要问我那么多问题？”她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这个陌生人和他所代表的组织将是她最大的依靠。
一场疫情，让许多武汉人第一次与社区有了紧密的联系。给蔡娟打电话的是东西湖区新沟镇街荷花社区书记夏光。1月27日，张建雄经社区安排住进医院；1月28日，兵兵确诊，夏光又设法让蔡娟陪着小儿子住进了儿童医院。
同日，在“疑似患者”名单中徘徊了一个星期后，吴骞终于住进了汉口医院，那时他已是重症患者。
吴骞的妻子张小璐数不清自己给所在社区打了多少电话，她想要通过社区上报病例让吴骞得到住院治疗的机会。吴骞自己先后去了从社区到三甲数家医院，得到的回复统统是“没有床位”。按照当时武汉市的政策，只有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患者，才能去社区登记等待入院。可那时候，试剂盒不够，大多都给了收治入院的病人。吴骞夫妻俩陷入了死循环，住不了院就无法确诊，无法确诊就不能住院。
吴骞在宾馆自我隔离后，直属领导刘勇一直与他保持微信联系。随着吴骞病情加重，刘勇能明显感觉到屏幕那边传来的悲观情绪。1月26日，吴骞对刘勇说，“现在只能熬着，熬到不行了才可能有医院收。”就在那一天，吴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刘勇说：“希望站里能救救我。”
当时的武汉，即便是医院的重症医学科主任也难以为认识的人腾出一个空床位。
兵兵住院后，蔡娟也开始发烧，可坏消息还在不断传来。1月29日，张建雄因缺氧陷入昏迷。在家里，食物只够强强和婷婷再维持一两天，而且强强不久前做了心脏手术，术后药物也快吃完了……
“所有财产都由我哥哥处置。”收到蔡娟这句像遗言一样的微信，夏光着急了。“家里的一切都等你回来处理。”他拨通蔡娟的电话，承诺派网格员把强强和婷婷接到密切接触者隔离点照顾，并尽力为张建雄争取转院的机会。
蔡娟没有信心，她以为，一家5口最多能剩下两个人。为了鼓励她，夏光一有空就给她打电话，有一天从早上7点到深夜，两人通话近20次。蔡娟觉得那时候自己的生命，都是靠手机撑着。
吴骞没能等来奇迹。似乎是有预感，2月10日一早，他把手头的积蓄转给张小璐，并要求跟全家人视频。当时已经23天没见过他的7岁大女儿对着屏幕就哭起来，边哭边问：“爸爸你怎么躺下了？”
吴骞已不能说话，几个小时后，他停止了心跳。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还留着去世26天前他和那位失聪男孩及其家人的合影。下面一条，是他刚发烧时写下的一句话，“做了好事要有运啊。”
2月10日，10岁的兵兵第一个痊愈。此时确诊为轻症的蔡娟还在住院，夏光就把兵兵接到东西湖区治愈者隔离点，嘱咐工作人员仔细照顾。头两晚兵兵害怕得睡不着，夏光专门给他配了部手机，“有事情就打给叔叔。”
2月22日，张建雄治愈回家，一度分隔在4处的一家人终于团聚。
3月23日，在广东第14批援鄂医疗队前往机场的路上，武汉居民在家向医疗队员挥手致敬。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日常
蔡娟一家，只是武汉7102个小区中的一户。从城市封闭到小区封闭，武汉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社区要管的事情越来越多。住院登记，“四类人员”排查，生活物资采购、分发，药品购买……3月19日后，湖北省内人员的返汉申请和审批也要经过武汉居住地社区。
“能坚持到现在的都是真英雄。”江强是江岸区百步亭社区的工作人员，疫情暴发初期，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所在居委会还是一片混乱。很快，有的社区工作者累倒了，有的感染了，还有的辞职了。江强说，他特别能理解辞职的人，“刚开始所有防护物资就是一个口罩，要上门排查，还要安排疑似和确诊患者就医，谁不怕？”
2月18日起，武汉各区大型超市陆续暂停对个人开放，由各社区统一安排采购。3天后第一次分配物资，江汉区民意街多闻社区书记田霖就被居民给骂了，“买的东西不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的都没买，要你们来做什么？”在同属汉江区北湖街德望社区，民警王盈至今还记得，正月初五那天她出警，是因为一位陈姓住户手拿一根大木棒，见到社区工作人员就追着打，边追还边喊：“给我爸爸安排床位！”
