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商君列传 “平斗桶權衡丈尺”，实物含义在哪里

《史记》 商君列传 原文

　　於是以鞅為大良造。〔一〕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二〕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三〕而賦稅平。平斗桶〔四〕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五〕於孝公，諸侯畢賀。

注释：为大上造之良者。是秦孝公时期秦国国内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

商鞅作为大良造，功绩之一：“平斗桶〔四〕權衡丈尺” ，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

但具体内容，目前有实物可查的仅有一件。

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 铭文拓片

商鞅方升 铭文文字

是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年）商鞅变法时颁发的标准量器。作长方形，有柄，高2.32厘米，通长18.7厘米，容积202.15毫升。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背景知识：

秦孝公(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公元前338年)，嬴姓，赵氏，《越绝书》作秦平王，《史记索隐》记载名渠梁。秦献公之子，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秦孝公一生中干过两件大事，

其一是迁都咸阳

秦人“始国”，被周平王封为诸侯，时当公元前七七0年。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耕生活，于公元前八世纪末，在今陕西宝鸡东南的平阳，筑起都城，不过三十年，便迁都于雍，故址在今陕西凤翔东南。又过了近三百年，秦献公二年（前383），将国都迁到今陕西富平东南方的栎阳。不想这座都城筑成仅三十二三年，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又在渭水北岸的咸阳构筑新都。

其二是任用商鞅变法

孝公三年（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前349年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商鞅在秦国变法，始于

卫鞅即商鞅，卫国人，名鞅，公孙氏，因此亦称公孙鞅，后因河西之战的胜利而获封商君之称。

商鞅在秦国变法，始于秦孝公三年（前358年），至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君死而商君亦死，凡二十年。

秦孝公时期大记事年表

秦孝公于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

前358年，秦国在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以西）击败韩国。

前357年，楚宣王派右尹黑来迎娶秦孝公的女儿，与秦国联姻。

孝公三年（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

“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 （《史记•商君列传》）。主要内容为：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严惩私斗、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和推行小家庭制。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今陕西省澄城县东）会盟，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局面。

公元前352年（孝公十年年）平定太子事件后，商鞅被封为大良造。

《商君列传》秦孝公十五年（前347年），卫鞅在秦执政七年了，“于是（孝公）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安邑，降之。” 也有说法1：“是变法七岁，孝公即位之十年，而以鞅为大良造也。”说法2《史记•秦本纪》 “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说法3：据《六国年表》，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封大良造商鞅，即鞅由大良造封列侯，以封地称商君。

十二年起（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主要内容为: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加收口赋、

栎阳是战国时代秦国都城，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地。从公元前383年秦献公迁都栎阳，到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栎阳作为秦国的都城共34年。

高度112厘米 口径15.8厘米铭文[栎市] 陶食盒 盖子和底都有[栎市]铭文

秦献公七年( 前378)栎阳“初行为市”,即公开允许商业活动,初行为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经济对商品 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1963年在栎阳城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秦国金饼及带有“栎市”戳印的陶 器,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概貌。

周显王派使臣赐予秦孝公霸主的称号，诸侯各国都派使者前来祝贺。

前348年，韩昭侯亲自前往秦国，与秦孝公签订停战盟约。

前342年，秦孝公派太子驷率领西戎九十二国朝见周显王，显示了秦国西方霸主的地位。 前354年，赵国入侵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漆及富丘（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两地。

前353年，齐军与宋国景敌、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前352年任命商鞅为大良造，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 。

前352年，魏惠王调用韩国的军队击败包围襄陵的齐、宋、卫联军，齐国被迫请楚国大将景舍出面调停，各国休战。

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

前351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在漳河边结盟，撤出赵国首都邯郸。集中兵力向西反攻，夺回安邑并包围固阳。

为争取时间在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秦孝公于前350年与魏惠王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西南）会盟修好，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关系。 魏惠王以朝见周天子为名，召集泗上十二诸侯举行会盟，图谋攻秦。秦孝公下令加强防守，并采纳商鞅“尊魏为王”的策略来改变魏国进攻秦国的意图。

