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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在線特約專欄 文｜劉毅強
新冠肺炎已經是全球大流行，中心在歐洲。
歐洲“小國”荷蘭，在應對新冠肺炎上的原則和策略跟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大有不同。
荷蘭在地緣政治的劃分上屬於西歐、在國民心理和社會文化認同上屬於北歐、“海上馬車伕”又是貿易立國，所以地理位置、社會文化認同和國家歷史因素這三個屬性決定了當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要評判荷蘭的應對方案是不是有效，它最終能否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還為時尚早。
但是生活在這裡的大部分人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表現的都很從容鎮靜 ，用做中文社交媒體上的話來形容就是“佛系抗疫”。
經過幾周的適應和理解，我跟他們一樣也開始習慣了在新冠肺炎“巨大的陰影下”，繼續正常的生活，甚至做好了最壞的準備：我自己可能隨時被感染。
新冠入侵荷蘭史
以我的個人理解，新冠肺炎進入荷蘭人生活的歷程，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前期”就是人們知道了這個事情，
“後期”是完全生根發芽。
荷蘭主流新聞媒體對疫情的關注，是從武漢封城的那幾天開始。
起初來自中國的新聞還很輕描淡寫，在國際組織沒有確定COVID-19正式名稱前，那會兒“新冠肺炎”還被稱為“武漢肺炎”，在荷蘭的關注程度，也就僅僅存在於電視新聞的滾動字幕裡。
但是當中國突然把一個與荷蘭全國人口（1723萬）相當的地方隔離封鎖以後，這一下子就成了全球頭條。
眾所周知，荷蘭航空業發達，法國航空-荷蘭皇家航空集團作為歐洲最大的航空集團，與多箇中國城市直通直航。
此前吃藥降溫退燒後、從武漢飛往歐洲的年輕女士，就是
先飛到荷蘭再去歐洲的其他地方。人們不自覺的會問，荷蘭會有多大可能性中招？
儘管荷航跟歐洲其他的航空公司一樣，不久就暫停了一些直飛的航班，但是那時已經有很多中國人來到歐洲。而且即使沒有直航，人們還是很容易通過轉機來到荷蘭。
荷蘭的機場沒有查體溫之類的任何排查措施，荷蘭政府更沒有說需要根據護照或者居住地的進行強制性的隔離。
阿姆斯特丹機場作為全球第四繁忙的航運中心，在其官方網站上赫然寫到：“過往的經驗表明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機場排查是有效的”。
不過我記得，那個時候，就有在荷蘭生活多年的中國朋友，跟我吐槽荷蘭政府的應對措施：荷蘭政府當時評估認為暫時沒有爆發的風險，如果有發熱症狀請先聯繫你的家庭醫生。用現在中國的情況做類比就是政府跟你說，如果你從歐洲疫區回來，不用隔離。如果你有發熱，請你先去找社區門診。
很佛，佛到完全讓很多人不淡定。但是查了一下，荷蘭曾經有過兩例輸入型伊波拉（埃博拉）的病人，他們用這些措施也就這麼過來了，我心裡也就瞭然了，他們可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後來確實，來自中國的疫情威脅也就這麼悄悄的過了，直到一個多月以後歐洲的爆發。
對很多人來說，意大利北部的疫情就跟一個晚上突然冒出來的一樣，一個星期之間就成了一發不可收拾的情況。
荷蘭雖然跟意大利不直接接壤，但是同是歐盟創始成員國，兩個國家的人員往來的密切程度基本跟中國兩個不接壤的省差不多。加上那段時間很多人去意大利北部滑雪度假，
人們心照不宣的共識是這個肺炎在荷蘭“爆發”也就是時間問題。果不其然，沒多久荷蘭南部的北布拉邦省就宣佈停課。最近每天數字都是幾十上百的增加 。況且這還只是送去檢測了的，因為這裡的政策是有輕微症狀的鼓勵在家隔離觀察，自然這些人也不會被送去檢測。
新冠每天出現在各種新聞裡，周圍的人見到了以後聊兩句，工作和生活都有些需要調整的地方，不過習慣了也就那樣了，一切照舊。
直到家裡人不停地在微信上旁敲側擊地來問，要不要趕緊安排回國，我才明白原來國內已經把歐洲看成了重災區，彷彿慘絕人寰到隨時成為下一個發源地（如果不是已經那樣了的話）。
