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思想和文明的源头之一，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也是其为人所瞩目的特色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古典民主政治是古希腊独有。其实，经过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都认为，两河流域的诸多文明同样具有由军事民主制传袭而来的古典民主政治。中国还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社会同样具有城邦和早期民主政治，只不过数千年来有被误读的可能（参见《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同样要指出的是，古代希腊所说的民主政治是直接民主，几乎为当时所有的智者所厌弃，被称为暴民政治。而且，即使在当时的古希腊，采用这种直接民主政治的城邦也是少数派，只有雅典等少数城邦采用。另一方面，即使在斯巴达这样的贵族主政的城邦，由古老传统而来的民主也是有一席之地的，虽然不一定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所谓的民主政治也不是绝对的，就看你怎么理解，需要分析在每一个政治实践中民主行政所占的比重。
一、遥远古代的影响
还是让我们从最初的原始社会说起吧。
民主不是新东西，威权才是。
原始社会的队群政治无疑是最为民主的，民主就是生活本身。（参见《蒙昧时代的民主》）
随着剩余物资的出现，社会分层，财富集中，权力集中。在社会发展早期，这种威权的出现自然而然，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反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克里特岛上崛起了米诺斯文明。根据考古发现，米诺斯文明实施一种王宫政治。诸多房舍围绕在一座宫殿周围，宫殿与其他房舍在同一平面，没有任何防备措施。
到了公元前1600年左右，希腊半岛上崛起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无疑承袭了米诺斯文明的衣钵，她不但继承了米诺斯文明的线性文字，也继承了米诺斯文明的王宫政治。但是与米诺斯的王宫政治不同，迈锡尼文明的王宫建立在山上，居高临下地监视着周围的田野，四周带有围墙。根据学者们研究，迈锡尼文明是一个高度威权的社会，王宫中的国王通过书吏控制着王国内的经济生活，通过一些职业战士亲信来维系自身的统治。在每个乡村之中，有一个职名为“帕塞勒乌”的人从事行政工作，可以看作是乡村的首长。
到了公元前1300年，迈锡尼文明逐渐衰落，希腊大地也随之进入黑暗时代。根据考古发掘，在这一时期中，雄伟的宫殿被摧毁或是遗弃，文字消失，陶器只有简单的几何装饰，居住点数量稀少，并且规模很小，不但国际贸易基本中断，国内的广泛联系也随之消失，社会文化全面停滞。也就是说，当时希腊大地上的社会形态全面退回到了部落时代。学者们认为，部落时代的人们，已经学会了驯养家畜及种植植物。部落可以认为是游团（队群）的大集合体，但是结合方式比集合更为复杂，存在一些泛部落团体，如氏族、年龄阶团、秘密结社、战争团体和仪典团体等。人们之间的关系平等，缺乏正式的权威职位和权威等级。缺乏担负责任的政府权力，谁都可以自行其事。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古代希腊开始重新发展。到了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开始走出黑暗时代的泥沼。对外贸易开始缓慢恢复，希腊社会中流通的金属变多；陶器上出现了成熟的几何纹饰风格，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700年也被称为几何陶时代；聚落和人口的数量都开始增加；文字又一次出现，当然这时候已经不是线性文字了，而是由腓尼基文字转变而来的古希腊文字。这些都说明，此时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更多是受到东方先进文明的影响，而对过去古老文化的记忆已经微乎其微。
社会上有了剩余财富，社会分层、财富集中、权力集中又一次出现——贵族出现了。在黑暗时代末期，出现了一个叫巴塞勒斯的阶层，也就是迈锡尼时代的“帕塞勒乌”，这个名词后来演变为“国王”的意思。但是公元前8世纪的巴塞勒斯们还不是什么国王，他们只是村落里的贵族。巴塞勒斯们和平民之间没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贵族的身份主要来自传统（世袭）、财产和威望。在人类学上，有一种社会介于部落和酋邦之间，被称为“大人”社会，黑暗时代之后的古希腊社会正好符合“大人”社会的特征。巴塞勒斯们就是在村落中地位较高、但是又没有法定特权的“大人”。著名的《荷马史诗》于公元前8世纪开始被整理，她虽然以迈锡尼时代为背景，但是更多反映的是公元前8世纪前后的现实生活。在《荷马史诗》中，虽然迈锡尼时代王权的架构依然存在，但是那些巴塞勒斯们不但忘记了迈锡尼时代严格的等级划分，也忘记了那个制作阿伽门农金箔面具的时代有一个叫“瓦纳卡”的最高统治者具有莫大的权力和威严，以至于视统帅阿伽门农的指令与要求如无物。阿伽门农也不视这些英雄为下属，而是待之以朋友、处在同一层次的伙伴，经常与他们同桌共饮，平等相待。在《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的形象也并不高大上，经常会丑态百出。公元前8世纪的诗人赫西俄德在他的《劳作与时令》中描绘了这些巴塞勒斯们的生活（参考），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相映成趣。这些巴塞勒斯们努力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成为一个“大人”：他们英勇好斗、精于技击、装备精良，他们努力使自己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善于辩论；他们慷慨好客、广泛联络、视荣誉高于一切。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他们虽然不怎么从事日常生产，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训练和交际，使自己变成“优秀的人”，通过交际和竞争（竞赛或者战争）获得荣誉，维系自己贵族的身份。
