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是產學研鏈條中關鍵的一環，是高質量發展技術與人才的重要儲備基地。《中國經濟大講堂》特別策劃春節系列節目“奮鬥在科技前沿”，邀請全國多所重點高校校長走進大講堂，向觀眾講述他們從事科學研究的不凡經歷，分享自己奮鬥在科研一線的寶貴經驗，展現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信心與進展，激發廣大青年投身科學研究的熱情、勇於創新的科學精神！而打贏當前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正需要借鑑這些寶貴經驗和科學精神。今天跟大家分享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校長吳普特、東北大學校長趙繼、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校長楊宗凱的精彩演講內容。

黃土高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居住人口超過1億人，長期以來乾旱缺水、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的脆弱，導致農作物不易生長，農民辛苦勞作，收成卻很少，生活長期處於低下水平，如何解決這一困擾黃土高原區域發展的問題，成為了一道世界性難題。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幾代人不懈的努力，如今黃土高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部分山變綠了，黃河水也逐漸變清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那麼究竟是什麼力量讓黃土高原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黃土高原究竟能不能變成農民的“金山銀山”？《中國經濟大講堂》特別策劃“奮鬥在科技前沿”專題系列,特別邀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校長吳普特帶來深度解讀。

吳普特是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我國農業水土工程領域主要學術帶頭人，擔任旱區作物高效用水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他研發出多項農業水土資源高效利用關鍵技術與產品，分獲國家科技進步獎、國家技術發明獎等獎項。他以及學校科研人員的多項科技成果，廣泛應用於黃土高原綜合治理與農業生產，他們的科技成果轉化讓農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科研人員的科技成果該怎樣轉化才能惠及農民，造福一方呢？吳普特校長為我們帶來了一系列生動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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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土高原上的致富夢怎樣成真？

在黃土高原大體變綠、黃河水基本變清的同時，能否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靠什麼？怎麼做的呢？

首先我們的科學家針對黃土高原的自然條件優選出適合於黃土高原生產的作物，比如說玉米、土豆、小雜糧，再通過品種的改良、栽培技術的提高、節水灌溉的技術、水土保持的技術等等來解決這個地區吃飯問題。

這是一個陝單636的玉米品種，它是陝西省第一個審定的機械化收穫的品種，就是從耕種到收穫直接收成籽粒全程機械化。畝產達到多少呢？在黃土高原地區，在陝西的榆林達到畝產1000公斤。全國現在玉米的平均畝產大概多少？400公斤。畝產提高靠的是什麼？靠的是科技。

還有黃土高原也成為了我們國家馬鈴薯的重要生產基地，它的面積佔到全國的45%；小雜糧也是全國重要的生產基地，它的面積佔到全國小雜糧面積的50%，它的平均產量比全國的平均產量還高20%到30%。可能我們經常吃到的土豆就來自黃土高原，也可能我們吃到的莜麵、喝到的小米粥也就來源於黃土高原，這就是通過科技有效地解決了黃土高原農業增產的問題。

解決了吃飯的問題，農民的增收的問題如何解決呢？

新中國成立初期，外國專家給我們建議，陝西的秦嶺北麓是蘋果的適宜生長地。經過多少年的實踐，秦嶺北麓農民把好多蘋果樹都被挖掉了，為什麼？因為實際上它不是蘋果的適宜生長區，它是獼猴桃的適宜生長區，這是我們學校科學家研究的結果。那麼蘋果的適宜生長區在哪兒呢？在黃土高原。

1957年，我們學校就培養出了第一個我們國傢俱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秦冠蘋果品種。我們學校培養的一些品種包括：瑞陽、瑞雪、秦脆、秦蜜，還有延安紅。正是有這一批科學家的引領才使得黃土高原成為目前全球公認的、面積最大的、產量最高的、世界級的蘋果產業。那麼這樣一個生動的案例可以證明：在生態如此脆弱、如此乾旱缺水、水土流失嚴重的地區，當黃土高原變綠以後也可以產生世界級的大產業！

