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工，早已不同往日
11月，Max正式離開高盛，結束了為期九個半月的合同工。
深秋天氣已經很涼，金融街路旁樹的葉子都已經黃了，Max踩著稀稀拉拉的落葉打到車、上二環，一路開向自己在南城的住處。
這是他做合同工的第三年，履歷拿出來，叫得上名字的大公司也基本都做過了。眼看年紀已經快到三十歲，他也忍不住開始考慮自己人生下一步該怎麼走。
合同工，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一個不那麼體面的工作，許多人都被認為是迫不得已才只能選擇成為合同工。
然而，在2015年，瑞信（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EO David Mathers 就告訴分析師，公司會盡量保住全職員工的工作，並稱“他們是受保護的”，而合同工則不然。
但是，所謂“保全全職員工”並不意味著“裁掉合同工”，而是“要將更多的合同工轉化成為正式員工”。
無獨有偶的是德意志銀行，他們將這一流程稱作“內部化”，在過去兩年裡，德意志銀行就已經內化吸收了1900名合同工。
合同工，早已經不再是被忽視、被嫌棄的存在了。
“做完就拍屁股走人”
合同工當然意味著比全職員工較低的福利，意味著不夠明確穩定的晉升路徑。但同時也意味著更自由的工作選擇和更高的報酬。
歐洲各大銀行裡的合同工就已經受到了領導層的注意，因為他們對短期項目的要價是一天500英鎊，做完之後就拍屁股走人，為競爭對手幹活。
因為合同工是跟中介籤合同，而不是直接跟企業籤合同，你想走隨時可以走，你不用受制於企業文化，也不用受制於晉升空間，你做完自己感興趣的項目，那就可以立刻走人，去尋找你更感興趣、也更有熱情的項目。
開頭提到的 Max 便是如此，畢業於國內最厲害的那兩所學校之一的生命科學學院，在他的同學已經在同一家公司裡工作五年、做到了管理層的時候，他依然在不同的投行、PEVC裡打轉，並非是因為他無法留在同一家公司，事實上，他的薪資已經比大部分全職員工都還要高了，前後加起來也已經超過50萬。
是因為他不希望自己早早地被鎖定在某一個領域、某一家公司裡。
我希望在自己還年輕的時候，能夠儘可能多地接觸更多領域，如果有人說自己二十幾歲就已經知道自己這輩子要為什麼而奮鬥，我其實是不太相信的。
這五年裡，他做過醫藥項目，也參投過教育項目，做過企業IPO，也服務過互聯網公司。
他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獨自去見創業團隊是在望京SOHO，他原本就有些緊張，揹著雙肩包一進門，還沒等他開口，對方公司的前臺小姐就笑容甜美地問：“請問您面試哪個部門呢？”他頓時感到有些尷尬。
這樣的尷尬後來依然時有發生，因為他實在是太年輕，很難讓人第一眼便相信他是來與老闆聊投融資的。
而那些約談的 CEO 們則更犀利一些，因為很多領域他並非科班出身，要在短時間內達到至少可與對方就行業問題達成有效探討的程度，他當真是熬了許多個通宵。
他希望能給到對方認為有用的訊息和觀點，這一方面是為了後續合作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也是他作為交流雙方之一的自尊所在。
有次在海淀三環邊一間咖啡館裡約見一位教育機構的老闆，他們從機構盈利模式聊到對這一領域未來發展的觀點，他眼看著對方從掩蓋不住的質疑到真心實意的交流的變化。
在他們握手告別時，對方握著他的手說：“投不投我，這是小事情，但和你的面談我很享受。”
送走對方，他就站在三環邊發了一會兒愣，看著夜色裡來來往往的車流，他忍不住地有些感慨。
所謂合同工，其實就正是這樣一個讓你有機會以比較低的成本去試錯的存在，你可能暫時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但你至少可以通過嘗試去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
離開四大，回到四大
而在畢馬威做財務諮詢的 Kai 所走的路徑則剛好相反，他一畢業就進了畢馬威。
待了三年，他跟每一個在四大工作的年輕人一樣，在東場加過無數個夜晚的班，在項目上的時候，常常是後半夜才能回家。
但到了第三年，他突然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要這樣下去了。
那天夜裡他剛加完班，從酒仙橋回自己在蒲黃榆的住所，在東四環上，他收到去年從德勤離職的同學的小視頻，對方正在加拿大滑雪，結結實實地摔了個跟頭，正躺在雪地裡仰天大笑。
他突然才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有那樣開懷大笑過了，每天都在底稿、訪談、交貨……中來回循環，忙得回到家就只想趕緊昏睡過去，他發現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嘛，自己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一切。
是的，也知道自己這樣穩定地做下去，未來會有穩定可期的晉升和生活，但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嗎？他發現自己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於是他就離開了。
他先去了國內一家頂尖地產公司的公關部，參與操作了幾場線下活動，那段日子他每天都在北京城裡到處跑，戲稱自己是“朝陽傳媒之花”。
有次因為實習生寫的稿子沒法用，那小孩又沒能及時告知他，他連夜爬起來重新寫了一遍，寫完的時候窗外天色都已經發白，他把稿子發出去，躺下眯了一會兒，就又起床出門了。
離開畢馬威之後的那兩年，他做過公關，做過文案，做過市場，還抽空搞了支樂隊。
他們樂隊第一次在三里屯一間小酒吧裡演出，那次演出現場來了不少他當時在畢馬威的同事，大家坐在臺下明明滅滅的燈光裡給他鼓掌，他真的覺得挺感動的。
很多人都覺得他任性，但只有他曾經的同事們從來沒有說過那種話，他們最能夠理解他為什麼會不甘心，他為什麼會想要出去看看。
一畢業就進四大的人多少都會幻想自己如果當年做了別的選擇會是什麼樣子的，因為在四大的工作與生活實在是太過繁忙而穩定了。
但有點諷刺意味的是，他最後又回到了四大，去了德勤繼續做財務諮詢，在試過所有他能夠想得到的可能性之後，他發現自己最擅長、做得最好的還是這個。
有朋友說他這兩年就是在瞎折騰，最後還不是要回來，可他自己知道這是不一樣，聊到這個的時候，他的語氣是格外愉快的。
因為如果沒有出去試過，我肯定是會後悔的，只有真的嘗試過、探索過，我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
我不能讓自己後悔，我得對得起自己。
原來是老友記早就講過的道理
前陣子重新看《老友記》，突然裡面的每個人都是在逼近三十歲的時候，才終於確認了自己真正想要為之奮鬥的事業。
瑞秋二十八歲之前都在咖啡館做服務生，莫妮卡二十七歲之前都在不斷找工作、不斷失業中度過的。
錢德勒更是超過了三十歲才終於決定離開原本已經小有成就但他絲毫不熱愛的工作，轉頭進入廣告業。
當然，這裡有出於編劇創作的需要，可卻也從側面反映了那個年代美國年輕人是處在一種怎樣的生活狀態下，他們有時間在身體最年輕、精力最旺盛的時代去思考、去探索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業。
或許今天的你正在東方廣場加班到深夜；
或許你正在金融街的落葉裡打車回家；
也有可能你奔波在夜晚的北三環上；
甚至你正在三里屯酒吧小舞臺上奮力演出；
然而，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從來都不是：我試過，但我失敗了。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我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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