想想他們單看感染者的數據，新冠在荷蘭也真是夠可怕的，到上個週末已經是1000多例確診。荷蘭人口只有中國的八十分之一，那這個數據放到中國就應該已經是8萬多了；而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最新通報，截至3月15日24時，中國國內累計報告確診病例也已經80860例。
那麼我（或者他們）為什麼還沒恐慌或者趕緊撤回中國呢？
如果知道了一切，那我們還會害怕嗎？
到今天為止，荷蘭政府已經開過兩次跨部門的緊急會議，荷蘭首相上週一非常正式地向全國致辭，這在二戰以後的70多年其實只有過三次。上一次首相全國致辭還是1973年石油危機的時候，這麼些年從08年那輪金融危機到之後的恐襲都未這樣大動干戈。
我覺得呂特首相的講話其實已經沒有太多新的內容，更多是凝聚人心和再次表示事態的嚴重性。他說新冠已在我們中間並將長時間存在，這沒有容易的出路，事實是很大一部分荷蘭人，包括生活在荷蘭的人，將在不久的將來被感染。所有的荷蘭媒體立即用頭條傳遞了這條有點“駭人聽聞”的消息。
過去幾周荷蘭採取抗疫措施與其他任何疫情爆發國一樣，都是一個
漸進的過程，先是關閉部分文化娛樂場所、公共設施以及大學教育機構，後來100人以上的集會也取消了，到這周也開始要求全國的餐廳、運動俱樂部和中小學停課三週，以及建議大家能夠在家工作的在家工作。雖然這樣，全國還是幾乎看不到人戴口罩，火車電車和公交系統繼續運轉，人們該出門的接著出門，街上人少了很多，但是如果你不告訴我有疫情的話我也不會留意到有多大的變化；新聞上說超市有被掃空的貨架，但是我每次去的時候東西大都還很齊全。總體上如果跟中國人的預期相比，荷蘭人的應對還是一如既往的“佛”，從政府到普通人。
（編者注：在很多歐洲國家，通常只有生病的人才會戴口罩，比如普通的感冒和咳嗽患者和極少數花粉過敏者。這是當地的社會共識，而且深入人心。其背後的行為邏輯和出發點是：
普通人戴口罩是為了在生病時保護身邊的親人和朋友；除醫護人員外，沒有太多社會經驗和共識，將口罩用於自保。）他們都不害怕嗎？還是像微信上流傳的段子一樣，外國人靠“一身正氣”抗疫？
人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對世界和事物的未知和不瞭解。我猜周圍的荷蘭人能夠對來勢洶洶的新冠比較佛系的首要原因，是來自於認為自己對新冠和應該有的應對有足夠的認識：新冠肺炎“只是”一個新的肺炎，而且政府已經有了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聽得懂的應對措施。
不管這樣的認識是對是錯，或者應對的措施是不是最終被證實是糟糕的，它已經足夠讓我們對事情產生一個理性的認識和判斷，自然也就沒那麼怕了。
可能跟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口罩已經成了新冠肺炎時期生活的焦點之一。國內剛剛封城那會兒大家都拿不到口罩，於是大過年的我騎著自行車全海牙各大藥店買口罩再想辦法給人帶回去。
所以當我在荷蘭第一次聽到口罩很可能沒用的時候，我的三觀是崩潰的。但這就是我在這裡慢慢全新認識新冠的過程。
從第一天開始，關於這個病毒的一切介紹和數據都很容易查到，它怎麼傳染，你作為一個普通人可以做什麼防止它的擴散，什麼是有用的什麼是沒用的，以及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信息非常透明，政府也隨時在關注假消息的傳播並且回應。
我感覺對大部分荷蘭人來說，新冠就是一個新的“超級流感”。用德國“鍾南山”Christian Drosten教授的話來說，對50歲以下的人，這新冠病毒的殺傷力幾乎等同於一次“感冒”。對我個人來說最釋然的時刻來自於，看到“專家”用各種數據表明這個病毒的致死率應該在1%以下，而對我這樣的年齡段和身體狀況的人會在萬分之一左右的時候（跟公共醫療系統的好壞不無關係）。
那個時候我想，如果我真的“不幸中招”，那就是閻王爺要我的命了，這和騎自行車被汽車撞倒一樣，如果這種小概率的事情都被我遇到，那我再掙扎也沒有什麼用。
我們普通人也有了對肺炎病毒的判斷，它對我們個人在正常情況下好像沒有那麼可怕。但是任何一個普通人這時也會問，我們生活的社會是不是安全，或者說我對這裡的政府和整個社會的應對是不是有信心？
荷蘭會自己寫作業，不用“抄”（荷蘭的開放式作業，通常沒有標準答案）
