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意大利为了防疫需要动用了军队封锁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并且出动军车运送病死患者的遗体。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军队除了打仗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抗险救灾，但是很不幸在烈性传染病面前，军队其实反而是个更脆弱的群体。
运送死者手机的车队，哦，不对是遗体……
尽管还就在一周多之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托德·沃尔特斯发表讲话称，目前北约组织军事力量正在继续采取抗击疫情措施，北约执行任务、采取行动的作战能力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昨天，意大利政府宣布目前已有两名宪兵在执行防疫封控任务重不幸感染新冠病毒殉职了。美国国防部也承认，美国驻欧军队约有2600名军人和文职人员处于自我隔离状态，其中35人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
这就不得不令人好奇的观望一下，原定举行的近些年北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欧洲捍卫者-2020”到底还能不能如原定的日期和规模举行了。
超级大国的支柱美军疫情下难过
目前考虑到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雅罗斯瓦夫·米卡、意大利陆军参谋长萨尔瓦多莱·法利纳一齐感染了新冠病毒，美国陆军驻欧洲部队总司令克里斯多弗·卡沃利也出现疑似症状，偏偏他们就在此前都出席了为演习做准备的北约成员国陆军指挥官会议。如果最恶劣的结果出现，可以说新冠真的把北约的陆军将领和他们的参谋们一锅端掉了，将人类历史上历次战争中都没有出现过的最严重“减员”事件了。即便是没有这么恶劣的后果，未来为演习做准备的各类会议显然也不能正常召开了。考虑到尽管有视频会议手段可以替代，但是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显然其沟通效率还是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本次演习原定出动4万人、600架飞机、一千多辆装甲坦克，其中2万余名士兵是从美国本土海运来的。如果硬要按照原定计划时间和规模举行，在目前的气氛下那可是个麻杆打狼——两头怕的事情，欧洲国家担心这些美军中有大量的病毒携带者就好像当年一战时候美军把“猪流感”变成“西班牙流感”一样，美军也担心这2万名士兵回家时候不知道会带着多少病毒。所以北约内部已经出现呼声要求最少暂停这次演习。
不管是取消演习还是压缩规模或者推迟时间，这都说明了目前北约的军事行动能力在疫情面前何其脆弱。这对于北约国家的军人士气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原本这可是美国最趁手的军事政治工具了啊！
无独有偶，韩国的疫情不仅让韩军数千人中招另外数千人被隔离，也扩散到了驻韩美军中间，目前已经有数名人员出现感染。美军严格的封闭了所有的基地。今年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就算不泡汤，也只能要么压缩规模成司令部图上作业式演习，要么无限期推迟到疫情之后再考虑了。
至于本来可能要派去海湾吓唬伊朗的“拳师”号挑头的两栖攻击编队里，现在似乎也在闹腾疫情，这个节骨眼上愣是要让他们去作战部署，恐怕也是在开玩笑了。没了两栖攻击编队就意味着美国想真的搞搞小规模挑衅冲突都难了，别看海湾附近现在有俩航母，伊朗肯定根本不搭理。这也就幸亏伊朗自己的疫情也挺严重，估计也没心情主动出击了，不然美国在中东地区肯定更不好看。
一场疫情搅散了世界头号强者美军在全球的部署，这也可为前无来者了。
其实美军本来挺在乎防疫的，至于为啥这次难受，因为“不服”呗
疫情对军队的杀伤力无可匹敌
不过也别光笑话美国，其实任何国家都一样——军队是一个对疫情最为敏感的群体。这不奇怪，毕竟军队是一种集体生活，从安全防守的角度考虑，任何军营里居住面积都尽可能的小，而为了人员管理方便，集合列队和训练等等日常活动都是人员密集度很高的，为了后勤成本考虑，食堂和其他活动场所人员密集程度也非寻常百姓生活可比。至于军舰上，那就更不用说了吧？
如果一旦出现疫情，在这有限的空间和高度密集的人群中，传染扩散就几乎是不可控制的。即便是只有少数军人出现感染，都会拖累整支军队的行动力，如果感染人数过多，那么整支军队就会瓦解掉。
