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疫情蔓延的影響，我們的祖國乃至世界各地都爆發了新性冠狀病毒， 目前就防治結果來看，中國在確定疫情以後迅速行動，打了一場漂亮的疫情保衛戰。儘管鍾南山院士也是在感嘆，更早進行隔離可以更多地減少感染，降低疫情強度。但就目前看，全國多省已經沒有再出現新的感染患者是每一位醫護工作者的努力結果，也是每一位社區工作者，幹警，外賣小哥等基層勞動人民默默奉獻的堅守。希望我們能儘快回覆有效有序的正常生活狀態。
我們看到英國在鼠疫爆發的時候，一位牧師率先作出了隔離，但在中國早有一位防疫大師在歷史上的今天誕生，同時他也是第一位提名諾貝爾獎項的華人，他就是伍連德。
伍連德1922年
東北鼠疫流行中的疑似病院
伍連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聯，祖籍廣東新寧(今台山市)，流行病學家、微生物學家和病理學家，中國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20世紀初，他為中國的現代醫學建設與醫學教育、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學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先後主持興辦檢疫所、醫院、研究機構20所，發起建立中華醫學會並創刊《中華醫學雜誌》。在他的積極倡議下，中國建設了第一家自己的現代化醫院——北京中央醫院(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
第一位獲英國醫學博士的華人
1879年，伍連德出生在當時隸屬英國海峽殖民地的馬來亞檳榔嶼，其祖籍為廣東省新寧縣(今台山市)。
14歲時，伍連德就考取英女皇獎學金，然而因年紀太小，沒能獲准前往英國求學。翌年，伍連德再次考取獎學金，作為當年唯一合格者，邁進了英國劍橋大學伊曼紐學院的大門。
一開始，伍連德的留學生活過得清苦拮据。微薄的獎學金，扣去房租、吃飯、日常開銷等各種生活費用，所剩無幾。當年英國的醫學生，從四年級開始便被要求進入醫院實習。在學校的安排下，伍連德來到倫敦聖瑪麗醫院實習，要求他在一年內完成20個助產任務。而在他離開聖瑪麗醫院時，實際完成了28個接生任務。
這一年的實習生活，讓伍連德有機會接觸英國下層。與上層社會形成的強烈反差，讓他深受觸動。
在劍橋留學的第四年，伍連德先後來到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及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實習、研究。
在巴斯德研究所這一醫學研究的“聖地”，伍連德受到了多位國際大師的指導。其中，一位導師是英國人霍普金斯(F.G.Hopkins)，他因發現人體必需的“維生素”而獲得1929年諾貝爾醫學獎。另一位，是1908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俄國生物學家梅契尼科夫(élie Metchnikoff)，他是腸道益生菌理論的最早提出者。按照當時的英國大學學制，從本科、實習、碩士到獲取博士學位，一路順暢地讀下來，尚需要7年時間。在劍橋苦讀的伍連德，則僅用了5年半就順利完成博士答辯。
畢業後，伍連德以英國醫學博士第一華人的身份，回到了仍屬英國殖民地的馬來亞。此時的他雄心壯志，一心以為可以擔當“醫官”，施展所學。
然而，英國殖民部卻告訴伍連德，因為他是華人，所以最多可以當副手，醫官只能由英國人來當。這一沉重的打擊，讓伍連德幾乎陷入迷惘。雄心受挫的伍連德來到吉隆坡醫學研究院，從事熱帶病研究。
在吉隆坡逗留的那段時間，伍連德過得並不如意。完成研究計劃之後，他決計回到檳榔嶼，自己開設私人診所“懸壺濟世”。
二十歲出頭的伍連德年輕氣盛，開業當醫生之外“並不安分”，一心想做更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他活躍在華人精英圈，結識了同樣曾獲得英女皇獎學金留學英國的林文慶和宋旺相，至今，三人都被稱為“海峽華人三傑”。受陳嘉庚邀請，林文慶曾擔任廈門大學校長20餘載。從事法學研究的宋旺相，則成為最早受封馬來亞地區英國爵士頭銜第一人。
20世紀初，中國深受鴉片之害，從東印度運來的鴉片，大都經馬來亞地區加工之後再運往中國。伍連德在當地組織發起“檳榔嶼禁菸協會”，聯絡社會各界享有聲譽的人士，一起努力禁止鴉片。
禁菸運動得罪了英國，也得罪了當地從事鴉片加工和販賣的生意人，伍連德因此生平第一次受到了陷害。