那是不是黃土高原都適合於種蘋果呢？我再講一個紅棗的故事。常言道“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米脂是出美女的地方，在陝北米脂縣銀州鎮孟岔村，這個地區的人民也非常聰明。當國家實施退耕還林政策以後，農民自發地不願意種生態林，他們種棗樹。因為生態條件相對惡劣，他們想著不如種經濟林，還能收“三核桃兩棗”的，總得有收成。剛開始他們種的是那種喬木的棗樹，樹高是五米到七米，一畝地也就能種三十棵到五十棵。我們學校的科學家們幫助它矮化密植，變成樹高兩米左右，樹冠兩米左右，株行距3米×2米。這樣的話一畝地就可以種111株的棗樹，就這項技術使它的鮮棗的產量從過去的畝產150公斤到200公斤，變成畝產300公斤到400公斤，產量翻了一番。

農民是很聰明的，他們把溝道里邊的水打到山上去，他覺得灌溉也許能使紅棗增產。我們的課題組就告訴他我們可以搞滴灌，甚至再加上一些微噴，可以溼潤小氣候，讓它增產。但是農民一看到滴灌技術，他說你那個“黑管管出水水，還不如後生尿尿”呢。尿尿還是連成線的，你這還是一滴滴的，他就懷疑這滴灌能起作用嗎？我就讓我們那個學生待在那兒，看看農民們灌了幾次，結果他那一年灌了兩次，我們裝了個水錶，農民灌了多少立方水？169立方米的水。

我們和農民商量，我們能不能給你做滴灌，如果畝產低於1000公斤產量的話，我們就賠償，這樣農民就接受了這項技術。結果我們設計的灌溉制度灌三次，乾旱年份，最乾旱的年份灌六次，每次是8.8立方米的水。算下來，即便是灌六次水，也才用了五十多立方米的水，減少了用水量。而產量還增加了，增加得很高，鮮棗畝產量達到了1320公斤！這一項技術使得當地的農民在節約水資源的前提下沒有降低收入，甚至還增加收入，靠的是什麼？靠的還是科技。

有糧吃了，有水果吃了，還得吃肉，黃土高原能不能產肉呢？

大家看到這是當地的一個品種——秦川牛，這個牛是耕地的。農業實現了機械化，當用拖拉機耕地的時候牛去幹什麼呢？它的價值在哪兒體現呢？我們的教授、科學家不知道失敗了多少次，終於成功地將役用牛改為肉用牛。結果是什麼呢？不管是公牛還是母牛，它的重量都增加了150公斤以上，這150公斤牛肉算算增收了多少錢？這個牛肉也可以像三文魚那樣吃，把牛肉切片蘸著料生吃，這足以證明它的肉是鮮美的。還有奶山羊的問題，它的出欄率也在大大地提高，包括我們學校研發的、引進的、培育的、改良的莎能奶山羊，也成為黃土高原現在重要的產業之一。

他們的致富法寶是什麼？

可能大家會問一個問題，你這些成果是怎麼轉化的？我們學校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探索了一個新的模式，叫“政府推動下的以大學為依託、以基層農技力量為骨幹”的新型農業科技推廣模式，就是通過在主導產業區建立試驗示範站的方式，做給農民看，讓農民相信，然後教給農民學，幫著農民幹，最終再大面積推廣。我們的試驗示範站不僅建在陝西、西北、全國，現在還在中亞也建立了四個試驗示範站，把我們的技術也在向中亞地區推廣，助推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

那到底是怎麼做的呢？我想讓大家看看在樹上站著的這個人，他是令人尊敬的教授，他在修剪蘋果的樹枝，底下站的是農業技術人員。我們的技術就是這樣傳到田間地頭的。

我們再看一張照片，站在那講課的是我們黃土高原的農民，坐在下面聽講都是大科學家或者是專家學者，在什麼地方呢？在美國哈佛大學，在一個國際農業農村技術的一個研討交流會上，我們的中國農民登上了哈佛大學講臺，去作技術交流，傳授我們中國的種蘋果的技術，傳授他致富的經驗，我覺得這是我們中國農民的光榮，是我們中國農民的驕傲！