从古代开始因为疫情改变战争的事情就屡见不鲜了，最早记载的疫情搅散了战争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大军扑向雅典打算进行决战结果在雅典城外发现遍地新坟，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雅典发生了瘟疫。斯巴达人大惊失色的连忙撤退了。不过这绝对不是雅典躲过了一劫，相反不用斯巴达人打雅典引以为傲的舰队已经完蛋了，等着疫情过后能拿起长矛的人也所剩无几。就这么绵延20多年的战争最后让瘟疫决定了胜负。
后来的类似故事也很多，九次十字军东征中最少有两次是因为瘟疫让他们瓦解。
在中国古代战争与疫病也经常互相交织，翻开古籍我们能发现秦汉时代记录因为疫病流行造成战争一方失败的记录约16次，其中最有名的是吕后时期（高后七年）汉军试图南征割据广东一代的南越，结果因为“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军队还没走过五岭已经就瓦解了，于是南越国王赵佗干脆自己称帝了。考虑到路途遥远，尤其是疫病多发的问题，汉政权直到68年之后才再次出兵灭南越。
三国南北朝时期这种事情同样屡见不鲜，著名的赤壁之战里曹军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中疫病流行的压力，让曹操无法冷静思考片面追求速胜结果在部署上一再失误。即便是后来的《三国演义》小说为了突出戏剧性，加入“借东风”和“火攻连环水寨”等情节，也是承认“水土不服，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后来诸葛亮南征孟获时候，最大的困难也是“山间瘴气”，其实经过现代科学考证就是疟疾。
只是因为当时认识能力和手段有限，一般情况下这种具有明显地域性的传染病都被笼统的概括为“毒烟恶瘴”，而且对于没有怎么接触过的人来说因为体内没有相应的抗体则被解释为“水土不服”。
直到明末，李自成进北京时候势如破竹其实也与当时京津一带鼠疫流行有关，明军本来最有战斗力的京营除了因为腐败吃空饷现象严重之外，也是“大疫，军死者甚众”结果都不能保证城墙上的每个垛口后面派上两个人守卫，甚至幸存的士兵也虚弱不堪连站队集合都办不到，将领们苦恼于“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最后的结果就是，能集合起来的寥寥人马自知不是对手，一出城还没遇到大顺军就鸟兽散了，等着李自成到了城下也根本没人登城据守，让他兵不血刃的进了北京。
战争本身就是传播的疫情的渠道，防疫就必不可缺
正如一个硬币有两面，疫情不光能影响军事行动改变战争结果，很多时候也是随着战争而开始散播和流行起来的。
除了前面说过让美军带去欧洲结果成了“西班牙流感”的猪流感之外，还有很多军队传播了疫情的例子。
最著名1919流感患者阿方索十三世：我冤，西班牙更冤
曾经最著名的流行病“天花”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书上时候被称为“虏疮”，这是因为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的时候抓获一批俘虏，当押送俘虏回来的时候他们中间开始流行了一种看起来是“疮”的传染病，因此被叫做“虏疮”。随着远征的汉军返乡，这种疾病也慢慢的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了一千多年。
不过关于“天花”还有更惨烈的例子，1519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几百人的军队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对有20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发动进攻。虽然开始因为寡不敌众战绩不值一提，可是西班牙人身上携带的天花病毒却散播进了阿兹特克人中间。因为美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地方已经隔绝了万年以上，所以他们对于旧世界人身上常见疾病毫无抗体，短短时间内就死去了半数以上。且不说阿兹特克帝国军队立马溃不成军了，整个辉煌的帝国也就此烟消云散。
疫情是如此的影响军事行动，即便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也同样通过观察和思考逐渐总结出来一些防疫经验。
比如古希腊医学家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则通过观察发现，雅典城里的铁匠都没有得病，进而推断火是对付这次疫情的有效手段。于是他一面组织收集死者尸体和衣服焚烧，另一面在城里四处燃起熊熊篝火，最后还真的逐步遏制了疫情。
《周礼》中记载，周代的医生已经开始分为“疾医，中士八人，掌养万人之疾病，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兽疡”。这其中“疡医”是治疗救护战伤的外科医生，而“疾医”就是进行卫生防疫的人员。
目前出土的几乎是中国最早的文献之一《睡虎地秦简》里，也已经开始记载了当时秦军专门隔离传染病患者的方式和手段。除了比较残暴直接的将病患扔进河里之类的方式，也设置了“疠所”开始了最早的防疫隔离。
