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档案
刘川鄂教授
刘川鄂，1961年出生。1978年春考入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中文系，1985年就读湖北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9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
原题
为方方三辩
我们本来放声高唱2020年是“爱你爱你年”，但是谁承想，爱未到，灾先至。
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头，新冠横祸突如其来，无妄之灾如泰山压顶，由武汉而湖北，由湖北而中国，瘟疫肆虐，全球同悲。
1月23日，武汉封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惨烈记录自此开启。在武汉生活了大几十年的著名作家方方，开始写作封城日记，刮起了“方方风暴”。每一个子夜，亿万人痴迷等待她的日记新篇，争相传阅，频频转发，这已成了疫情期间的特别节目。
我一开始就预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在中国当代灾难史上，方方封城日记，会浓墨重彩，留下特殊的一笔。
众多读者中点赞者当然占绝对多数，但构陷者责骂者也大有人在。有人总结辱骂方方并希望她闭嘴者有三种人：有罪之人；心术不正的文化同行；没文化、没个人判断，没独立思想的芸芸众生。身患多种疾病的方方女士，有一颗大心脏，至今还在泰然怼之。
我不想跟第一、二种那些打棍子、扣帽子的别有用心的卑鄙小人、脑残谈论方方，但乐意和我的朋友一起给方方送一句规劝：犯不着在赶路的时候，弯腰拣拾石头，扔那些朝你狂吠的狗。
第三种人，是你我一样的吃瓜群众。在价值撕裂的当下，意见分歧加剧。我最近感受特别明显，深受刺激，常常夜不能寐。
不同经历的人，兴趣点不同价值观也不同，同样经历的人，如果读书思考的有效性不一样，如果个性、家庭其他相关联的成长因素有别，也有很大的分歧。你真是没法叫醒那个没有醒过的人，也叫不醒那个装睡的人。
因为经常在朋友圈里面转发方方点赞方方，我的一个人品非常正的老学生多次留言，提出非议：“我觉得方方老师真应该反思她自己，这么多人为什么会反她一个作家？——尽管她认为别人是渣渣，但我周围的人特别是在社区与居民在一起时，也都在讲方方，反对的人真的不是少数……”
像我这个学生一样，有的人并无恶意，而是真诚真挚地质疑方方的发言资格，责怪方方的言说时机，责骂方方的言说方式。我们理解方方在为民众代言，但很多人包括基层公务员（也属民众）不理解，觉得伤了认知习惯，搅了好心情，反而恼怒生恨。一百年前鲁迅胡适的悲哀在方方和我们的时代延续。
他们不坏，但是有点蠢，请原谅我用的这个不雅的表达，我也常常是这样骂自己的。作为一个五四之子，我乐意为方方辩护，我甚至不过是在借她跟你交流我的看法，我想心平气和地对责骂责怪方方者说。
责骂责怪方方者，我想对你说——
作家方方有批评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有批评社会的权利
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工程师、医生、司机、清洁工，因为他们是在社会前沿冲锋陷阵的人，缺一不可。但有时候可以没有作家。
所谓作家，就是在旁边说三道四的人。他是真实的生活的审视者怀疑者批判者，是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真正的生活的憧憬者虚构者创造者。要么虚构，要么直说，对社会发言。
他不是来迎合我们的，他是要提升我们的精神状态，要我们摆脱吃喝拉撒的简单的动物般的生存，活得更幸福，更充实，更像个人。这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
方方这次运用了日记体的形式，通常是从今天是封城的第几天以及天气怎么样起笔，记录一些与疫情有关的事情，包括一些朋友和医生传来什么样的信息，以及自己对这些信息的态度。其间负面信息提到的比较多，而且提出了批评意见。
她有一个解：某些正面的信息已经有很多人提到了，不需要重复了。而这些负面的信息，是她特意要提醒当局和民众注意的。作为作家，她有记录的权利，也有批评的权利。
其实，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这个权利。我们每一个人都直接间接地受到了新冠肺炎的伤害，我们都是受害者。你的疑虑、不满、困难、需求和希望都应该表达都可以表达。
一个更加无知的观点，是说方方“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些人混淆了公民和政府的关系，不懂得是公民（纳税人）在养活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公民。
作家是民众心声的代言人。就像有网友留言那样：灾难中的伤痛不该被记录吗？灾难中的悲苦不该被言说吗？灾难中的胡作非为不该被追问吗？如果不能，作家的存在又有何必要？
方方的文章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种社会随笔体的散文。平民立场、人文情怀、体制反思、民间正义，这几个要素比数据更重要。纠缠她日记中某些细节表达的不准确，完全是别有用心。
疫情也是一面照妖镜，历史需要方方这样的陈述者，让我们了解真相，促使我们深入的思考和总结。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忘记痛苦就会更痛苦。
责骂责怪方方者，我想对你说——
方方有满满的能量。批评是更大的正能量
“看着好像为小民奔走呼号，但又感觉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有网友指责方方说：“方作家每天都要散布一些悲观的消息，昨天死了几个，今天死了几个，不知道想干啥？一方面摆出忧民的样子，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制造恐慌，经常听些负面消息，对精神就是一种摧残。方作家省省吧。”
