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经历的“乌台诗案”就是一场文字狱，是敌我双方的矛盾，其中更夹杂着个人恩怨，不乏公报私仇之辈充斥其中。但这场文字狱也波及甚为广泛，在宋场掀起了一场波澜。
乌台诗案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朝廷的斗争也异常激烈。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遭到了顽固派的攻击，被迫辞去了宰相职务，他建议由韩绛做宰相，吕惠卿做副宰相。但是吕惠卿此人野心勃勃，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他千方百计排挤韩绛，韩绛知道自己不是吕慧卿的对手，就请求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
第二年，也就是熙宁八年的二月，王安石重新出任宰相。吕慧卿被贬，但吕慧卿此时已经和王安石撕破脸，上书神宗，将当年的一些书信揭露出来，保守派再次借此攻击王安石，王安石不得已再次辞职，再未出仕。
王安石在变法期间，一些能力但政见不同的人不肯帮他，不得不重用了一些支持新法但没什么能力的人，这些人被称为“新进”。在王安石辞职后，这些人执掌了大权，开始排挤、打击那些不同政见的人。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调往湖洲，按照惯例，他要给皇帝上谢表，以表自己的感激之情。他在谢表中写道：
知其遇不适时，难以违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其实，这只是苏轼自谦的话，是说自己不合时宜，难以和大家共事，也因年纪大了不会惹事，而更能够照顾百姓。但这其中的“新进”“生事”字眼却刺痛了一些人，他们认为苏轼是在有意讽刺他们无能，于是群起而攻之。
苏轼这个倒霉蛋，被抓进了御史台监狱，御史台也称乌台，此案也被称做“乌台诗案”。
众人的劝谏艺术
抓了苏轼后，朝中的大臣态度相当复杂。李定、舒亶等人必要杀之而后快，王佳等人也乘人之危，苏轼的朋友们，纷纷营救苏轼。苏辙也上书说：
苏轼在通判杭州和知密州时，每每有些感慨，写了一些诗歌，其中有些言语确实过于轻率。过去就有人告过状，陛下置而不问，苏轼已十分感激，内心很后悔，不敢再多作诗。但他以前写的诗已经流传开来……臣愿用自己的官职替苏轼赎罪，望陛下开恩！
苏轼的前辈张方平曾经参知政事，当时已经隐退，也上书帮助苏轼。南京官吏胆小不敢转呈皇上，他就让儿子张恕上京到闻鼓院投书。但张恕去了以后徘徊很久不敢投。
苏辙在看到张方平的奏疏副本后，大惊，对朋友说：
“苏轼能够不死，全是张恕的功劳了”
“何以见得？”朋友十分不理解，“张恕没有把奏疏投上去，怎么反而救了苏轼呢?”
“你们想一想，苏轼有什么罪？只不过名声太大，与朝廷争胜，张方平却说苏轼是天下才子，这只会更加激怒皇上，一定会杀掉苏轼。”
“那该如何向皇上进言呢？”
“应该这样说：‘本朝未曾有杀过士大夫，现在杀了苏轼，后人就会说杀士大夫是从皇上开始的’。圣上害怕后人指责，一定会饶过苏轼的。”
宋仁宗
变法派中的章犉也说：
“仁宗皇帝得了苏轼，当作国家的宝，而今陛下将苏轼投到大狱里，恐怕后世会说陛下不但不爱惜人才，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吧！”
宰相吴充甚至上书说：
“曹操那样猜忌，还能容忍弥衡；陛下以尧舜为榜样，为什么还不能容苏轼？”
此时的王安石已经罢相，他听说苏轼被捕，也急忙上书皇帝说：
“岂有在盛世杀掉人才的道理呢？”
王安石是神宗器重的人，说话有份量。
当时，神宗听到这些话，大吃一惊：
“我并没有要杀掉苏轼啊，只是召他来对质一下，查核是非，很快就要放出去了。”
可见，众人没有直接说苏轼不能杀，而是站在神宗的角度，为了神宗的一世英明而考虑，劝谏就颇有成效。 劝也有劝的门道，直言相劝，可能适得其反；而迂回一些，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劝说，更容易被对方接受，就事半功倍了。
曹太后
太皇太后求情
当时，神宗的祖母曹太后正在病中。神宗是一个很孝顺的皇帝，为了让祖母的病尽快好起来，他决定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他去探望曹太后，曹太后见他魂不守舍，神宗无奈，只好据实相告：
“苏轼对新法有异议，写讽刺诗，其实朕无意重责他，只是有些大臣……”
曹太后突然插话问道：“哪个苏轼？苏轼、苏辙两兄弟之一？”
神宗吃惊的问，“您怎么知道？”
“当年仁宗皇帝退朝回宫，曾十分高兴对我们说：‘朕今日得了两个人才，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这兄弟二人颇有宰相之才，我把他们留给子孙，也是一笔财富啊’，因此我记住了他们！”
曹太后突然大哭起来，神宗皇帝劝了好久，她才止住眼泪。神宗说要大赦天下，曹太后说：
“不须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一人就足够了！”
苏轼最终没有被杀掉，被贬到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允许处理政事，其实相当于软禁。
但是太皇太后出面求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足见苏轼当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了。
文、树下的皂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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