雖然很多中國人嘲諷歐洲國家連抄作業都不會，但是在我看來，這裡的應對一點也沒有掉以輕心。只是社會治理方式和普通人對安全感的認識完全不同，能夠從中國借鑑的經驗就變得十分有限。
在中國，人們的安全感來自於看到和感受到政府做了什麼，比如強制所有人都帶口罩，瞬間建了一個新的醫院。在荷蘭，人們的安全感更多來自於個人生活不受打擾 ，用鄧爺爺對資本主義的理解：“馬照跑、舞照跳”。政府的應對也根據這樣的原則平衡各種以後謹慎地做出，並且隨時接受被人質疑，不太可能來一個強勢出擊、一錘定音。
比如，有點搞笑的是，政府終於宣佈要求關閉所有服務業以後，第一個解封的是這裡大麻店，有人立即指出，如果大麻店關了地下毒品交易將會猖獗，於是週一當天大麻店就又開業了。
（編者注：荷蘭的大麻銷售此前一直都是“容忍”而非“合法”；在2017年荷蘭國會通過法案，允許在特定規範條件下的大麻種植之前，大規模種植和批發都是明文禁止的違法行為；對於大麻的管理政策也是當地社會與政府長期博弈權衡、綜合各方利益的體現。）
因為我生活在荷蘭的政治中心海牙，周圍的很多朋友也有直接參與荷蘭的抗疫。
依據我的觀察，很早之前，海牙當地的社群就已經理出來了大致的應對原則。如今針對中文使用者，西歐國家抗疫的政策也有一些比較詳細的介紹，尤其是對德國、英國這些大國的情況。
而夾在它們幾個“大國”中間的荷蘭有點“綜合各方意見”的意思，用荷蘭政府自己的話來總結就是：
“每個國家都有必須考慮的特定條件。疫情在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之間也有所不同。在荷蘭，我們一直在探索適當的措施：即在不使國家處於‘封鎖’狀態的情況下可以防止病毒傳播的措施。”
這句看起來很大而空的話背後有它自己的邏輯。
政策制定基本的事實依據是：新冠傳染性很強，但是死亡率不高，重症也主要集中在一定的人群裡。短期之內不會有疫苗，人群中沒有抗體，也沒有特效藥。
所以，應對政策的基礎邏輯是：遏制它的傳播速度很重要，但是要想完全阻止是不可能的。
這點跟中國要求實現的零增長是根本上的不同，大致的原因是要實現那樣的目標會導致這裡整個經濟和社會的崩潰，而持續的國家封鎖、而非城市封鎖，對荷蘭這樣的“小國”來說，無異於自殺。
所以應對政策應該是，儘可能降低傳染速度，讓增長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以保證現有的社會資源尤其是醫療資源能夠應對，避免出現武漢在過去幾個月所經歷的情況。
不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執行完全是兩回事。
尤其是在荷蘭這樣的西歐國家，你要強制限制普通人（哪怕是國家公務員）的自由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說服他們理解和接受政府的政策方針就變得十分地重要。
這段時間最讓我深刻的是，政府和媒體會花很大的精力在不停地跟普通人溝通關於新冠的各個細節。
比如，除了得病的總數和死亡的人數以外，現在連我這樣不太懂荷蘭文也不常看電視的外國人也都知道了，這個國家所有的重症監護的床位只有1150張。因為大部分人得了新冠以後都會平穩度過，政府最近很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重症監護的床位能夠應對那些比較不幸的重症病人。
既然新冠肺炎對我個人而言沒有那麼可怕，這裡的政府也有了我覺得可行的應對方案，只不過需要實踐來檢驗。
那我在擔心什麼呢？
幾個星期前我也問過一個我的荷蘭朋友，他是4個孩子的爸爸，其家庭經濟水平相當於荷蘭中產階級。
他說：“我想首先是儘量不要得病，留意政府告訴我們的注意事項。由於這個病的傳染性很強，如果患病，我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會傳染給別人，也可能會因此佔用現在隨時會緊張起來的醫療資源，醫院現在應該留給老年人。當然，得病了我可能也很難受。除此以外，我想還是生活照舊吧，現在最可怕的就是我們的社會里面出現歇斯底里的恐慌。”
作者 | 劉毅強
國際法促進中心創始人和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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