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 》中，我们以弗朗茨·施密特（Meister Frantz Schmidt）的经历阐述了如何成为一名“官方认可”的刽子手。
本文将继续延伸，具体围绕刽子手的日常生活和亲身感受出发，为您呈现出一个更完整的中世纪刽子手全貌。
01 刽子手的“酸甜苦辣”
尽管刽子手对于维护法律和秩序至关重要，但欧洲当局对他们的态度却仍显得模棱两可，而那些暧昧的观点则深刻地影响了刽子手的日常生活。
首先，为了补贴行刑者的生活，消除他们因血腥工作而带来的社会孤立感，当局会定期向刽子手们发放小额津贴，并为他们提供免费住所。
而且得益于一种被称为“havage”的赋税，刽子手有权从市场摊贩那儿免费获取足够果腹的食物以及饮品。
但是，相比这些微不足道的权利，刽子手们付出的代价通常会大得多——为了满足当局对公开处决的要求，行刑者必须在工作中展现出相当专业的职业精神。
例如，根据查理五世在1532年颁布的法典《 Lex Carolina 》，死刑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刽子手们不得不发明出更多“死法”来惩罚那些可怜的囚犯。
其中，车轮刑就是一项非常残忍又极具技术含量的刑罚。人们会先将犯人捆绑在车轮上，然后再将轮子抬到一个沉重的手推车中。
接着，刽子手们要推着手推车向前冲刺，让轮子从车上自然掉下，囚犯会随着车轮重重地摔在地上，伴随着四肢被碾碎或散落的尖叫声，犯人们将承受巨大痛苦。
而轮子在他们彻底断气时，可能还要转上好几个圈，这意味着痛苦感会被无限延长。
车轮刑需要刽子手灵活且精准地掌握冲刺的节奏，对力量的要求也很高。
如果当局在临刑前批准犯人获得“仁慈死亡”，那么刽子手还必须保证犯人从车轮上滚落的一瞬间是头部着地，以便他们可以在四肢散落前结束生命。
所以，如何巧妙且精准地完成行刑工作是每一位优秀行刑者必须参透的事项。
但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许多刽子手在行刑现场都发生过可怕的事故。而当局对这种失误也通常是0容忍的——刽子手要么解甲归田，重新做回劳苦大众，要么赔偿巨额的罚款，更有甚者还会被指控无能，成为同行的刀下鬼。
究其原因，我们可能还要从“死刑”本身的意义说起。
首先，在中世纪时期，执行公开处决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恐吓观众；第二重申宗教的神圣以及当局的权威。
所以，一位稳定可靠的刽子手在代表国家和法律施行威严及暴力时，就显得尤为关键。
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范·杜尔门（Richard van Dulmen）所说：
法院的谴责，死亡游行和处决构成了精心设计的道德剧中的三幕，俨然凑成一组“恐怖剧场”。
Richard van Dulmen
理查德的结论并非空谈，因为早在15世纪末，前文提到的著名刽子手弗朗茨·施密特（Meister Frantz Schmidt）就已经对死刑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认为：
死刑不过是一场“宗教救赎”的游戏罢了。那些可怜的罪人承认并忏悔了自己的罪行，自愿充当了戒律的榜样，并借此获得了迅速死亡的允诺（不用受折磨）以及救赎的希望。从这层含义上讲，这是死刑犯在世界上所做的最后一次交易。
所以，刽子手充当了罪犯和上帝之间的某种媒介，让生死之间达到了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但是倘若他们在刑场上出现失误，这种潜在的平衡就会被打乱。
换句话说，弗朗茨·施密特提到的“宗教救赎”的戏码会遭到严重破坏。
这在宗教力量胜过一切的中世纪，宛如灭顶之灾。
当然，等待这些倒霉刽子手的，往往也不只是死亡那么简单了。
那么，是否有办法可以提高刽子手的心理素质，让他们在情急时刻也能泰然自若？
事实上，官方曾想到过无数种方式来安抚行刑前的刽子手。包括推送神圣歌曲，禁言底下的观众，甚至还曾让刽子手带上麻布头套，以消除他们即将面临的心理障碍。
但是结果证明，没人能做到真正的“杀人不眨眼”，强如拥有45年“砍头经历”的弗朗茨·施密特也做不到。
譬如，弗朗茨·施密特在其日记中就曾明确记载了两次斩杀失误，一次让他差点丢了性命，而另一次则直接让他退休回了家。
据他回忆，第一次失败经历发生在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梅希特林（Elisabeth Mechtlin）的女犯人身上。
她在通往刑场的路上不断哭泣，还大声扬言，“她很高兴能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后来，她开始不由自主地舞动身体，显得越来越悲伤和胆怯。