他不僅學會了這樣的技術，還在組織更多的農民，成立合作社來推廣這樣的一個技術，發家致富，推動我們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建設。那農民到底富了沒有？我們看看曹謝虎的家，2000年他的家庭年收入是8000元，就是這樣一種場景，舊門、 土牆。2010年經過10年的努力，他的家庭年收入達到了48000元，增加了40000元。2019年也就是今年，他的家庭年收入達到了50萬元。

這張圖表明瞭黃土高原自從1950年到現在它主要的指標的變化，生態和經濟指標的變化，當黃土高原變綠了以後，它的糧食自給率在（上世紀）50年代不到60%，現在達到了多少呢？大約是120%，也就是說除了自給以外還略有盈餘。人均的國內生產總值，特別是退耕還林工程實施以後增長的速度特別快。還有泥沙，大家看到黃河變清了，那麼它到底泥沙，現在減少到多少呢？你看三億噸以下，甚至個別年份兩億噸以下，甚至一億噸左右。這就充分證明了總書記的論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蒸汽機的發明孕育出汽車、火車等現代交通工具，電磁波理論催生出海量技術與產品，廣泛應用於通信、醫療、食品加工等領域，微電子技術則將人類帶入了全新的信息時代……科技成果只有走出實驗室，進入工廠，走向市場，才能真正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經濟發展，造福百姓生活。然而，現實中卻常遇到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的窘境，也因此被冠以一個無奈的稱號——科技成果轉化“死亡之谷”。怎樣積極喚醒那些沉睡的科技資源？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該如何協同接力？資本與科技成果怎樣有效對接？《中國經濟大講堂》特別策劃“奮鬥在科技前沿”專題，特邀東北大學校長趙繼為您深度解讀。

趙繼是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機械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是“變革性技術關鍵科學問題”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的首席專家，長期從事智能精密製造的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在大學管理、工程教育、科技創新和技術轉移等方面具有豐富的研究和經驗。

究竟在跨越科技成果轉化的“死亡之谷”， 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率方面，大學該如何發揮作用？趙繼校長對這一問題有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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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死亡之谷”，他們是怎麼成功的？

如何跨越“死亡之谷”，我覺得首先有一個關鍵道路，就要堅持走產學研用融通創新之路。

當年我還在做研究生的時候經常到中關村出差。大家知道，中關村的科技發展起來有很多因素，有國家政策的支持，有改革開放的因素，還有政府的支持。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有北大、清華這樣一批高水平大學的存在，以及他們大量的研究者、教師、學生把自己的技術成果不斷地往外孵化，成就了今天的中關村。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你可以把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中關村和今天作個對比，就會非常有感慨。你會看到每一步的變化、每十年的發展都歷歷在目，能看到我們國家在創新路上的變化。

國際上也如此。有一個類似我們國家中關村、在創新上做得非常好的大的園區，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附近，這個地方稱為128號公路，這裡誕生了很多耳熟能詳的技術，孵化了很多在今天仍然發展很好的世界級著名企業。還有硅谷，這個區域裡有斯坦福大學、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一批學校，也同樣是創新技術轉移、成果轉化、成果孵化創建了這個園區。它的產值和效益在全世界都處於引領的地位。因此，

大學的研究，也包括科研院所科技創新，我們通常把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面向學術前沿，探索無人區。第二個層次，是面向重大需求，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第三個層次是面向主戰場，解決人們美好生活的問題。面向市場，滿足多元化的需求。

首先，大家知道有些研究非常具有前瞻性，在一定時間內不一定能馬上轉化為可用的產品或者商品，或者有一些可能永遠也不能轉化，比如說我們對暗物質、黑洞，對生命起源的認識。研究這些東西有什麼用？也有一些在當下我們看不到更好的前景，但是在未來有廣闊的市場的東西。這個例子特別多，像電流、電磁場、X光的發現。在當時大家能想到電磁場的發現今天能應用到手機嗎？X光的發現，能想到今天的CT（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已經做到256層，甚至更高嗎？還能用於人類的健康診斷嗎？我相信，當時未必都能看得清楚。因此有一些在學術前沿上的重大的探索，儘管當前不能明確看到應用的效果，或者直接的前景，但是它有潛在的前景和解決科學認知的問題。我覺得這些研究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在探索研究無人區，所以作這些研究的科學家是非常偉大的，有的時候確實十年磨一劍，二十年磨一劍，甚至一生就磨一劍。作為一個研究者、一個大學的老師，我對他們充滿了敬仰和敬意。