有很多外国学者认为，迈锡尼时代的古老记忆，使得古希腊人民对于王权有着发自内心的抗拒，因此他们选择了民主政治作为他们的政治体制。这完全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半个世纪的文字文化的中断，迈锡尼时代的往事完全靠口口相传，“没文化”的古希腊人民怎么可能记住500年前的事情。如果将现在的历史往前推500年，中国尚处在大明王朝，西欧的大航海时代才刚刚开始，假如没有文字，这些历史很快就会走形。《荷马史诗》叙述的内容就是最好的例证，《荷马史诗》中的故事离真实的历史差了十万八千里，说明当时的人们早已经忘记了迈锡尼时代的现实（参见《史诗和史实——史诗能有多不靠谱》）。
因此，迈锡尼时代残存的记忆对于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形成基本没有影响。人们不是因为抗拒王权所以选择了民主，而是因为身处部落时代的民主，视部落时代的民主为天然正义。
二、正常发展的进路
按照正常的剧本，古希腊文明应该在巴塞勒斯的基础上形成酋邦国家，然后踏入文明社会。通过战争等手段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可惜时代已经演进到公元前8世纪，已经没有留给文明世界的后进者古希腊社会更多独自前行的机会了。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是古代希腊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随着海上贸易的恢复，遥远东方的语言、文字、文学、科学、史学、建筑、艺术等等等等先进文化如潮水一般的涌入古希腊，比部落时代先进那么一点点、刚刚产生社会分层的古代希腊社会不免像打了激素一般飞速成长。在古希腊，此时还存在着数百个小城邦，生产关系十分原始。东方古老文化的传入促使古希腊文明加速了力量整合。
按照正常剧本进行的演进还是发生了——社会分层、财富集中、权力集中。随着社会经济的缓慢恢复和东方文化的传入，人口增加、经济繁荣，新的土地被不断开垦，小的聚落不断整合形成城市，神庙和城墙拔地而起，人群在其中形成更大的共同群体——也就是所谓的城邦。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几乎在所有城邦都出现了，这两个阶层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产生了区隔，贵族不但在经济上占据大量财富，而且在政治上攫取权力。在城邦中，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斯巴达在经历了一系列征战之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了广泛的统治。在公元前9世纪末，斯巴达发生了来库古改革（参见《斯巴达人“优诺米亚”的兴衰》）。来库古改革以制度化的方式强化了公民间的平等地位，这意味着公民间的不平等已经引起了平民的不满，社会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这种不稳定具体是什么，我们已经无从而知，虽然修希底德和希罗多德也曾经提到过这种不稳定。但是来库古的改革本身就说明，是公民间的不平等催生了反方向的改革。
雅典留下的资料记录则更加翔实一些。阿提卡地区在迈锡尼时代并没有多少聚落存在，直到公元前800年到700年之间，由于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人口陡然增加，可供统计的墓葬的资料增加了6倍。在神话中，雅典城邦是忒修斯联合的结果。事实也与神话类似，虽然未必是由忒修斯联合，但是雅典的贵族的确是由一系列没有联系的家族集团组成。此外，迈锡尼文明衰落后再泛希腊大地上的民族大迁徙，也对雅典人口的组成造成重大影响。相传，迈锡尼时代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强大国家派罗斯王族被多利亚人驱逐，流落到了雅典，其成员莫兰多斯及其子科多鲁斯甚至成为了第二王朝的奠基者，其子孙还组织了爱奥尼亚人的殖民活动。考古学对此也有证实。多种证据表明雅典是由多个部落聚合而成的城邦。
