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7日，在武汉市客厅方舱正门口，援鄂医护人员在集合准备仪式，准备开始分批撤离武汉。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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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指导组领导不止一次地说，“实事求是，是什么难处就是什么难处，我们不是‘面对面’，我们在一条船上。”
每次中央指导组释放新的信号，省里最迟第二天就会召开视频会议部署相关工作。
“偶尔能在视频里看到中央指导组的成员，但基本上不发言、不插话。”
中央党校教授：这次与之所以设立中央领导小组，并派出中央指导组，一是因为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二是可以把指导组和地方成立的指挥部予以区分，更加凸显指导组的职能定位，“就是指导，落实还得靠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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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七十余亩的武汉会议中心，位于江岸区惠济路38号。2020年2月22日下午，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在此召集武汉校友、楚商代表座谈，勉励他们参与战“疫”。
过去一个多月，那里已成抗击疫情的指挥场所之一。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童朝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常在那里出现，有时还能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武汉“封城”之后，孙春兰就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组长的身份，一直坐镇武汉。
指导组成员中有11名部级干部，除了陈一新来自中央政法委，另外10人分别来自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工信部、公安部等国务院部门，国务院副秘书长就有两名。此外，还有交通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个国务院部门的司局级干部也一直驻守湖北。
上一次，大批国务院系统官员被派往突发事件的前方还是汶川5·12地震发生之后，当时被形象地称为“大半个国务院”入川。12年之后，面对新冠疫情，“小半个国务院”入鄂。
比较两次应对的组织体系，中央党校一研究行政管理的教授注意到了重大变化：上次是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及前线指挥部，这次则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派出中央指导组。
在鄂“督战”55天，中央指导组现场办公、调研指导，督导政策落实和协调重大事务，展示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指挥体系安排。
武汉长江大桥上巡逻的武警。（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1
专家“越级”向领导汇报
童朝晖是2020年1月18日接到国家卫健委紧急通知的，要求他迅速奔赴武汉，下榻的武汉会议中心正是国家卫健委驻武汉的大本营。当时，童朝晖的身份还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
5天之后，武汉“封城”。又过了两天，1月25日，童朝晖的身份发生改变，成了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
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京召开，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孙春兰任组长。
疫情防控指挥体系由此确立，指导组下设督查组、医疗救治组、物资保障组等工作小组，还有医疗专家组和社区防控专家组。
作为医疗专家组成员，童朝晖在汉期间和孙春兰有过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那是2月初的一天，马晓伟找到童朝晖，说孙副总理对死亡率盯得很紧，一直在问死亡率如何能降下去，他希望童朝晖能当面向她做个汇报。
彼时，湖北省新冠肺炎病死率已经达到3.1%，武汉市已死亡313人，占全国死亡人数的74%。
走进武汉会议中心的一间办公室，童朝晖发现孙春兰已经坐在那里。他赶紧坐下，拿出笔记本，向她解释。
孙春兰边听边做笔记，童朝晖说，等他讲完后，孙春兰说了一句“这下终于明白了”。
另外一位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每隔一到两周，就会和孙春兰交流疫情，有时是当面，有时是通过视频。
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专家组成员一直呼吁增加金银潭医院液氧供应，但反映多次都没有下文，不知卡在了哪一环。有次开会，他只好直接向孙春兰反映，液氧供应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一线专家像这样经过调查、论证，“越级”直接向指导组主要领导汇报，再迅速拍板的过程，在专家组成员的叙述中，常常出现。
童朝晖回忆，疫情初期，每天晚上8点，都会有一场持续1个多小时的会议在会议中心召开。中央指导组领导同志听得多、说得少，基层信息和专家建议迅速汇集后，形成了多项决策。
“方舱医院”的建设就是根据专家意见作出的决定。2月3日前后，床位最紧缺，一张床往往就是一条人命。经多位专家提议，中央指导组推动，武汉着手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为“方舱医院”，成为落实“应收尽收”的关键招数。
在建设方舱医院的同时，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开始执行。童朝晖等专家提出建议，将病状、病史、体征也纳入湖北临床诊断病例标准，以应对当时的假阴性患者，“我们将此建议向中央指导组汇报，领导最终拍板采纳。”
2
卫健委主任17年间两抗“疫”
早在2003年，童朝晖就因抗击SARS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有过合作，当年他还受到过卫生系统的嘉奖。没想到17年后，因为波及面更广的另一场疫情，童朝晖与马晓伟在武汉相遇。