直到到达刑场的那一刻，她开始发出无情的尖叫声，反复挣扎着躯体，这让作为刽子手的弗朗茨·施密特感到极度不安。
最终，弗朗茨·施密特居然用了三刀才终结了这位歇斯底里的女人。
要知道，在欧洲绝大部分地区，三刀已经是行刑场上的极限。因为如果让观者们看到更多的流血场面，那么死刑的效果也会被大打折扣。
在德国，如果刽子手在第三次挥刀后失败了，那么他将被迫代替可怜的罪人而死。
有时，失误的刽子手还会遭到台下观众的猛烈攻击，如果他幸存下来，当局也会通过扣留工资或监禁等措施来惩罚他的所作所为。
第二次失败则显得更加戏剧化。
事故发生在1617年11月13日。那天，弗朗茨·施密特未能原按计划处决犯人，这直接导致了他的隐退。
当时的主犯是一名假币制造商，名叫乔治·卡尔·兰布雷希特（Georg Karl Lambrecht），他也曾担任过小镇的磨坊主，并因一起臭名昭著的女巫案而闻名。
由于此案的复杂，纽伦堡当局驳回了其迅速死亡的请求，并判处他最严酷的火刑。
行刑当天，纽伦堡的法官，议员以及牧师等，都跟随主刀手弗朗茨·施密特来到现场督办。
期间，犯人兰布雷希特摊坐在“审判椅”上，大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然后，弗朗茨小心翼翼地将犯人和椅子捆绑在一起，再用沥青糊住了其大部分裸露的皮肤，同时将几捆稻草固定在椅子周围。
一切都像往常一样顺利。
但是，就当弗朗茨向囚犯脚上扔出一把点燃的火炬时，意想不到一幕发生了。
原来，弗朗茨早就和他的助手商议好，要偷偷地在犯人脖子上拉出一条细线，目的是在火势变大前勒死后者，为其减轻一些痛苦。
可助手却没有精确地完成这项任务，导致火焰高涨时，观众在下边听到了犯人兰布雷特（Lambrecht）撕心裂肺的嚎叫声：
“主耶稣啊，请救救你的仆人！” 。
由于弗朗茨之前并没有完全烧死罪犯的打算，一切都显得太出乎意料了。所以，整个处决过程显得非常仓促和无序，这也让当局极为不满。
几个月后，费朗茨结束了自己长达45年的行刑生涯。而他的辞职理由也很简单：身体欠佳，不胜工作。
不得不说，弗朗兹的真实经历正折射出了中世纪刽子手们鲜为人知的一面。
即他们正承受着来自于工作的巨大压力，同时，在那些血淋淋的刀口下，我们也能隐约地看到一颗充满悲悯和善良的心。
事实上，与人们的认知正相反，刽子手这一社会阶层的识字率非常高，并且几乎人人都具备解剖学的基本知识。这还让他们的工作产生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讽刺意味：
有些刽子手甚至会临时充当医生的角色。
所以，他们可以一边杀人如麻，一边救死扶伤，对吗？
是的，没错。
中世纪刽子手曾产生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社会悖论：那些不想与他们有任何社交关系的人会来到他家，要求得到医治。
例如，据记载，费朗茨·施密特治愈的病人就比其处死的犯人要多得多。在他的逝后的墓志铭上，人们甚至将其描述为“医师” 而不是所谓的“行刑官”。
几十年来，他声称已经治疗了15,000多名患者，其中还包括三名帝国使节，条顿骑士团成员以及班贝格大教堂的教务长。
正如费朗茨在日记中所说，如果他没有被迫成为一名刽子手，那么医生将是其最理想的职业。
后来，费朗茨·施密特的故事还出现了最后一个转折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由于其杰出的专业素养而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他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班贝格镇的首席刽子手。
他收入丰厚，能够和家人在一个大房子中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由于工作原因，他依然受到了人们侮辱，他不想再把这不堪的命运传递给下一代了。
因此，作为一名已退休的70岁老人，施密特将恢复自己的荣誉作为最后一件使命。他呼吁巴伐利亚当局将自己的后代从父辈痛苦的职业传统中解救出来。
最终，他的尝试成功了。孩子们摆脱了即将成为刽子手的命运，拥有了追求自己事业的权利。
就这样，一代传奇刽子手的故事最终落幕。
但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同样复杂。
通过刽子手这样的案例，我们应当如何再去定义一类人群？事物的本质真如我们肉眼所看到的那样吗？往事历历在目，这终将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审判，结论如何，也许只有各位心里才能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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