前344年秦孝公派商鞅游说魏惠王，劝说他除了号令宋、卫、邹、鲁等十二个小国外，还要向北联合燕国，向东攻打齐国，迫使赵国屈服；向西联合秦国，向南攻打楚国，迫使韩国屈服，这样霸业可成。商鞅还建议魏惠王顺从天下之志，先行称王，再图霸业。魏惠王听从商鞅的游说开始称王，按照天子的规格大建宫室，制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并召集各小国参加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市南）会盟，秦公子少官和赵肃侯也应邀参加 ，诸侯会盟后又前往朝见周天子。魏惠王僭越礼制的行为引起了齐、楚等国的愤怒，诸侯纷纷倒向齐国。

前343年，秦国在武城（今陕西省华县东）筑城。

前341年，魏国在马陵之战遭受齐国重创，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决定趁魏国实力尚未恢复之机，大举攻魏。

前341年，秦国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同年九月，秦孝公派商鞅进攻魏河东，魏派公子卬迎战。公子卬赴会时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商鞅因战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前338年，秦再次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市南）击败魏军，俘其主将魏错。 同年，秦国联合大荔戎包围了魏国的郃阳（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

前338年，秦孝公病危，《战国策》记载秦孝公想传位于商鞅， 商鞅推辞不接受。

秦孝公去世后，葬于弟圉，其子秦惠文王继位。 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诬陷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经实测，方升的内口长12.4774厘米，宽6.9742厘米，深2.323厘米，计算容积为202.15立方厘米，方升自铭16.2立方寸为一升，求得方升单位容积202.15÷16.2=12.478立方厘米/立方寸，可折算一寸长 ＝2.32厘米，一尺合23.2厘米。反之如果长度确定了下来，容量也随时可以得到。用“以度审容”的方法便于复现标准容量以推广统一的量值。商鞅变法度量衡制之前，秦国“有斗无升”？或无升的标准器物？待考。

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

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

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右壁刻“临”字。“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陕西蒲城)，后转发至临地。

铭文前半部分则交代了器物的制造时间为秦孝公十八年（即公元前344年），正值齐国卿大夫使团到访。计量史专家丘光明认为或许可以根据铭文内容推测，这一年齐国派卿大夫组成的交流团访秦正是商讨度量衡变革统一的相关问题，因为根据现有资料可知，齐国的容量制度在战国后期确实有从四进制和十进制同时并用发展为统一使用十进制的变化

铭文“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则交代了方升的容积是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即规定了一升的容积。对照容积实测数据，商鞅方升容积为202.15立方厘米，通长18.7厘米，内口长12.4774厘米，宽6.9742厘米，深2.323厘米。由于目前先秦时期的尺度较难进行实物考证，仅存的战国尺精度也比较粗糙，故按照新莽时期“刘歆铜斛尺”（衍生阅读1：刘歆铜斛尺）的理想计数（每尺约为23.1厘米）计量，方升的尺寸可以换算为5.4寸＊3寸 ＊1寸，得到的结果正是16.2寸，与方升自铭的容积数值相符。当然实际情况仍然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因年代久远导致的变形和积锈也会造成一定的误差。《汉书•律历志》中提到，“量者……以度数审其容”，说明最晚到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容量不同于长度，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其数值可以通过对容器度量长短的测量推导得出，这件战国方升体现了这一计量思想。

综上，对第一次所刻铭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理解为：孝公十八年，齐国派遣使团至秦国商议大事。同年冬天的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监制了这件标准量器。该方升的容积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即一升的容量）。方升用于重泉。

方升是商鞅变法的重要物证，还体现在它被连续使用了120多年之久，成为了秦始皇法令的标准参照。方升的第二组铭文是秦王政26年的诏书，位于器物底部及第一组铭文的对边：“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隗状）、绾（王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临。”

据此可知，秦王政26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状和王绾将商鞅既定的标准推行至全国，代替列国复杂的量制，并将此诏加刻于方升，与文献所记载“二十六年……秦处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的记载互证。