第二個層面，要面向重大需求。比如說大飛機、國防安全、高鐵、新能源汽車、5G、新一代藥物等等，來凝練我們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轉化到整個生產技術、創新鏈條，通過產學研用合作把它打通，把我們的目標最後實現。

第三個層次，就是面向市場，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求，包括對美好生活的需求。這個技術特別多，比如汽車的發展、手機的發展、化妝品的發展，日用品當中的一些新的發明和創造不斷地改善我們生活。這些研發人員的工作也是有益的，是很了不起的。那麼在研究當中，還有一個保障特別重要，就是如何創新科研的體制和機制問題。像天使基金、風投基金，比如說我投十個項目，我不求每個都成功，其中能成功兩個，甚至成功一個，我就能實現良性循環，所以它的基金專門就幹這個事情。在科技比較發達的國家，這套機制相對比較完善一些。在我們國家的一些市場經濟先走一步的城市，特別是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現在這方面做得也蠻好的。

接下來，在我們整個社會上，如何使資本和科技的對接結合好，這是科技成果轉化的一個保障性、關鍵性的問題。我打一個比方：科技成果就相當於美女，資本就相當於帥哥。在這個邏輯上，要想這個成果落地的話，它的邏輯是帥哥追美女。怎麼追最好呢？我暢想的最佳狀態是能夠一見鍾情。這技術一看挺好，那我就盯上你了，一拍即合，也可能十拍即合，這是效率比較高的一種配置。或者日久生情，就是我要觀察一段，現在我還吃不準，我要跟蹤一段時間，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和機制。如果還是困難，那我建議是不是打造一個平臺，有一種“紅娘機制”，通過提供平臺，介紹大家談一談、處一處，看看能轉化還是不能轉化。我想這個機制特別重要。另外一個機制，就是能夠使一些重點的戰略研究方向將來能夠通過企業、政府和學校共同建設共性技術研發中心或者產業技術研究院這樣的一些平臺，來突破那些關鍵共性的技術壁壘。為什麼談共性呢？因為不是共性的專有技術的話，一般來說企業還有一種自我保護或者其它方面的一些考慮。因此，對於這種公共平臺來說，研究共性技術，這種產業技術研究院可能更適合，這是我的看法。

跨越“死亡之谷”，大學責任重大。

我的老師們、同學們、校友們經常問我怎麼看待大學排行？

各位可能知道，我們國家現在大學生的毛入學率已經接近50%了。接近50%是什麼概念？就是達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門檻。高等教育普及化門檻的國際上的通行規律和特徵是什麼呢？是多樣化，高等院校多樣化的卓越才能滿足多樣化的需求。比如說在德國、法國，有些家長不一定把孩子非要送到那些研究型的綜合性大學，他也可能送到一些工程師的專門學校。出來之後薪水很高，很好就業，它的工程師質量很受社會的認可，這難道不是高質量嗎？

我這裡再舉了幾個例子，像斯坦福、威斯康星大學，以社會服務發展見長的大學都是優秀大學。同理，我們新發展起來的英國華威大學，1965年建校，產學研合作做得非常好，社會上也非常認可。德國的亞琛工業大學，在工業創新上、在技術的尖端前沿領域上做得非常卓越，也是好大學。卡耐基·梅隆大學，原來以鋼鐵學科專業見長，地區以生產鋼材為主要的支柱產業，在匹茲堡這樣一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所大學，如今它通過問題導向，學科交叉轉型發展，現在它在信息領域已經辦得非常出色，包括它的戲劇、管理方面的學科也很有優勢。

因此，我覺得中國的大學既要對標國際標準，學習他人的先進經驗，更要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辦出自己的特色。

一個好的大學應當是有優勢、有特色，學科交叉，相互支撐，協調發展。特別是把理論成果應用化，做到“頂天立地”，然後服務國家戰略，解決若干重大工程需求和在工業化生產當中的一些關鍵技術難題問題。