有的民众觉得方方批评的意见不一定错，但是太多了，会影响全民抗疫情的进程情绪。
但是我想告诉你，虚假的正面信息和欺骗性的表扬，无助于控制疫情，只给你一时的虚荣的满足感，但会带来更大的失望。虚假的正能量其实是最有害的负能量。
难道恐慌是方方制造的吗？恐慌本来就在那里，只有正视方可消灭。负面本来就存在，只有面对才可清除。“正能量如果以这样无知无畏的面目出现，它的“正”又在哪里？谁说哭过了和发泄过了，就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方方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她批评的不是普通的民众，更不是受难者，而是我们某些工作中的失误，而是某些官方应该解释却一直没有解释的信息黑洞。社会是有分工的。医护人员在救死扶伤，有的机构在协调和运输物资，志愿者下沉者在四处奔波。
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六十五岁的女士，勇于对社会发言，这是满满的“正能量”。她的这一声声喊叫，至少可以让那些习惯做假的人再做假时心有所忌。
敢于批评的是作家，一味赞美的是庸才。
有人说方方的日记没有积极作用。我觉得最大的积极作用就是告诫人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的学费交的还少吗？为什么总在同样的地方跌倒呢？方方只是在记录实事和感受，如果这都要谴责，那为什么不去反思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和过程？严肃的有理有据的批评，不是负能量，它有助于困难的克服、偏差的改正。这才是满满的正能量。
责骂责怪方方者，我想对你说——
追责没有时刻表，人人都有追责的权利
责难方方者说：“我身边不喜欢方方的人很多……灾难面前是一起度难过难关，指责别人有什么益处？我下沉到社区后，亲眼目睹参与抗疫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平民百姓，包括党政干部许多感人故事，与作家听朋友讲说的从朋友圈看到的及其朋友的朋友反映的不一样……作家的感受怎么与其他人的差别这么大呢？”
方方指责过志愿者和下沉干部吗？
网友留言：“作家只是让那些给民众带来灾难的官员引咎辞职（都有法规依据），从来没有指责老百姓，为什么在同一时刻集聚起这么多’民众’反她？想想真的很可怕。”
还有反对方方者认为，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当然要追责，但现在是特殊时期，主要任务应是凝心聚力渡难关，而不在于指责，应鼓励抗疫，而不是放大悲情。
普通民众想的是岁月静好，作家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
飞来横祸无妄之灾，难道不应该有人担责吗？那么多人无端遭受病患的折磨，那么多人冤死，每一个人的生活和自由都受到限制，难道不应该探究何以至此、何以为此吗？特殊在哪里？特殊是原谅的理由吗？为什么造成这种特殊？如果你身边的人认同这是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是不可避免还是可以避免或者损失可以降低？什么原因？哪些人该负责？难道不应该探讨吗？这不正是文人和每一个受害者的权力吗？
这么大的悲情没有谁放大，本身就很大，也许还有更大的悲剧在等待着人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缩小、尽可能避免、尽可能减少伤亡和损失。抗疫与追责并不矛盾，追责是为了更好的抗疫。在抗疫的过程中不是撤了很多人的职吗？这也是追责的体现啊。
“疫情从初发到蔓延，这中间的事情不说清楚，武汉人甚至全国人，怎么能过得了这道坎？”方方之问是世纪之问，人类之问。
看网上留言，就知无知且蠢的义和团多庞大，现在这种人绝对不是少数。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文学教师，满心的惭愧。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别把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很欣赏方方这句话。正是每个人只求自保，我们才活成了这个样子，说句话都害怕，你还幸福什么？你一句真话都不敢说，你也好意思说你成功你骄傲你爱国？
方方在一篇日记中说：“可惜了那么多年轻人。当他们把极左人士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时，他们这辈子恐怕都会在黑暗的深渊中挣扎。”其实不仅是年轻人，还有很多巨婴，头发白了，掉光了，还没有成长。
“方方日记能够载入史册吗？官史肯定不行，民间史当然不成问题，反过来可以修补正史，这就很好了。有人骂几句，也不要紧，前面提到那么多篇章，谁能骂掉呢？”（《赵瑜：日记平衡杆》）方方是中国作家的一面镜子，映现的是当下中国的精神高度。
责怪责骂方方者，你有你言说的权利，继续有，永远有，偶尔骂一两句也不是多了不得的事。但是我想提醒你，据说方方日记有5000万的阅读量，除去老人和小孩，还有某些不便点赞的人，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
这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是自媒体时代的奇迹。一个这么多人支持和肯定的作家和她创造的时代文本，你轻易去否定它，需要多大的理由啊？
活着，不仅仅是吃喝拉撒，还要有理性和自我。阅读方方理解方方，体悟人生的灿烂庄严。
外一篇
方方日记：我们在看
疫情期间，自方方日记第一次发出，我几乎没有落下一篇。多少年没有这样细读中国当代文学家的作品了，或许是闭锁在家有大把时间的缘故吧，但是无论如何，能够每天等待着日记的发出，此种心态肯定不仅仅只是“闲的没事”能够解释的。千万个被困在家以对抗病毒肆虐的武汉阅读者，唯独兴趣盎然于方方日记，这需要一个解释。
我想说，方方日记数十篇，只写了四个字：我们在看。