方升原先的收藏者龚心铭先生是铭文最早的识读者，他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两次篆刻的铭文进行了分析，对于秦始皇加刻的这一段文字，龚先生认为：“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文字较肥，而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钟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用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指出方升使用的地方虽然由重泉改至临地，但度量衡标准仍以本原貌。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秦始皇时期的量器“始皇诏铜方升”，其器型与商鞅方升相似，容积为215.65毫升，外壁一侧所刻铭文也同商鞅方升秦始皇铭文相同，可以说明始皇兼并天下后，沿用了商鞅时所定的容量单位、单位量值及标准器形，正可谓“商君虽死,秦法未败”。

始皇诏铜方升

始皇诏铜方升 长18.7厘米，宽6.897厘米，深2.51厘米，容积215.65毫升。上海博物馆藏。方升外壁一侧刻有秦始皇诏书。

商鞅变法之前秦量是什么样？

北私府半斗铜量

1982年陕西礼泉县药王洞乡南晏村农民取土时掘出的。两诏秦椭量原放置在一个小陶罐内,罐灰色,高约二市尺,小口小底,腹身上大下小。陶罐出土时已破碎,内淤满黄土。通高7.3厘米，通柄长26.7厘米，重1.24公斤，实测容量980毫升。量呈椭圆形，口大底小，底部稍外鼓。-端有柄，柄为半圆形，上平下拱，中空可装把。铜量柄面刻字三行，自右向左排列为“右“、“北私府”、“半斗、一”。“北私府”是铜量的保管使用单位，“半斗”为容量，“一”是器物编号。量的两侧外壁及底部均刻有铭文。两侧外壁为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文，底部为秦二世元年诏文。北私府半斗铜量原为战国时秦国铸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此器上加刻他的诏文，作为秦国度量衡的标准器。秦二世继位后,重新颁发秦制，故又在铜量上加刻秦二世诏，仍作秦国标准器。从量的内侧口沿尚有的磨损痕迹看,北私府半斗铜量应是实用的量器。北私府半斗铜量早于商鞅方升，是已知现存最早的战国秦铜量，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北私府半斗铜量

商鞅变法的桶量是什么样？

秦诏铜箍残件

见秦代诏书铭文残器，现藏安阳博物馆。此器质地为青铜，器身为长条形，向内弯曲，断为两截。器身一侧有一方形穿孔。经测量，原器弧面总长18.5厘米，宽3.5厘米，厚0.1厘米。

秦代诏书铭文残器，应属附于量器上的诏版，其形制向所未见。经计算复原，原器应为环形，其周长约118厘米，可箍于直径约37.5厘米的量器器身。推测与之相对应者，应正是久所湮没的秦桶量。

桶，即《史记》所载商鞅变法时“平斗桶、权衡、丈尺”中之“桶”量，亦即睡虎地秦简中之“甬”，其容十斗。朱剑心谓，“甬之器，不传于今”。复原秦桶量之形制、尺寸，又与汉斛大致相合，故可印证郑玄对于“桶”与“斛”同器异名的判断，也揭示了度量衡领域汉承秦制的一面。而“桶”“斛”名称的变化，当属王莽复古改制的产物，在“石”这一单位业已混乱的背景下，实际指向了秦汉度量衡制度的合理调整。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中按桶、斗、升的量容加以排列，而斗、升分别为2000毫升和200毫升，故桶量理论上亦合于十进制，容20000毫升。稍晚一些的材料，如宋人所载西汉谷口铜甬（桶），铭为“谷口铜甬（桶），容十斗”，亦确切记载了桶量的十斗容量。推测为桶量诏版，铜量容一石，合十斗，推测外径约37.5厘米，高约21-24厘米，容量

王莽校订度量衡，将“桶”量更名为“斛”量，而所对应的容量单位“石”也更名为“斛”。从桶到斛的变化，属于王莽复古改制的结果，故也实际指向了中央集权对于度量衡制度之合理调整。“桶”量名称逐渐被弃用 ，而“斛”量成为新的十斗容量的官方标准量器，对应的容量单位也改称为“斛”。由此，“石”同时作为容量和重量单位的混淆情况，便因“斛”“石”单位的分别独立使用而得到解决。“石”单独指向重量单位；“斛”则兼有量器名称与容量单位二者，量器与单位统一，不再分离。

