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
美國著名學者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一位媒介文化研究大師，《童年的消逝》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危言聳聽”的《童年的消逝》一書，彷彿是一部先知書，它主要講述了在成人和兒童共同成為電視觀眾的文化裡,政治、商業、教育等最終蛻變成幼稚和膚淺的弱智文化，人類的文化精神逐漸枯萎。
在網絡上搜索“成人”，出來的都是兒童不宜的網頁、成人用品電商信息等等。這說明：成人和兒童是對立的關係。尼爾•波茲曼的《童年的消逝》，將兒童和成人的分化，定在印刷術的發明以後。因為他注重的，是文化上的“成人”，不是生理上的“成人”。
尼爾·波茲曼
成人史：從小人到成年人
有了兒童，才有成人。就像有了好人才有壞人一樣。
何時才有“成人”？印刷術發明以後，有認字能力的就是成人，大字不識一個的，是兒童。成人世界和兒童世界分別開來，自識字始。正可謂：人生憂患識字始。
在《論語》等先秦儒家典籍中，“成人”指的是成就理想人格，與年齡無關。直到“兒童”概念的確立，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成人”——明確了生理和法律意義的“成人”，其實是對儒家“學以成人”人格教育的淡化。
《論語·陽貨》篇記載，“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是孔老夫子的“罪證”，蔑視婦女，他難逃其咎。這句話裡的“小人”指的是無社會地位、無知識的小民，而不是兒童。
中國近代史上的新文化運動，靠的是小人的白話。
深信“語言是一種極守舊的東西”的胡適先生說：“在語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老百姓是革新家而學者文人確實頑固黨。”“促進語言文字的改革須要學者文人明白他們的職務是觀察小百姓語言的趨勢，選擇他們的改革案，給他們正是的承認。”（轉引自唐德剛著：《胡適雜憶》P.167，華文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
兒童=未成年人
“公立學校運動”中，“成人”把“兒童”開放出來，教育成為具有普及價值的事業。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中，運用大量歷史學和人口學史料，落筆於“童年”的社會源起，勾勒了“童年”發生、發展的歷史沿革。《童年的消逝》一書中，提到1890年，美國的中學只招收百分之七的年齡在14-17歲的人口，另外百分之九十三的孩子和比他們還要年幼的兒童，從事著和成人一樣繁重的勞動。童年發明的歷史也只有短短400年。
現代社會，更因著小人的訴求，把政治和文化“開放”到了一起。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就說：“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的政治干擾，它把文化運動轉變成政治運動。”（《胡適口述自傳》）
為什麼政治運動反而成功得比文化運動意義深遠？
因為“小人”和“新文化”把這場運動成全得很經典。我國在1931年也曾經規定4月4日為中國兒童節。 1949年確立6月1日為國際兒童節。聯合國1990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我國是參與制定國和簽約國之一。在批准《兒童權利公約》的同一年，我國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這對維護少年兒童的權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形式方面，有法律，和內容上的方面得教育行動主義者一起，幫助兒童在開放時代裡拒絕童年的消逝。
群氓崇拜教：成人的確立
其實，成人的確立，不是用印刷術解決的，而是用軍事解決的。
辜鴻銘（1857-1928，北大教授，號稱"清末怪傑"）在自著的《中國人的精神》（又譯：《春秋大義》）序言中，說：“要估價一種文明，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tity），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接著，辜鴻銘從對“一戰”的分析中，提出了“群氓崇拜教”一詞。
在我看來，這場戰爭的根源，就是大不列顛的群氓崇拜（worshhip of the mob）和德意志的強權崇拜（worship of the might），但公正地看，前者對於後者又負有責任。所以，在本文中，我把論述的矛頭重點指向英國的群氓崇拜。事實上，正是歐洲諸國尤其是大英帝國的群氓崇拜，導致了人人憎惡個個譴責的殘暴的德國軍國主義。（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序言》）
文藝復興給“動思”以時代基礎，終結了靜思。隨著哲學上反形而上學的趨勢，動思越來越“得其所”。
開放的全球化，從“發現人”到“發現世界”
開放的境況下，有人感到童年——雖然有兒童自己的守護——正在消逝。
開放，而不是封閉建設，是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教育發展不可迴避的文化境況。開放，讓“社會”以“世界”的面目進來了。這是地理意義上的開放，又叫“發現世界”。
還有就是“發現人”。把公共領域開放出來，讓小人參與進來，而不是君子壟斷，這是新時代的進步，又叫做“民主的潮流”或“群氓崇拜教”。
以前的書院，建築在深山叢林之中，和社會的喧鬧形成迥然不同的語境。現代教育向社會開放，而不是一心只讀聖賢書，這是中國教育社會行動美的語境。城市裡教育機構扎堆兒，農村地區教育機構也沒模仿城市，建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成人讓戰爭成為常態？
藉助科學（從“哥白尼革命”到“5G革命”）、哲學和性學，成人讓戰爭成為當代社會的常態。所以，我們梳理“成人”的歷史，想證明的是，在如今不斷變化的世界，選擇隔離（尼爾·波茲曼的觀點）比努力成人更重要。
先是科學上的“哥白尼革命”，後是工業革命，讓社會鉅變。於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論》橫空出世，這部鉅著發現了無產階級。生產過剩以後，資本擴張的力量讓“日不落帝國”讓“現代化”進入我國，就和“習靜”幹上了，所以它不是從農村開始。
哲學方面，美國人杜威實用主義進入中國，靠了他的學生胡適、陶行知等人。胡適當年認為：杜威對中國的影響是空前的，以後也不會超過杜威，在教育思想上對中國的影響。實用主義為鴉片戰爭等一系列戰爭給中國帶來的一切，送來了“合理化”品牌包裝箱生產基地，用來佔領“孔家店”被打倒而形成的文化市場空白。
同期重大的標誌性事件，是北大“性學博士”張競生的《性史》於1926年出版。整個社會“成人化”以後，慾望橫行，沒有不帶來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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