在伍連德的私人診所，櫥櫃中收有一小瓶嗎啡作為醫用鎮痛劑。按照當時訂立的法規，不許個人私藏嗎啡。伍連德申辯自己是註冊醫生，留有嗎啡用於醫治應是理所當然。而搜查者則言，伍連德沒有按規定對嗎啡進行登記。這讓伍連德措手不及，由此，他被判敗訴，罰款百元。
回到馬來亞的幾年，伍連德處處體味到身處殖民地所受到的種族偏見和歧視。另一方面，伍連德心中一直深藏著“中華情結”，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回到祖國。
在祖國，“鼠疫鬥士”震動世界
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馬來亞為當時必經之地。回到老家的伍連德，結識了考察團成員中一位年輕的外交家——施肇基。
五大臣出洋考察完畢回國，施肇基向創辦北洋軍醫學堂(1906年更名為陸軍軍醫學堂)的袁世凱建議，邀請伍連德到該校任教。軍醫學堂開出了豐厚待遇，伍連德看到了回祖國施展才能的機遇。
1908年秋，伍連德踏上了歸國之路到達天津，擔任陸軍軍醫學堂幫辦(副校長)一職，從此開啟了服務祖國的人生歷程。
1910年10月，中國東北暴發嚴重流行性鼠疫，先後共有約6萬人死亡。疫病從西伯利亞傳入，經海拉爾、齊齊哈爾、哈爾濱、瀋陽一路，迅速傳播進入山東逼近中原。其中，作為當年皮毛商販聚集地的哈爾濱傅家甸(今道外區)疫情最為嚴重。
天寒地凍，疫情所到之處，成山的棺材綿延數里，無法入土埋葬。
當時的東北已屬於半殖民地，成為日本和俄國的勢力範圍。日俄認為，中國沒有能力平息疫情，於是向滿清政府施壓，提出派兵進駐東北。
東北作為“龍興之地”，清朝政府仍有一定主權。朝廷深知，如果疫情無法處理，中國東北的主權就有可能喪失殆盡，於是不敢怠慢，敦促外務部接管此事。
施肇基當時官至外務部右丞相，他將東北的嚴重疫情告訴了伍連德，並稟報外務部大臣那桐，決定以陸軍軍醫學堂調查員身份，派伍連德前往東北瞭解疫情。
1910年12月24日平安夜，伍連德偕同一位學生抵達哈爾濱，隨身行李中帶了一架顯微鏡、一點細菌培養基。
到達哈爾濱的第三天，伍連德聽說有一位感染者行將病逝，便急忙趕去患者家中。此患者是一位嫁給中國人的日本女子，回天乏術，最終不治身亡。伍連德秘密解剖了這位女患者的屍體，從血管、心臟、肺葉等處提取標本做細菌培養，很快，他在顯微鏡下看到了鼠疫桿菌。
經過進一步分析，伍連德確認東北暴發的是“肺鼠疫”。其傳染途徑，並非如之前所設想，單純從老鼠、跳蚤等動物疫源傳染給人。人與人的飛沫傳播，才是最為要害的傳播方式。
考察之後，伍連德馬上提出應對疫情的九點建議：
(1)傅家甸肺鼠疫流行，已經被臨床和細菌學檢驗充分證實。
(2)該傳染病幾乎完全由人到人傳播。老鼠感染的問題可以排除，因此當前撲滅瘟疫的所有努力應集中在流動人群和居民中。
(3)嚴格管制西伯利亞邊境滿洲里和哈爾濱之間的鐵路交通。
(4)其他道路和冰凍的河流必須派人沿途巡視與檢查。
(5)在傅家甸徵用房舍設立醫院、隔離營。
(6)從南方招募更多的醫生和助手。
(7)當地道臺應為防疫活動提供足夠的經費。
(8)密切關注京奉鐵路沿線。
(9) 尋求與日本南滿鐵路當局合作，邀請俄國當局與中國政府在實施有關措施中進行合作。
對於人與人接觸導致的飛沫傳染，當時的人們沒有任何防護知識和措施，肺鼠疫的流行自然非常迅猛。伍連德建議，每一個人都首先要做好自我防護。然而在當時的東北，只有日本人販賣紗布和酒精。於是，伍連德用紗布設計了一種縫製簡單的加厚口罩，要求所有防疫人員和居民必須佩戴，後來被稱為“伍氏口罩”。
在伍連德的組織下，防護、隔離、消毒等疫區工作有條不紊的進行。但是，經過一個月的努力，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卻並沒有明顯下降。
此時伍連德認識到，綿延數里的棺材和仍在地上的屍體，如果不及時處理，將同樣是可怕的疫源。怎麼辦?伍連德提出火葬。這在當時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下，是不被老百姓接受的重大突破。
如此大事，伍連德並不敢輕易做主，於是將此事告知施肇基，讓他請求朝廷作出決定。幾經周折，舊曆新年之時，攝政王載灃最終答應依照伍連德的辦法處理。隨後，伍連德組織人力，三天之內將棺材和屍體全部火化，成為當時一項創舉。
採取一系列措施之後，1911年3月初，哈爾濱肺鼠疫死亡人數為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伍連德的成功，很快震動了全世界。疫情撲滅後不久，滿清政府撥款10萬兩平庫銀，邀請與中國有聯繫的國際各國，前來奉天(今瀋陽)召開國際學術會議，研討總結東北鼠疫。1911年4月3日，“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召開，成為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中國人擔當會議主席、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參會者中，有包括獨立發現鼠疫桿菌的日本醫師、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在內的33名鼠疫權威和傳染病專家。