等到2月初第一批方舱医院建起来，社区还要负责劝轻症患者去住院。有些人怕交叉感染，有些人嫌条件没有医院好。很多时候，江强要花两三个小时才能劝动一家人。
2月15日，武汉降下大雪，汉阳区龙阳街芳草社区工作人员和下沉干部在风雪中守着各个卡口。先是有人打了办公室的电话，接着又有许多人在微信群里留言，“他们说外面太冷了，让我们找个地方避风。还让我们放心，说他们绝不出门。”芳草社区书记、主任杜云说，那是疫情发生以来她觉得最温暖的一天。
带领22个工作人员负责近2000户居民的生活，田霖的嗓子早就哑了。他习惯了把所有的要求和指责照单全收，“好的好的”是他这两个月说得最多的4个字。一天，他正在分发新到的物资，一位不认识的居民对他说:“你们从过年忙到现在，真的辛苦了，谢谢！”田霖愣了几秒，眼泪不听使唤地掉了下来。
“好的好的”也是高文鹏最近最常在手机里输入的4个字，一般来说，后面还会跟一句，“尽量找”。商超暂停对个人开放后，除了社区统一采购，各个团购群成了武汉人买菜买肉甚至买生活品的重要途经。团购群的团长有小型超市老板、小区快递接收点经营者，有的纯粹就是志愿者。
高文鹏在江岸区的同安家园小区附近经营一个生鲜店面。疫情发生后，不能开门营业，他就用店铺的名字开了个“同安家园樱草团”，既卖自己店里的东西，也去大超市帮居民采购。
距离高文鹏最近的采购点是一家家乐福超市，为了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去超市时他都举着手机开直播。团友临时看到需要的东西，说一声，高文鹏就一起买下来。
团购群里，有人记账，有人统计需求，还有人安排发货。每次采购物品送到了，高文鹏都要求团友接到电话后再下楼取货。他怕大家一窝蜂挤过来，增加感染风险。
即便如此，武汉人的生活依然很不容易。有人在朋友圈晒出有鱼有肉的四菜一汤，说这是参加了6个团购群，等了4天才凑够的食材，成本是疫情发生前一家人3天的花销。有人在团购群里发誓，疫情结束后一年内不吃萝卜、土豆和大白菜——那是封城后能买到的最主要的3种蔬菜。还有的独居老人，不会参团不会手机支付，社区工作人员每次买来什么，就只能吃什么。
团长不是容易的差事。各个商超规矩不一样，成团标准不一样，供货渠道和货品也不一样。不同团购群的居民会在网上比较，谁家的肉新鲜一些，谁家的菜丰富一些，“要是比输了，团长就会被埋怨。”高文鹏说，整块整块供应的冻肉和冻排骨，实际斤两往往会比预定的多一些，每次他都是自己贴差价。遇到超市里有多个团友曾提到想买的东西，来不及统计，他就先垫钱买下来，回头再转售出去。
高文鹏说，这种时候根本想不到赚钱，但如果某天团友在群里夸他了，哪怕是倒贴了钱，他也高兴。
武汉市江岸区花桥社区志愿者蒋晨一（左）和下沉社区的干部谢文先来到一名独居老人家为其送菜。新华社记者
谢幕
问了多家网店，都暂停往湖北发货，昌金星有些苦恼。他想在网上定制小徽章送给自己在方舱医院的战友，可直到援鄂医疗队离开，这个愿望也没实现。
3月9日晚，轮到昌金星在武昌方舱医院值夜班。这是这间最早启用的方舱医院的最后一个夜晚。他负责的C病区只有24位病人，整个方舱共有49位病人。“一走进去，觉得空荡荡的。”
2月5日下午，昌金星第一次走进方舱医院，同样是空荡荡的。那天早上，90后心血管外科医生昌金星接到电话，由他担任领队，率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25名医护人员进驻武昌方舱医院。当天夜里，3个小时内方舱里来了120个病人。昌金星说他从没见过那种场面。
开舱前3天，所有医护人员基本都没睡过觉。他们要随时准备进舱，还要在一团乱麻中制定治疗方案和入院、出院的标准。
一位被社区送来的患者进舱当天就摔桌子、砸椅子，情绪非常激动。还有一位患者直到康复时才告诉医生，一开始她不愿意来方舱，既出于对方舱条件的不信任，还出于当时外界对方舱的议论，“当我跟着身穿防护服的社区工作者离开家时，我都能感觉到邻居们既恐惧又同情的眼神射在我背上。”
事实证明，收治了1.2万名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因为切断传染源、缓解定点医院救治压力，对武汉战“疫”局势的扭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患者在病友群里说，2月初他去医院做核酸检测，排队就花了7个小时；最近，他结束了出舱后的14天隔离，再去做核酸检测，整个过程只用了30分钟。
