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著史官文化的古代中國，史學方面名家輩出，尤以雙司馬（西漢的司馬遷和北宋的司馬光），雙峰並峙，同為天下後世所有史家仰望。
當然，這兩者相較的話，寫下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司馬遷，相比文化保守主義者司馬光，無疑更勝一籌。
美國學者喬納森·斯賓塞（Jonathan D. Spence）因仰慕太史公司馬遷，於是改漢名“史景遷”，後蜚聲於中外史學界。
史景遷的作品，其關注點從晚明一直延伸到現代，但重點還是對清朝人物的刻劃，上至帝王公卿，下至販夫走卒，在史景遷的筆下，無不呈現出其複雜人性的多面色彩，如《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曹寅和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密》《皇帝與秀才：皇權遊戲中的文人悲劇》《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等等，這些學術性極強的書，因著史景遷生動的筆墨，竟罕見地皆成為暢銷書。
他有兩個觀點格外有意思：其一，“中國的歷史如此龐大，我們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其二，“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國歷史文化的時候，發現中國人編的課本有一個缺陷，就是當他們講述中國近代歷史的時候，總是從19世紀中國受的屈辱和侵略開始切入。40年前我在開始教授中國歷史時就覺得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國歷史，我們應該從十七八世紀的中國開始研究。因為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表現出一種更自信的姿態。我們應該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國在明朝之前的這種蓬勃發展和增長。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怎樣導致了中國在19世紀末的衰落，我想這可能是更好的一種研究方法。”
這兩個觀點，第一個毋庸多說，是再正確不過的見解，誰也否認不了。第二個觀點則見仁見智，但史景遷的見解無疑能讓人們在探索中國晚近的歷史時，更敏銳地注意到其中的積極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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