指导组有11名部级干部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最多，包括“一把手”马晓伟在内，共有4人。
马晓伟还是部级干部中，为数不多的有过抗击SARS一线经历者。61岁的他，1978年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长期在卫生系统工作，曾任辽宁省卫生厅厅长，2001年，升任原卫生部副部长。
2003年2月9日，在广州已出现一百多起SARS感染病例之际，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率队飞抵广州指导防治工作。他也是SARS疫情暴发后，首个前往广东的部级官员。
在卫生部副部长、卫计委副主任岗位上待了17年之后，2018年，马晓伟出任新组建的国家卫健委“掌门人”。两年后，再赴抗“疫”一线。
指导组其他部级干部中，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平时在机关的分工就是协助保障副总理孙春兰的工作，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此次作为指导组成员，负责物资的统筹和保障。2月20日，在武汉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和收治运转工作时，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首次以指导组成员身份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公开报道中，疫情前期没有出现过指导组副组长的名字。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作为中央指导组副组长正式亮相，这一临时机构的人事任命一时成了舆论关注的热点。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月8日上午，陈一新被中组部找去谈话，接到任命通知后，下午3点40，他乘高铁从北京出发，再赴武汉。
对武汉，陈一新并不陌生。2016年12月到2018年3月，他当过一年多的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履职期间，他强力整治“不贪不占不干”的“新衙门作风”，并成立招才局，广发“英雄帖”，掀起“人才抢夺战”，接连不断的动作，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形象。
2018年3月，陈一新升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以副组长的身份回到武汉后，陈一新要解决一系列棘手的事情。
当时，新的诊断标准实施后，确诊和疑似病例激增，无处收治仍是紧要问题。2月5日上午，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各区最晚在2月7日，完成所有疑似病例的核酸检测，并争取在2月5日晚24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但事与愿违，核酸检测未能如期完成。
陈一新的突破从3项制度开始，他要求各区干部每小时如实汇报问题和难题一次，领导干部必须下沉包干、靠前指挥，做到能者上、庸者下。
同时，陈一新明确重点，提出对重症患者“应收尽收”，是当时最紧迫、最要紧的硬任务。
2月下旬，当湖北疫情数据统计方式再次陷入争议时，陈一新站了出来，表示“疫情数据不准确，误导决策，贻误战机，危害极大。疫情不明不准，要害死人”。
随后，上任不久的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也强调：已确诊的病例不允许核减，已核减的必须全部加回。
3
协调大事，发现小问题
据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观察，中央指导组到了之后，湖北的疫情防控工作就是在他们领导、监督下开展的。每个重大决定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中央指导组的身影。
王庆（化名）也有同感，他是湖北某地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中的一员。从成立市级指挥部后，他的大量时间都在指挥部度过，协调各类工作。他注意到一个现象，每次中央指导组释放新的信号，省里最迟第二天就会召开视频会议部署相关工作。
“偶尔能在视频里看到中央指导组的成员，但基本上不发言、不插话。”王庆说，3月初，民生和复工问题常被中央指导组成员提及。很快，湖北省省长王晓东就召开了视频会议，要求各地干部加以重视。
3月11日，湖北发布通告，提到要“推进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巧合的是，同一天，陈一新在武汉强调，启动滞留在汉人员离汉工作。
督导政策落实到位和协调重大事务都是指导组的职责，不过在鄂期间，指导组也经常下沉到基层，发现小问题，解决小问题。
封城第六天，1月28日，武汉协卓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经理曾庆长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通知次日会有“大人物”到公司考察，由他负责接待。他感到奇怪，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先后都来过了，“还会来什么大人物？”
第二天上午，一辆中巴车停在了公司门口，下来了很多人，除了孙春兰，他几乎都不认识。
曾庆长提前安排了考察路线。但在他的记忆里，原有路线常常因为孙春兰的突然动议而改变，听说公司在生产口罩滤纸，她马上提出去看，结果在生产车间走访查看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随后，孙春兰召开了现场办公会，专门听取企业的困难。“我们反映一条，她立刻督促政府解决一条。”曾庆长说，正是通过这次办公会，更快解决了一线所需1.25万套防护服短缺问题。
2月1日，孙春兰前往离武汉60公里远的孝感市孝南区浐川村。该村一位防疫志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当时全村疫情防控压力繁重，只有村医量体温，人手不够，难免错漏。孙春兰离开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村干部也要帮着村医一起给人量体温，“之后孝南区的多位公务员也被下派到村里，驻村防疫”。
四十多天的指导、调度、慰问，中央指导组领导不止一次地说，“实事求是，是什么难处就是什么难处，我们不是‘面对面’，我们在一条船上。”
4
“假的，假的”——问责内部通报
3月9日上午，中央指导组考察武汉开元公馆小区时，楼上的居民就“实事求是”地隔窗大喊“假的、假的”，反映社区物业假装让志愿者送菜送肉的问题。
视频很快流出，舆论关注。大约4个小时后，中央指导组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调查，不回避矛盾。