方方日记的写作有着非常明显的“非个人化”特色，因为这部日记写的不是方方的“我”，而是疫情蔓延整个世界的时候的“我们”。每天夜阑人静时分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的那位女士，是在为陷于惊恐中的武汉人民书写，所以她的日记没有激情四溢的语句、新奇瑰丽的辞藻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的只是武汉人民每时每刻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跟我们每一个响应号召自闭于私人空间以自由为代价抗击瘟疫的市民每时每刻的内心经验全无二致。
卓有成就的女作家方方，完全可以从个性化角度去关注非常规状态中的大武汉，或许从文学家的“陌生化”视界下笔会有流芳百世的效应——这对于写作者有着多大的诱惑力啊！但是方方却回避了文学性的陌生化视界，甘愿置自己于世俗的生活世界，以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的身份去察看、去聆听。日记文字语句的平实素朴娓娓道来，让我几乎难以相信这些话语出自那位写作了《风景》《软埋》等小说的优秀作家，这里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方方重设了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的“位置”，将自己化入我们这些村夫俗子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
作为一名文学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都想把方方日记作为当年T.S.艾略特提倡的非个人化写作的典范来推荐给学生加以研习。非个人化的书写抹掉了作家的“我”，却交给了承受苦难的人民一个“我们”，而那些拒绝方方日记的人，或许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
我的朋友圈中凌晨一两点还不睡觉的人越来越多，一问才得知，都在等方方日记。就像中国人强调当日事当日毕一样，方方日记的书写是一种“在场式”书写，这种书写让我们鲜明地体验到了“在”。方方笔下的场景是每天都在变化着的疫情和人们直面疫情的苦难、抗争，这些搅动着人们心情的场景几乎就在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被记入了日记。
固然有人质疑方方日记记录的准确性，但是我们何时曾见识过如此凸显“在场性”的文字，尤其是我们何时曾如此置身于大灾难中“在场地”见识这直接经验的文字？
在海德格尔等现代思想家那里，人类进入“现代”以来，我们的“此在之在”被遮蔽了，被主体性形而上学和现代工业技术遮蔽了，所以现代人在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对“在”的理解和回归。同样的道理也“软埋”在疫情蔓延的武汉市，方方日记以作家的敏锐还原了疫情中被软埋了的“在”。
2020年春季的国人，除了“装睡的人”以外，谁都知道，是“隐瞒”和“拖延”造成了这场大灾难，因为隐瞒和拖延遮蔽了病毒幽灵般弥漫人间的事实，而方方则用“在场”的记录抵抗隐瞒和拖延，让被遮蔽的“在”澄明于世人的眼帘之中。世界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种类——见证文学，这一文学种类以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在场性”书写而让人们直面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内涵。
假以时日，方方日记必将成为见证文学的一部佳作，因为这部日记是对被权力的傲慢遮蔽了的疫情事件的“去蔽”，它将历史之“在”展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只有那些沉沦于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庇护的“末人”，会因为恐惧“在”之敞开而拒绝方方日记。
人对世界的“凝视”让我们跟世界遭遇，所以“看”把我们投入世界，也把世界展现给我们。方方日记有着强烈的“可视性”，因为这是“看”的书写，或者说是书写的“看”。
在方方日记中，我们看到了疫情肆虐人间的苦难和悲情，看到了抗疫前线勇士们的无畏，看到了庙堂上渎职官员的无耻，看到了危难中市井生活的坚韧，还看到了武汉市民以自由为代价的牺牲，国家资源的伟大动员，志愿者们的辛勤和奉献……等等，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谁不让我们看。
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是他获得关于世界的“自明性”知识的起点，因此在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中，人们理应获得的第一权力就是“看”的权力，所以鲁迅宣称，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同理，失去了“看”的权力或者甘愿交出“看”的权力，则意味着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当然扭曲和异化的人是不愿意读方方日记的，因为他们不敢且不愿“看”。
方方日记以“直面惨淡人生”的笔力将疫情世界里的林林总总置于“被看”状态，让我们在“看”中领悟了危情事件来临时人类的自由意志和自觉意识。方方的文字固然不能等同于“直面”，但是在我们无法“直面”的情景下，这些文字将我们带到了现场。对于芸芸众生而言，“看”是需要勇气的，怯懦者不敢看，甚至不敢在比如方方这样的作家的引领下去“看”。就此而言，方方日记给了我以“看”的勇气。
方方日记，我们在看。
202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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