比如我所在的學校，它就是以技術創新、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見長。在共和國建設時期曾經研製了第一臺電子管模擬計算機、第一臺國產CT（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第一塊超級鋼，也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大學科技園。特別是在近年來，學校通過深化改革，構建加速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機制，著力強化特色，推動產學研用融通創新。

面向未來自己的願景和目標，我們自己感到還有很長路要走。那唯有綿綿用力，久久為功，不斷探索和前進，才能最終實現自己目標。

上世紀90年代以後出生的孩子，被稱為“數字原住民”，各種電子產品和信息技術伴隨著他們的成長，他們喜歡新鮮、豐富、碎片化的信息，更願意通過互聯網、電子產品等渠道學習和社交；他們思維活躍、更新快速，在知識結構、接受能力等多方面已是今非昔比。面對數字一代，傳統教育模式遇到了全新課題——如何填平老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數字鴻溝？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與供給之間存在著矛盾，人才的培養與社會需求不相適應，步步緊逼的科技創新，讓能力培養成為重中之重，新時代新目標對教育提出了新任務新課題。

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5G、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信息技術不斷滲透，智慧教室、精準教育、合作式學習、探究式學習等各種教育新樣態、新模式持續湧現，我們如何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激發課堂活力，展現教學魅力？未來的教育該如何傳授知識、培養創新能力？《中國經濟大講堂》特別策劃“奮鬥在科技前沿” 專題系列，特邀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校長楊宗凱帶來權威解讀。

楊宗凱是國家數字化學習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全國首批“智慧教育示範區”創建項目專家組組長。他參與了多項國家教育信息化重大規劃的起草工作，積極推進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探索實踐教育教學改革與創新。

接下來，楊宗凱校長就帶您看看，未來的教育可能是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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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教學，優質資源大家共享。

未來的教育生態，首先是要建立連接、開放、共享的泛在教育。

共享的教育就是優質資源的共享。在基礎教育方面，我們進行了“一師一優課、一課一名師”的活動，幾年時間就聚集了幾萬堂課的優質資源。另外，過去傳統的紙質教材正在被數字化，叫智能教材，都是可以互動的。

再一個是結合5G和AR、VR的技術，我們不僅把圖像傳過去，還可以把人，把真實的人傳過去。我們前一段做了一個實驗，首次利用5G，把遠在福州的特級教師的三維全息教學影像傳到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中，給學生們身臨其境地進行教學。當地的老師主要進行輔導和答疑，遠端的教師進行講課，效果非常好，改變了以往“一塊屏”的教育模式。所以5G的發展對我們未來的教育，提供了非常強有力的技術支持。

精準教育，真正實現因材施教。

第二個教育形態的變化就是數據驅動的精準教育。我們強調的是對學生的心理和他的學習的狀態進行有效的診斷，發現問題實施針對性的教學策略，這叫做精準教育。怎麼來給不同的學習者，包括教師，實施不同的教學策略、不同的教學服務呢？最重要的就是數據驅動，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可以提供對學生心理和學習學業的診斷。

以前，我們一個學生整個數據的記錄只有10K字節。我們現在一個課堂、一個學生可能就要50兆的數據，而且是進行過濾處理以後留下的有效數據。10K的數據能夠精準地描述一個學生嗎？是很難的，所以我們要進行數據的過程性地採集、評價，進而完成對學業的診斷。在這個方面已經有一些很好的應用和案例，比如說普渡大學的課程信號燈計劃，學生整個的學習數據是過程採集的，它可以分析這個學生的知識背景，以及學這門課有什麼困難。如果你還缺很多的線下知識，那你就不要學這門課，你再去學別的課，它就會給你提示。另外就在學的過程中，通過分析給你亮黃燈、亮紅燈，不讓你到最後去掛科。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給學生提供這種反饋的服務，來指導學生。通過信號燈計劃，使學生的課程通過率提高將近20%以上。

翻轉課堂，上課時間不再“講課”。

21世紀怎麼來構建以能力為主的翻轉教育？

未來的人才要具備6C的能力，這些6個方面的能力都是C開頭的。就包括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協作溝通的能力、合作的能力、創新的意識和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以及跨界融合的能力，特別是計算的思維能力。