3月9日，那位发脾气的患者出舱了。离开前，他在微信群里给所有人发了长长的感谢信，还专门给昌金星打了个电话。
3月12日起，武汉开始分4批腾出定点医院，满足非新冠肺炎患者日常就医需求。截至3月22日12时，该市已有50家医院开始收治普通患者。
60天前，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门诊大厅曾被挤得水泄不通。如今，即便已恢复普通门诊一个多星期，前来就诊的患者数量还是数得过来。从进入医院到进入诊室，一共需要量3次体温。无论是挂号还是取药，人与人之间都主动保持着1.5米以上的距离。
因为疫情，许多武汉人掌握了网上看病的新技能。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开设了在线全门诊，市民挂号成功后就能在线视频问诊，并按电子处方通过社区购买药物。
武昌方舱医院的最后一个夜班，病人不停地和医生说话、合影，昌金星觉得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医患关系最融洽的35天。
他也和自己的搭档合了影，当然是隔着厚厚的防护服。在武昌方舱医院，上海、湖南、辽宁等地前来支援的医疗队被称为“国家队”，湖北省6家医院叫“地方队”。短暂磨合后，“国家队”主导、“地方队”实施的模式顺利运转起来。
昌金星常常和华山医院的医生一起查房，一起筛查病人，一起讨论用药。遗憾的是直到休舱，昌金星都不知道那几个医生长什么样子，“如果以后摘掉口罩，我们只能靠声音来相认。”
3月10日，在武昌方舱医院，医护人员送走痊愈患者后在座椅上小憩。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回家
3月18日，今年首趟从湖北发出的就业专列抵达浙江绍兴，车内有530余名恩施籍务工人员。3月19日，湖北荆州开行2趟前往广东的返岗专列。
以此为标志，凝固两个月的湖北省有了解冻的迹象。
3月22日，武汉市公布了第六批无疫情小区，至此，该市无疫情小区已经接近9成。同时发布的消息还有，无疫情小区居民可以分批下楼活动，附近商超有序开放。
3月21日，杜云所在的龙阳街芳草社区分4个时段安排居民下楼活动。杜云统计了，差不多有150人选择下楼。“一开始，大家都有点懵，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后来，有人在环形道路散步，也有人打起了乒乓球。
按规定，无疫情小区每户每天可有一人外出采购，但各个团购群依然忙碌。有小学生在学校的征文中写道，“妈妈当了团长，爸爸也受她‘雇佣’，白天他们忙着送货，到了夜里，我一觉醒来，还看到他们在统计数据制作表格。”
高文鹏继续坚持逐一打电话通知团友取货。毕竟，湖北省3月22日发布的市县疫情风险等级评估中，武汉市城区仍是高风险。“大家再坚持一下，能不出门就别出来。”
3月17日，根据国家卫健委安排，首批医疗队从湖北返程，其中就包括支援武昌方舱医院的“国家队”。分别时，昌金星他们与战友们约定，等到来年，再请他们来武汉看樱花，吃热干面和小龙虾。
到3月20日，已有1.2万名援鄂医务人员撤离。昌金星他们正在隔离休整，“虽然说好与方舱再也不见，但要做好随时再冲上去的准备。”在各重症定点收治医院，留守着国家医疗救治专家组和高水平的重症救治团队。还有近1800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在与死神拼命。
3月23日，武汉封城整整两个月。连续5天零增长后，该市出现了1例确诊病例。张小璐每天数着这个数字。吴骞没有告别仪式，骨灰暂时寄存在殡仪馆，去世一个月后，这个生前以送人回家为职业的年轻人还没能回家。
张小璐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武汉能在清明节前解除封城，“我要接他回家。”（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超、刘旺生、江强为化名）（工人日报记者 张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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