雅典似乎也曾经有过一段王制的时期（不是现代意义的“王”，应该是酋邦之“王”），王制大概于公元前8世纪末结束，随之而起的是贵族家族统治（参见）。雅典的贵族成为一个排他性集团，他们不但拥有远超一般平民的经济实力，而且将行政职务和战神山议事会（相对于议会）成员资格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与之相对的是一般平民，不但没有政治权利，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平民处在贫困状态，贫富差距巨大。据记载，当时的雅典存在大量的“六一汉”，如果他们还不上债务，他们自身和妻子就会沦为奴隶，失去公民的资格。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借款是以人身为担保，而土地则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里。”可见，以民主著称的雅典，在其进入文明社会之初，城邦内部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贵族和平民之间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财富和权力集中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当时雅典执行的德拉古法是代表贵族的法律，十分严苛，几乎只有一种惩罚——那就是死刑，被时人称为用血书写的法律。透露了当时的雅典社会，贵族和平民间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的动荡。
三、“古老”传统的影响
从原始的部落民主发展到君主专制，在任何文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任何文明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后，原始部落民主的传统和记忆才慢慢的消失。
在一首来自于古老泥板楔形文字的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中，乌鲁克国王在决定是否进行战争的问题上，先征求了城邦中长老的意见，后又征求了城邦中年轻人（应该是能够服役的战士）的意见，最终遵从了年轻人的意见，足见当时的民主政治对于君主权力的制约。此外，古巴比伦时期的长老会、亚述和巴比伦帝国时期的城市长老会和陪审团等等，都是民主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
古代中国也一样。在《尚书-盘庚》中，记叙了商王盘庚打算迁都，不被民众所认可，不得不反复向民众做工作的情况，绝无后世君主的威严。“盘庚学于民”；“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这样亲近民众、耐心说服的词句不绝于书。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建立，有周一代等级划分复杂而严格，君主的权威已经极高，但是在《左传》和《国语》中，像“朝国人”、“朝众”、“致众”、“致民”这类召开全民大会，听取意见或进行说服工作的记载仍然屡见不鲜。可见在邦国内部，很多事情还是要听取“国人”、“众”等平民阶层的意见并获得他们支持的。
古希腊人的城邦之内，原始氏族部落民主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古希腊人总是试图把同一城邦的人想象成一个大家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一个大家庭和一个小城邦之间就没有实质上的差异。”他在整个《政治学》中共有64次提到“家庭”，足见要将家庭关系扩展到城邦政治关系的意图。亚里士多德分析：城邦由村庄组成，村庄由家庭组成，家庭是一个自然共同体，是同吃一块面包和共用一张饭桌的。古希腊人在潜意识里总是试图将公民关系转化为带有脉脉亲情的兄弟关系。“公民必须意识到，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兄弟。没有什么比在同一张饭桌上分享同一个灶台里煮出的食物更能加强这种信念了。”（《希腊思想的起源》）
正因为所有城邦公民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杀害一个社会同胞会在社会组织中引起同杀害自己亲属一样的宗教憎恨和亵渎神灵的耻辱。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都认为梭伦在雅典进行的改革中，法律上最成功的创新之一就是：梭伦给予每个人为任何一个受害者伸张正义和起诉非正义者的权利，即使他本人不是受害者。雅典并非单一村落或部落发展形成的城邦，而是几个村落或部落集合而形成的城邦，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多利亚人南下而迁徙至此的“外地人”。因此，雅典城邦公民间的血亲关系并不明显。然而，在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眼中，梭伦此举无疑是将城邦公民间关系还原为原始氏族血亲关系最好的举措。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也明显体现了这种兄弟情，具有民众化和平等化倾向。来库古改革实行公共会食制度，从小一起训练学习的制度，对于这种制度亚里士多德赞不绝口。
兄弟之情不过是借用曾经的氏族血亲伦理意识形态，来规范新的社会现实。而隐藏在“兄弟之情”下面的、真正体现古老部落传统影响的是“平等”，而非“血亲”；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落于下风的平民们，要求重回古老部落时代政治和经济完全平等的呼声。在“兄弟之情”的血缘基础上，城邦的公民们演化出了“同类人”或者“伙伴”这样的概念。在一个城邦中，只有“同类人”才能友爱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如此盛赞斯巴达的制度：“他们的财物总有一部分用来供给朋友的需要，另一部分则供给该国公民公共福利的用途”。