鲜为人知的是，“和（上述）会议精神同步传达的还有一纸在内部通报的问责令。”一湖北政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他看来，“给湖北官场带来更大震慑的，还是中央指导组突然袭击式的问责力度和查处速度，越来越多的干部在工作中直接被查处。”
事实上督察也是中央指导组的三项职能之一，指导组成立之后，督察就和指导同步进行。1月30日，黄冈市卫健委唐志红被免职，成为疫情发生以来全国首位被免职的市级卫健委主任。发现唐志红“一问三不知”的正是中央指导组派出的督察组。
此后，“履职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信息上报不及时”“瞒报漏报”就成为疫情期间问责的高频词，仅黄冈“封城”后一周内，被问责的党员干部就有337人。
“这时，人浮于事的现象才有所改观。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数据统计更为准确、物资流转更为便捷。”前述湖北政界人士说。
督促检查乃至问责，上行而下效。2月16日下午，任湖北省委书记刚5天的应勇，主持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调整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组成人员和职责分工，这也是公开报道中，省指挥部自1月22日成立以后首次出现构架上的变化。会议召开的目的之一就是“优化省指挥部督促检查的职能”。
受指导组委托，同为指导组成员的另一位国务院副秘书长高雨出席了当天的会议，高雨还兼任着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公开报道中，中央指导组成员参加湖北相关会议的情况并不常见。
在2019年10月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之前，高雨长期担任国务院办公厅党组成员、国办督查室主任，公开报道显示，他经常作为副总理胡春华的随行人员出席各种活动。
高雨此次奔赴武汉后，一起发生在夜间的紧急约谈，让他闯进公众视野。
2月9日，有媒体跟踪发现，武昌区在将患者转移至医院的过程中，组织混乱、工作无序，导致重症病人情绪失控。2月10日晚，高雨率中央指导组督导组成员紧急约谈了武昌区区长余松，约谈进行一个多小时，高雨诘问的语气严厉。
约谈结束后，中央指导组要求区政府和街道向这些患者挨个赔礼道歉，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区长则被要求向上级写一份深刻检查。接着，中央指导组还约谈了武汉市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看来，中央指导组奔赴武汉后，督导和问责同步展开，及时迅速，力度也大。他同时也认为，如此迅速、大力度地问责主要还是为了调动干部积极性。相对应的是，一批干部也被火线提拔。
5
指挥体系的重大变化
中央指导组在前方工作期间，中央对湖北省委班子进行调整，2月8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兼任湖北省委常委，5天后，应勇就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调任湖北省委常委兼武汉市委书记。
类似的人事调整，在SARS疫情发生后也曾出现过。2003年4月20日，抗击SARS的紧要关头，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去职。有学者撰文：“自此，中国的行政问责从个案转变为惯例，由非常态转变为常态，由非制度转变为制度。”
SARS不仅是中国启动行政问责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回溯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变化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7年前发生的SARS疫情，令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不足暴露无遗，具体表现为权力分散、资源不足、法制缺失。
当时是在疫情显现、扩散近5个月后,国务院才在2003年4月成立了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督导和协调。
SARS疫情结束之后，一批学者“上书”，建议制定修订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作为应对，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增设了应急管理办公室，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能，此机构2018年并入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
更重要的是，SARS疫情还促成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诞生，并于2007年11月施行，这是中国第一部规范突发事件应对共同行为的法律。
2008年5月，一场8.0级的汶川5·12地震“突袭”了这部刚实施半年的法律。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旋即成立，指导统筹一切工作。后来，考虑到救灾短期内不会结束，国务院又成立了前线抗震救灾指挥部，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负责，并抽调部委工作人员到指挥部工作。
中共中央党校一位研究行政管理的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成立的前线指挥部，实际上代替了地震中心区域已经丧失了救灾功能的地方政府，承担相应的应急和救援责任。
他的印象中，此次成立中央指导组指挥协调尚属首次。
在这位教授看来，与之所以设立中央领导小组，并派出中央指导组，一是因为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二是可以把指导组和地方成立的指挥部予以区分，更加凸显指导组的职能定位，“就是指导，落实还得靠地方政府”。
中央指导组会在武汉待多久？2月20日，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不去武汉之患，不解全国人民之忧，不获得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我们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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