不过因为古代没有什么微生物学，只能凭借直观观察和推断。希波克拉底提出了“四液说”，中国古代则按照中医理论，发展出来一套学说认为传染病是人吸入了“乖戾之气”得病的，致病的原因是某种人类肉眼无法察觉的物质。尽管这些理论仍然是比较朴素的，但毕竟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所以当时中国军队的防疫措施除了隔离治疗之外，其他日常防疫手段一般是采取草药和矿物燃烧进行烟熏，后来则加上了一些“雄黄酒”和“屠苏酒”在特定的季节开始时候饮用等方式，基本只能对抗携带病原的寄生虫和老鼠。明清时候更是开始探索用“干苗法”和“水苗法”开始大规模进行天花的免疫接种。尽管手段仍然相对原始，可也能起到相当作用了。
工业化的欧洲很快在科技和生产力方面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统计学也被逐渐运用到了军队研究方面并且立即见到了巨大的效果。著名的“提灯女神”南丁格尔就通过运用称为南丁格尔玫瑰图的极座标饼图的形式发现，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伤员其实死于战伤的不多，更多的是因为条件恶劣的医院中感染了痢疾和霍乱而丧命。
通过她的努力，英军战地医院改善了通风条件，确保伤员能够穿上干净衣服，有充足的洁净饮用水，并且消灭了满地乱窜的老鼠，最后一举让伤员的死亡率从42%下降到了2.2%。
另外随着显微镜等设备的出现使得西方现代医学在流行病研究方面进展神速，而化学工业逐渐雄厚的基础也使得更多更有效的化学药物可以被用于治疗，消毒，杀灭寄生虫和驱逐老鼠等等。
不过最重要的是，经过如此多的惨烈教训，各国军队内部终于建立了一套合理的防疫体系。
还是美国人比较牛，能让某些国人在朋友圈一夜之间帮着建这么多野战医院
疫情攻防战绵延到了现代
因为疫情是如此的有杀伤力，而战争中军队人员高度密集又会大幅度跨地区流动，那么他们不仅是疫情的最好媒介，也是最适合的杀伤对象。凭借人类拥有的高等智慧，尽管缺乏手段时候并不能确定疫病的究竟，但是仅仅凭着常识经验的积累，已经开始对其进行利用了。
最先想到拿着疫病作为武器的是与农耕民族征战了数百年的匈奴人，当汉朝力量最强盛的时候，他们即便凭借自己弓马优势也难取得胜利。于是他们中间的“巫者”（其实最开始的医生也是从巫师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就提出将病死的牛马悄悄的埋在汉军必经之路的水源旁边，借此让疫病在汉军中间流行。
只是不能确定这种方式真的奏效，还是汉军大量缴获其牛马和人口招致了传染，但著名的“勇冠三军”的青年将军霍去病英年早逝即似乎与此有关，最终原本只在草原地区流行的鼠疫等疾病真的慢慢越过了长城。
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其实也是鼠疫，据说这场灾难的起源就是1346年蒙古军在攻打热那亚共和国在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殖民地的时候，因士兵染上鼠疫部队迅速瓦解，蒙古将领在撤退之前为了泄愤，将患鼠疫死亡者的尸体用投石车扔进了城里。
尽管蒙古军撤走了，可是鼠疫很快在城内蔓延开来，城中居民大量死去少数幸存者乘船沿着地中海逃回了热那亚，结果鼠疫就顺着他们逃亡的路线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最后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
至于在中国，他们更不会放弃这种手段了。据说在围攻金国最后的首都汴梁时候，蒙古军再次故技重施，并且效果也不错。
微生物和流行病学的研究成果使得人们在近现代对抗疫病的手段强大起来，同样也让一些邪恶之心在不断膨胀。
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派出了大量的特工人员在美国港口针对等待装运到协约国去的牛马下手，投放了炭疽杆菌使其大量染病，以此破坏协约国的后勤供应和运输。之所以当时没有针对对手的前线部队下手，主要是考虑到敌我双方无法避免人员接触而当时免疫接种技术也不发达，难保不祸及自身。但是到了战争末期，他们就开始使用飞机在罗马尼亚城市上空投放了大量的沾染细菌的食品，试图使当地疫病流行，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战线已经远离此地了。
随着战败，德国的行为毫无疑问的被揭露。同时也因为，细菌战的方式必然造成一种不分军民的杀伤，显然与当时已经形成国际共识的“不能对非武装人员杀伤”理念背道而驰，于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世界主要国家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
邪恶之门一旦被打开，总有贪婪狂妄之人走进去