作為抗擊此次鼠疫的總指揮，伍連德至此以“鼠疫鬥士”之名享譽世界。此後，伍連德聯合俄國考察團，在野外尋找鼠疫疫源，發現廣佈於草原的旱獺，是東北肺鼠疫流行的根源所在。
恩澤後世的貢獻
找到疫源後，伍連德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文章。1935年，因為 “在肺鼠疫防治實踐與研究上的傑出成就，並發現旱獺在其傳播中的作用”，伍連德被提名為當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
疫情撲滅，伍連德繼續在東北開展防疫事業，為中國作出諸多貢獻。
他發起建立北滿防疫事務處，成為中國第一個防疫機構，並訂立一系列邊境檢疫制度，創建防疫體系。自19世紀中葉起的近百年間，中國的邊境檢疫主權一直被外國人把控，伍連德為收回我國海港檢疫主權奔走。直到1930年7月，國民政府在上海成立海港檢疫管理處，伍連德任處長。
有感於當時中國尚未建立自己的現代化醫院，伍連德四處呼籲、募捐，創立了由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所現代化醫院——北京中央醫院(今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伍連德先後在中國創設醫院、醫療研究機構和防疫所等20家。
為推動學術交流，伍連德主持編纂《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報告大全書》，報告用中英文同時出版。1912年第一冊問世，至1931年停刊共出版7冊。
1937年，日軍炸燬了他在上海的寓所，伍連德回到檳榔嶼開業行醫。至此，伍連德在中國30年的事業畫上了句號。
在中國的30年間，伍連德積極促進學會活動，推動開展國際學術交流。他積極籌辦創立中華醫學會，擔任第二屆會長並創辦《中華醫學雜誌》；他是國際微生物學會聯盟發起人之一，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個全國性微生物學會的發起人；自1910年起，他與王吉民醫師合作，歷經20餘年寫成《中國醫史》，至今仍是我國唯一的英文版醫學史著作。
1947年，中華醫學會召開會議，伍連德受邀回國參會。重返故地，伍連德訪問了他當年創建的幾所單位。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
到了晚年，在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的建議下，伍連德開始書寫自傳。耗時近8年，英文版自傳《鼠疫鬥士——一個現代華人醫師的自傳》於1959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1958年1月，伍連德寫信給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歷史博物館的老朋友——王吉民醫師，希望能回國觀光一次。上海衛生局在收到王吉民請求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報告，認為可邀請伍連德回國觀光，特報請衛生部核辦。
因當時特殊歷史原因，伍連德回國觀光的心願，最終未能實現。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因心臟病逝世，終年81歲。
“我曾將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往事在我腦海裡記憶猶新。新中國政府的成立，使這個偉大的國家永遠幸福繁榮……”
前半生，伍連德憑一己之力替無數百姓擋住死神，而後半生，伍連德始終都讓列強看到，華人可以在科研領域做到領先，更讓世界清楚，中華兒女向來有著不屈的脊樑。
基辛格在《論中國》中曾說：“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
的確，前有伍連德，今有鍾南山、李蘭娟。百年來，精神長存，國士猶在。
無論古今，在災難面前，總有中華兒女高擎火把，在暗夜中引領人們過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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