秦桶量

齐鲁大地春秋时代的陶量

春秋末·邹 廪陶量 --釜

山东邹县都城宫殿遗址(即纪王城)先后出土凛陶量。撇口，深腹微鼓，平底，通身饰细绳纹，腹中部有波浪形堆纹一周，并有对称的手柄。器内底戳印有“凛”’书，表明陶量为当时置于仓凛的标准量器。陶量容积均为20000毫升，当合100升，即1斛。因此，这些陶量似可称为“凛斛”。陶量I升约合 200毫升，与齐国子禾子铜釜和陈纯铜釜以及秦商鞅方升的单位量值基本相合。

1951年 山东邹县纪王城出土。高33.2、口径30、底径23厘米，容20000毫升（小米） 。广口深腹。腹部有对称的两柄，内底有印文“廪”字，当是仓廪中使用的量器。邹县在战国时曾先后属邹、鲁、莒等国，故难以确定此器国别。邹、鲁、莒与齐国为近邻，此器容量与齐国一釜相当。

廪陶量 --釜

比较秦系量制和齐系量制可以发现，秦系量制的升、斗、甬(桶)与石分别与田齐量制的升、斗、釜量值相同。

秦国与齐国量制相近的原因可能与秦国进行量制改革时曾借鉴田齐量制的史实有关。商鞅铜方升有铭文记载:“十八年，齐连(率)卿大夫众来聘”’，同年十二月，商鞍造此铜方升。造器者特将齐国来聘的事件铭铸于铜量之上，说明此器的制作应与该事件有关。而此时正值秦国变法图强之际，秦国一方面需要“平斗桶权衡丈尺”以整顿政治经济秩序，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其他诸侯国贸易往来以发展经济。从前文对齐国量制的讨论可以知道，齐国量制比较完备，有豆、斗、区、釜、钟等多种不同量值的量制单位，单位间进制明确、计算方便。而且齐国在诸国之间属于商贸大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贸易往来频繁，《管子·地数》就记载齐国将所产之盐“阳春……南输梁赵宋卫淮阳，因此齐国量制可能在诸国间有较强的适用性。由于这些原因，秦国可能在制定量制时借鉴了齐国的经验。不过秦国量制在多大程度上参考或效仿了齐国量制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秦大良造商鞅量

秦大良造商鞅量

以此认为：

1 秦国与齐国量制相近的原因可能与秦国进行量制改革时曾借鉴田齐量制的史实有关。商鞅铜方升有铭文记载:“十八年，齐连(率)卿大夫众来聘”’，同年十二月，商鞍造此铜方升。造器者特将齐国来聘的事件铭铸于铜量之上，说明此器的制作应与该事件有关。而此时正值秦国变法图强之际，秦国一方面需要“平斗桶权衡丈尺”以整顿政治经济秩序，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其他诸侯国贸易往来以发展经济。

2齐国量制比较完备，有豆、斗、区、釜、钟等多种不同量值的量制单位，单位间进制明确、计算方便。而且齐国在诸国之间属于商贸大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贸易往来频繁，如《管子·地数》就记载齐国将所产之盐“阳春……南输梁赵宋卫淮阳，因此齐国量制可能在诸国间有较强的适用性。由于这些原因，秦国可能在制定量制时借鉴了齐国的经验。

3“平斗桶〔四〕權衡丈尺”商鞅度量衡改革其他事物证据有待发现，如“两锱钱”，“半两钱”，衡制的楚制铢两制的引用问题等。度量衡改革标准物（铜器为主）秦国中央政府统一制作，发往各地，各地再据翻制，包括改用陶器等。

战国时期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发现光是涉及到的容量单位就有二十多种，如斞、匊、升、溢、豆、区、盆、斗、觳、釜、斛、桶、鬴、庾、薮、钟、秉、筥、稯、秅、鼓等；所记各国的容量又有二、四、五、十、十六等进位的区分，十分复杂。各国交流之际，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且校正。

战国时期量器

战国时期 量器

所見秦國相關器物共22件，其中有數據研究的13件。22件器物中，1號和2號是量器，其他記容銅器大部分是在戰國晚期製造或重新校量的。這些資料反映的都是商鞅統一度量衡之後的情況，統一度量衡之前的量制並無涉及。