我們現在這個課堂的這種教學方法大家說能夠看作是培養嗎？同學們排排坐，都聽老師在講，以老師為中心，老師把知識咀嚼了以後，再一點一點地餵給孩子，生怕學生們聽不懂，我們必須要對教學的組織方式和教學流程進行重組和再造。2007年美國兩個化學老師提出“翻轉課堂”的概念，就是把知識傳授放到課外去，把知識的內化過程，就是轉化成能力的過程放到課堂裡面來，這個模式深受學生的歡迎。2014年，美國對“翻轉課堂”作出一份報告，“翻轉學習”已經得到96%的美國中小學教師的認同，78%的教師在教學中可以實施一門課的“翻轉”，因為“翻轉”是很難的。像斯坦福大學提出了“2025大學計劃”，就是在2025年它要轉入到另外一個新型的教育支撐體系，這個教育支撐體系叫作“軸翻轉”，從知識的傳授為先的教育轉到以能力為先的教育，其中也包括學習的節奏。我們的學制現在就是4年，而這種卻是彈性的學制，學生可以在任何一個時候，他認為的節點來進行學習。他在學習過程中創業去了，到企業和政府工作去了都可以。

另外一個就是學科的知識要進行融合，因為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很多不是一個單一學科能夠解決的，那都是多學科的整合。以現在比較流行的“STEAM教育”為例，所謂“STEAM教育”，就是科學、技術、工程、數學，課程體系的整合和融合。信息技術的導入為“STEAM教育”注入了新的動力，這就是說，很多知識我在指尖上可以學，到課堂培養孩子的綜合解決問題的能力。

另外我們再看看芬蘭的現象教學法。芬蘭的基礎教育也算是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它現在在推廣這種現象教學法。什麼是現象教學法？就是首先要展示一個現象，再來分析和解釋這個現象；其次這就需要學到相應的知識，並且運用這些知識，綜合地來判斷這個現象；第三步就是要獲得對這個現象分析的結果，知道是什麼導致了這個現象；最後再提出解決這種現象的方法。這不是一個老師能夠完成的，我們現在就是數學老師教數學的，物理老師教物理的，化學老師教化學，語文老師教語文的，它不是，它是一個現象教學法，它是由共同幾個學科的老師來完成的，甚至一堂課，這就是我們說要培養孩子這種能力。這裡面最最重要的，我覺得就是對教師能力的角色的轉換，老師要轉換成教學活動的導學者、學生活動的組織者；要會開發課程，在哪兒有優質的資源或者我自己編哪些資源，組織很好的課程。老師也是教育的創新者和研究者，我們老師還是終身學習者，因為知識、方法、人才的需求都是在變化的。所以未來的老師，特別要強調老師的融合能力，技術、藝術和學術的高度融合，融在一起不是加法，是化學反應，這個我想一定會成為標配。

人工智能，幫助學校改教為育。

最後一個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一個形態，未來的教育是人技結合的智能教育。

人工智能是未來10年對教育最具有顛覆性的技術，利用人工智推進教育的創新、改革，我覺得有兩個重要的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學會人工智能。我們在中小學階段就開始設置人工智能課程，我們出臺了高等學校加強人工智能創新的行動計劃，教育部直屬的大學成立人工智能學院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學校已經有50多家，發展非常快。

第二個，怎麼用人工智能來進行學習和教學。人工智能可以賦能老師，讓老師從簡單、重複性的繁重的教學中，包括作業批改等等這些中都能夠解脫出來，而讓老師能夠進行個性化，差異化的教學，更多的把時間花在一個心靈啟迪另外一個心靈的教學，花在“育”的上面。

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的人工智能助手，叫吉爾·沃森。2016年，這個人工智能系統開始投入計算機課程的教學。它可以直接跟學生溝通，特別對學生常問的四萬條問題進行了深度學習，可以人和機器的自然交互，指導學生答疑和輔導。據說這個系統上線三個月以後，大家才發現這是一個人工智能在後臺做他們的助教，就把老師很多的工作可以解放出來，而且學生的需求也得到極大的滿足。

所以，利用人工智能與教育的深度融合和有效結合來改變教育的方式進行教育動力結構的轉換，將是通向未來教育的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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