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无疑是“平等”回归的范例，来库古改革不但在政治上给予了平民们要求的平等，而且在经济上分配份地，形成平等的经济地位。籍此，斯巴达达成了“eunomia”（优良的秩序），斯巴达获得了稳定。虽然在斯巴达，优良秩序更多地与说服、远见和谨慎联系在一起，强调顺从和服从，以及国家对公民个人的绝对强势地位。平等并不体现在政治上，更多体现在经济上。
一直以来，梭伦改革被认为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考察梭伦的改革，并没有坚持平等的原则。梭伦也是“eunomia”的信奉者，这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反应。梭伦所追求的“eunomia”，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在他接掌雅典政治之前，雅典的贵族和平民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激化。梭伦作为没落贵族出身的商人和学者，是当时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他“既未插手于富人们的不义，也没有连累在穷人们的困苦之中”（《梭伦传》），被各方寄予厚望。梭伦改革的要义：
一是以法律作为重整社会秩序的手段。他要求所有人，特别是执政官要宣誓遵守他所制定的宪法。法律颁布后，社会要按照法律来运行。其中设立陪审法庭一条，被认为是最具有民主性质的条文。因为任何人只要觉得官员们的决定不合理，就可以向陪审法庭申诉，由平民参与的陪审法庭成为超越法律的事务的最终决定者。
二是“使一切官职都和以往一样掌握在富人手中”（《梭伦传》），同时又要保障底层公民的权益。梭伦取消了债务，废止债务奴役，避免了底层公民沦为奴隶的可能，保住了他们的公民权；同时，和以往一样，将社会划分为4个等级，高级官吏只能从前三个等级来选择。占人口多数的第四等级，只享有最为基本的公民权：例如出席公民大会、参与审判等，高层次的职位和权力和他们是无缘的。
三是使得有钱的平民跻身于上流阶层。过去战神山议事会和执政官的资格都是贵族霸占着，现在在圈子之外的有钱人也可以参与进来了。
梭伦的改革既未满足底层平民的要求——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又招致贵族的怨恨——取消了底层平民欠他们的债务，使他们受到重大损失，而且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因此遭到来自两方面的反对。以至于梭伦不堪压力，在执政官的位置上只干了一年便远走他乡。
梭伦之后执政的是雅典著名的僭主庇西特拉图，他虽然是贵族，可是他依靠的阶层却是最为贫穷的平民，执行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他对农民实行低利息的国家贷款，把土地税定为收获量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他设立农村巡回法庭，便于农民就地诉讼；他还经常四处视察，解决僻远山区农民提出的问题。庇西特拉图大力发展工商业，建造大批商船与舰队，又在赫勒斯滂海峡建立起殖民地，以控制黑海地区的贸易。他发行了流通 500年而不衰的“枭鸟币”，整饬市场，架设输水管道为城市提供稳定的水源供应，大兴土木，系统地开采银矿。庇西特拉图还利用梭伦留下的宪法治理国家，甚至在被控告时，身为僭主的他竟然出席法庭进行辩论。足见在他统治时期，法律的地位之崇高。庇西特拉图的政策打击了贵族特权，可以说是雅典平民的保护神。但是庇西特拉图的施政主要还是在经济上维护平民的利益，努力改善平民的经济收益；在政治上虽然执行力一些梭伦的政策，但是总的来讲进展不大。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庇西特拉图的专制很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为后来雅典的民主政治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
庇西特拉图之后，雅典经历了政争。两个贵族，伊萨哥拉斯和克里斯提尼争夺雅典政治权力，克里斯提尼成为了失败者。据信他在失败之后，转而寻求平民的支持，亚里士多德提到：“现在人民已经控制政体，克里斯提尼是他们的领袖。”克里斯提尼是人民经过斗争之后，返回雅典成为执政官的。一方面是克里斯提尼以平民的支持掌握权力，必然要付出对应的价码；另一方面，在平民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更高的追求。在公元前6世纪的叙述中，“同类人”一词直接指示其内核——“平等人”。最能体现当时的“平等”精神的即“isonomia”（伊索诺米亚），即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贵族统治中（参见《民主的起源》，埃伦贝戈），体现了贵族间的平等地位，同时也是对僭主政治之僭主独大的政治理念的一种反驳。但是在公元前6世纪，发展成为平民要求政治权利的代名词。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也确实在政治上对贵族政治釜底抽薪，而对平民敞开了政治的大门。亚里士多德声称，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政体“比梭伦政体要民主得多”，不过这种政体当时并不叫民主，而叫平等。“与‘优良秩序（eunomia）’相反，现今存在的是‘平等的秩序（isonomia）’，这个词后来演变更为激进的‘民主（demokratia）’。”（《早期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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