日军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启动“细菌战”研究的目前说法众多，但是明确的一点是自从“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之后，日本专业的细菌战部队就正式建立了。1932年在哈尔滨南郊平房镇，关东军打着“防疫给水部队”的旗号，组建了满洲731部队。这个恶魔部队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实验场，大量生产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并且通过大量的活人实验对其效果进行检验。
除了满洲731部队外，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华中、华南多地设置细菌战部队和细菌战研究机构，设在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和“大陆研究院”、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设在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这些打着“防疫”的部队在所在地域曾经多次针对中国民众进行了细菌战，造成的伤痛直到今天还未弥合。
日军的“细菌战”在给中国普通民众留下血泪记忆的同时，其实也给自己来过一个黑色幽默。当日苏之间在哈勒欣河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时候，731部队兴冲冲的跑到一线试图抢一份功劳，结果却收获了放倒自己不少人。
更令人更加惊讶的是，战后这支部队的部分档案被占领日本的美军缴获，如此铁证确凿的情况下，大量战犯经过美军人员的审讯后竟然都安然无事的释放回家了。
不过几年后的朝鲜战争中，谜底就揭晓了。在朝鲜的志愿军的驻地和中国东北局部地区周围突然出现了许多来源不名的老鼠，跳蚤和苍蝇之类的东西，很快附近的部队就出现了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回归热、天花、伤寒等传染病又发生了。
但是得益于志愿军严密的组织和国内的大力支持，短时间内中国先后向前线派出三批包括有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病理学、营养学等5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方提供上千万份各类疫苗和上百吨的各类杀虫灭鼠消毒药物，并且在东北各地设立了近百个检疫站和为几百万人进行了相关疫苗接种。最后确诊和疑似与美军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人，死亡126人。
其实为了冷战的需要当时美国和苏联一样都进行了包括细菌和病毒在内的生化武器研究。美国此类研究更是跟“曼哈顿计划”几乎同时起步，只是罗斯福政府顾及自身形象只肯将其作为一种报复手段作为保留并且刻意压缩其规模。
不论美国如何否认当时著名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组织的调查团最后结论，1976年美国参议院原本针对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举行的听证会上还是露出了端倪。面对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盘问，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比承认，1952年春天，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与美军细菌战实验室达成了协议，规定双方共同开发和研制细菌武器及运输系统。但是由于缺乏书面记录，同时一些书面材料在1973年被销毁，他不能排除细菌武器被用于进攻性行动的可能性。
针对科比的这种回答，时任参议院霍华德.贝克将其定义为：“任何行为都要以确保美国政府不受责备的方式来完成的系统学说——‘合理否认’”。时任参议员克拉克.默尔霍夫更是尖锐的指出：“‘合理否认’构成一个精心策划的封面故事，常常还配有一小撮高级官员的伪证。然而，当谎言和伪证还不充分的时候，就必须故意销毁一些与封面故事不一致的书面记录。”
也许那些在1973年被销毁的材料到底记载了什么，世人永远无从得知了。
好在随着公共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知识普及，目前进行国与国之间进行生化战怕是快过时了。但是对于某些恐怖组织来说，他们是不是会看上这个东西还真的不好说。这是未来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P.S :关于生化战和部队医疗的故事还可以请参看
閱讀更多 千里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