秦國相關器物

陶量：此器出土於湖北雲夢睡虎地，容2000毫升，約為商鞅量的10倍，當是一斗 量。此陶量和商鞅量可互相證明，秦國“升"的單位量值在200毫升左右。

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战国。高9.1、口径18.5厘米，容2000毫升。直壁，平底。外壁有十余道暗弦纹。云梦地区在战国晚期属秦国的南郡。此陶量的容积约为商鞅铜方升的十倍，当为一斗之值。秦昭襄王51年（BC256年）出土陶量的七号墓, 门相上有“ 五十一年曲阳徒邦” 的纪年铭刻。

陶量

銅甑：自銘容“一斗八升”，可知，“斗”和“升”該是兩個上下級的容量單位，兩 者之間當是十進制。經測，實容3741毫升，每升約折合208 亳升。

咸陽銅鼎：實容2500毫升，自銘“一斗三升”，25004-1.3^192,即一升約為192 臺升。

一斗銅鼎：自銘容“一斗”，實測容積為2360亳升，折合每升容236毫升，比1、2 號量器所測數值偏高。

中败鼎：“六斗”二字是秦篆，“中敗口鼎"四字寫法與“六斗"二字不同，當非秦 刻。“六斗”二字很可能是此器傳入秦國後按照秦的度量衡制度校量銘刻的。自銘“六 斗"，實測容積為12000毫升，可知每斗2000毫升，即每升200毫升。

卅六年私官鼎：“工師”、“工”均是秦國官制，“工師”是“工”的上級。後為人名。 自銘“一斗半”，實測容2840臺升，折合每升189毫升。

雍工壺：自銘“三斗”，實測容5900亳升。即每升折合197亳升。

府套:此器實測容水1000毫升，自銘“半斗"，折合每斗容2000毫升，即每升合200毫升。

秦量器形变化较多，除仅见两件铜方升与商鞅方升形制相仿外，铜量多呈广口椭圆形。量值分为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斗量。陶量多为圆缽形，口略侈，容半斗和一斗。大型陶量为平底圆口鼓腹形，两侧有柄，一般容一斛（100升）。《墨子•杂守篇》载：秦汉之际，士卒每天食两餐，每餐食量分五等：“半食，食五升（斗斗）；参食，食三升小斗升（1/3斗）；四食，食二升半（1/4斗）；五食；食二升（1/5斗）；六食，食一升大半升（1/6斗）。日再食。《秦律》中有关劳役者每日粮食定量也有类似的规定。可见秦时军队和劳役者分配粮食皆以斗为单位，秦量的量值多为一斗的分数倍，正是当时分配制度的实物见证。近年来秦代度量衡器除了在陕西的西安、咸阳、礼泉、宝鸡和甘肃的秦安等秦国旧址大量出土外，在山东的邹县、禹县齐国故地；山西右玉、左云赵国故地；江苏东海县越国故地；燕长城线上的内蒙古赤峰；以及燕长城以北一百多里的吉林省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遗址中都曾有出土。有力地证明了秦始皇在统一后短短的几年内，已将统一度量衡的律令推行到全国各地。

代表性铭文器物：

安邑下官铜锺

安邑下官铜锺

高56厘米，口径19厘米，腹径116厘米，重 19．7千克，容26400毫升。1966年出土于塔儿坡遗址，现藏于咸阳市博物馆。

此器有魏、韩、秦三国刻铭。

“安邑下官重（锺）”为三晋字体，为魏国旧铭。“十年九月…… ”为韩桓惠王十年于韩国新都所刻的校量铭文。

颈部刻横杠，杠下秦文字铭文：“至此”；

腹部魏国铭文：“安邑下官重（锺）”。韩国铭文“十年九月，（府）、蔷夫成，左史（狄）之，大大半斗一益（溢）少半益（溢）”。

此器 口沿 部用秦文字刻有“十三斗一升”。颈部有刻划标线 ，并有“至此” 二字 ，是当时校量所用，到标 线的容积为 25090毫升，到口沿的容积则为 26400毫升。 前一容积接近韩的十五斗 ，折算每斗 1673毫 升，每溢 167毫升。“大大半斗一溢少半溢” ， 大半斗 1115毫升 ，一溢 167毫升，少半溢 56毫 升 ，共 1338毫升 ，同现测到标线 与到 口沿容积 之差 1310毫升也可谓相合。

