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黑格爾（1770年~1831年）
歷史是人類熱衷探究的話題，中西方在歷史領域都有過深刻的論述和專著。太史公司馬遷認為著史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唐代的有為君主太宗皇帝李世民，就認為“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宋代史學家司馬光主編了《資治通鑑》，被宋神宗讚歎說“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莎士比亞筆下的麥克白則認為歷史是“一個白痴所講的故事，雖然滔滔不絕、充滿憤怒，卻毫無意義。”法國通俗文學就大仲馬則認為歷史是由他掛小說的鉤子，他可以憑藉有限的歷史素材勾勒出波瀾起伏的歷史小說。上述的歷史觀念，來源於史學家、政治家和文學家，與之相比哲學家的歷史哲學視野，可能更富有思辨的意趣。當然，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本身是他哲學大全思想的一個環節，裡面充滿了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自負，讀者在閱讀時可以自為甄別。
一、東方國家
黑格爾對世界歷史的把握，有一句話說的非常有趣，那就是“世界歷史不過是自由意志的進步罷了。”歷史向著自由意志的發展，就是其歷史哲學的邏輯脈絡。東方世界作為自由意志在靜態時的一種反映，在黑格爾看來東方世界主要包括印度與波斯帝國，它們的共同點是這些文明形態都是“停滯的文明”，而自由意志僅僅屬於統治者一個人。這些東方國家的建立，或是基於家庭而擴大起來的，以家長式管理為基礎；或是像印度這樣崇尚的種姓命定論國家。相比之下，波斯帝國雖然自由也僅僅屬於統治者，但是波斯帝國的行政基礎是對臣民和君主同樣具有效力的法律和道德原則，原因在於波斯帝國對瑣羅亞斯德教的神權信仰，是一種超越印度式的自然命定論和家長制的精神力量覺醒，加之對臣民和君主普遍有效的法律，黑格爾認為歷史的開端始於波斯帝國。
二、希臘世界
黑格爾對希臘的讚許和追慕是婦孺皆知的，但在歷史哲學方面，黑格爾也同樣給予希臘特殊的“關愛”。在波斯帝國入侵希臘的戰鬥中，雅典與斯巴達城邦精誠團結，一舉挫敗了東方專制帝國——波斯帝國的入侵，在黑格爾看來，這場戰鬥的勝利，具有深切的意義，希臘戰勝波斯，是承認“自由個體”原則的城邦，戰勝了企圖將世界納入一個最高統治者之下的東方專制力量，波斯帝國的失敗，是“自由意識”對專制的否定，世界歷史的潮流，也有波斯帝國過渡到希臘城邦的階段。希臘人的自由意識體現在按照個人意願去行事，並不是被外在的命令和要求所脅迫。但是希臘的自由仍然具有很大的侷限，希臘人的雖然按照個人意願行事，但他們的自由訴求看似“從心所欲不逾矩”，實則是一種未經理性檢驗的習慣性行為，自由是要“從心所欲不逾矩”，但前提是要認識到“矩”，否則只是一種無理性判斷的質樸的“善意”。
而且，希臘人雖然沒有東方國家來自外在的專制壓力，但希臘人喜歡在行動之前徵求“神諭”作為指導，而所謂的“神諭”無非就是告訴求神者“是”或“否”兩種答案，這是完全將人類的理性選擇權移交給了神秘的偶然性因素，不能使用理性的生活，肯定是與自由相悖的。而真正認識到這一問題的，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將阿波羅的誡命——“認識你自己”終身躬行實踐之，同樣是“神諭”，阿波羅的神諭並非放棄理性的押寶，而是在蘇格拉底的詮釋下，反思習俗和習慣的束縛，這是自由意識的進一步躍遷，但蘇格拉底衝擊了希臘人的生活習慣，只能被當時尚未意識到蘇格拉底的超前思想的庸眾以經驗化的思維處以死刑，這也標誌著古希臘面對自由意識對習俗自否定這種精神力量衝擊下的痙攣，在這種痙攣之下，古希臘沉淪於習俗之中。
三、羅馬世界
羅馬帝國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產物，不僅有希臘人，還有以色列人，如此種種，不做過多列舉，面對紛雜的民族糾纏，羅馬帝國不允許希臘那種因循習俗的無反思式的行為，加之不安分的以色列人，羅馬帝國只能以暴力的方式，以外在的法律意識限制之，當然羅馬帝國塑造了西方法治精神的靈魂，所以並非絕對的暴力，它繼承了希臘對個體自由意識的尊重，所以羅馬帝國尊重個人權利，只不過這種自由帶有濃重的高壓色彩，並非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展個人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真正自由。只不過羅馬帝國的進步之處在於，它在國家專制和個體自由之間保持了張力。
羅馬帝國的高壓，使希臘那種哪怕是自發的、非反思的自由意識收到了很大的壓抑，所以只能誕生馬可·奧勒留這種“奴隸的哲學”，在歷史的自由意識本該完成向揚棄古希臘那種自發的自由而進行到向超越自然的精神領域之時，羅馬帝國的高壓造成了一時的思想空白，但當自由意識覺醒之後，它的反思的力量是一如既往不能停止的，羅馬的高壓雖然使人類的精神領域陷入一時的荒漠期，但一旦人類對精神性的追求，勢必會遇到契合點。黑格爾認為人類的真正家園不是自然世界，而是精神世界，這種精神力量就是絕對理性的自我意識。
四、日耳曼世界
當羅馬帝國奉基督教為國教的時候，似乎自由意識已經得到完滿，但其實並非如此，比如東正教在黑格爾看來只是以基督教虛假外表的停滯的、頹廢的宗教組織，販賣贖罪券的天主教也屬此類。只有日耳曼人馬丁路德實行宗教改革後，這種日耳曼精神的普照下，才是真正的精神，這種精神杜絕奴隸的存在。黑格爾認為的日耳曼世界不是指德國，而是泛指被宗教改革精神所普照下的整個歐洲，正因為此，黑格爾對宗教改革的重視，要遠遠高於文藝復興。也正是因為黑格爾認為宗教改革是理性的成就，因此才對法國大革命給予嚴厲的批評，認為這是一次暴力對理性以極端破壞。
在黑格爾看來，人類的自由意識在日耳曼文明的輻射區域內，得到了最大的豐富，而人類的終極自由，即主觀上的人類本身可以通過良知和信念理性和管理自身，使之不被世俗慾望所扭曲；客觀上世界上各種政治制度能夠合理性地組織起來。而一旦客觀世界能夠合理性的組織起來，那就一定能夠與人類的合乎良知的道德踐履契合，自由也將不再受到限制，因為個人道德自律與社會需要之間已經彼此和諧了，自由觀念的實現，也是世界歷史完成自身的過程。在今天看來，黑格爾的歷史觀，確實缺乏研究歷史的基本原則，那就是客觀。按照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歷史標準來看，黑格爾未見得處處隱惡，但確實有所虛美。甚至可以說，黑格爾作為一位堅定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其所標榜的絕對精神，在歷史理性上的開顯完善，不過是一種精巧的預演，因為一切都將在他所預先設計好的德意志無上榮光的劇本中走向圓成。也正是因為黑格爾在理性主義史觀上的狡黠獨斷，引來了身後的如潮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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