荥阳上官皿

荥阳上官皿

香港 中文大 学文物馆所藏 的一件 自铭为“皿”的战 国容器，系北山堂惠赠 ，于 1992年 人藏 ，馆藏编号 92．111。高 15．9、口径 10．2、腹径 19．5、足径 11．9厘米 。器重 1840克 ，容 积 (至 口沿 )3030毫升 。荥阳上官皿到口沿的容积为 3030毫升，接 近韩 的二斗 。设 每溢合 161毫升 ，则二 斗为 3220毫升。“

安邑下官锺与香港中文大学藏荥阳上官皿腹铭“十年九月……之”13字完全相同。安邑属魏，荥阳属韩，锺名与腹铭亦非同时所錾，知此锺在魏刻名，入韩校量刻腹铭，入秦再校刻“十三斗一升”。

商鞅方升来历：龚心钊是清末外交官，收藏家，“商鞅方升”其兄龚心铭所有。当初确实是龚心钊购得此宝，但心铭以米芾手卷换之。“文革”时，龚心铭家后人不承认拥有方升，也不肯出让，将“商鞅方升”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红卫兵于对龚家抄了十天，最后在家中抄出一纸条，也就是当年老兄弟俩所签署互让的交换合约，事情才水落石出....龚旭人得知商鞅方升被造反派抄走，愤怒之极，一时急火攻心，导致心脏病突发，在去医院的路上就去世了。《浦口汤泉小志》记载，社会上的人都知道龚家收藏了国宝商鞅方升。汇丰银行于是想趁龚家一时资金周转不灵，将商鞅方升据为己有。龚家虽然一时陷入了困境，但却舍不得用国宝做抵押，最后，大儿媳朱静宜只好把自己陪嫁的嫁妆卖了，还了汇丰银行的抵押款，才保住了商鞅方升。日军占领南京、上海的时期，也曾派人到龚家搜寻商鞅量，龚家说已经卖到外国去了，才逃过一劫。龚心铭去世前曾立下遗嘱：“商鞅方升和印子金（周爰金）是我们龚家的传家之宝，谁要是外卖，谁就是龚家的罪人。”解放后，上世纪60年代，上海博物馆得知龚家收藏有国宝商鞅方升时，也想将此物征集入馆藏。博物馆征集组找到龚心铭的儿子龚旭人，说明来意，岂料龚旭人一口回绝。 60年代末，方升从龚家被抄走，由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等到“文革”结束，根据相关政策，上博将代管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龚旭人的子女再三思量，最终决定将商鞅方升、五十二块郢爯及其他文物转让给上海博物馆收藏，使这些具有深厚历史意义的文物纳入国有收藏供全社会进行研究。

商鞅铭 其他实物

上海博物馆另收藏有两件商鞅任大良造时制作的青铜器，

一件为秦孝公十三年造的商鞅戟，

长21.7厘米，戟的胡部正背面皆刻有铭文，正面刻：“十三年大良造”，背面：“鞅之造戟”。

另一件为秦孝公十六年铸造的商鞅铍。首阳斋藏商鞅铍铭文拓片及摹本

长52.1厘米，十六字铭文：“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毕湍侯之铸”。

这两件有明确纪年的青铜兵器帮助我们更为连贯地梳理了商鞅的年表信息。

“大良造鞅镦（duī）”

“大良造”是商鞅的爵位，“鞅”指的就是商鞅，镦指的就是矛、戈、戟等这些长兵器木柄最末端的平底金属套。用商鞅的名字，这个意思不是他用过这些兵器，而是他监督制造的。兵器长柄的下端装上一个金属套原因，长兵器存放的时候，都是木柄的底部着地，经常摩擦就容易变形或者是开裂，受到潮湿以后，还会使整个木柄弯曲。给它装个金属套，使兵器可以更加长久、稳定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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