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德與政治是一對孿生姊妹，又是一對天生的仇家。沒有仁德的政治是沒有合法性的政治，而沒有政治保障的仁德往往又非常脆弱；政治往往摧殘仁德，而仁德卻又成為政治的基礎。中國人歷來重視文治與武功，並且將文治放在武功的前面，意思是文治在先，武功在後。
那麼，什麼是文治呢？一般來說，文治就是以仁政治國。唯有施“仁”政，才能深受民眾歡迎，才能令天下長治久安。在總結前朝失敗的基礎上，劉秀確立了一套新的治國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國。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達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徵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梁惠王上篇》
惠王說：“魏國曾一度在天下稱強，這是老先生您知道的。可是到了我這時候，東邊被齊國打敗，連我的大兒子都死掉了；西邊喪失了七百里土地給秦國；南邊又受楚國的侮辱。我為這些事感到非常羞恥，希望替所有的死難者報仇雪恨，我要怎樣做才行呢？”
孟子回答說：“只要有方圓一百里的土地就可以使天下歸服。大王如果對老百姓施行仁政，減免刑罰，少收賦稅，深耕細作，及時除草；讓身強力壯的人抽出時間修養孝順、尊敬、忠誠、守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母兄長，出門尊敬長輩上級.這樣就是讓他們製作木棒也可以打擊那些擁有堅實盔甲銳利刀槍的秦楚軍隊了。
“因為那些秦國、楚國的執政者剝奪了他們老百姓的生產時間，使他們不能夠深耕細作來贍養父母。父母受凍捱餓，兄弟妻子東離西散。他們使老百姓陷入深淵之中，大王去征伐他們，有誰來和您抵抗呢？所以說：‘施行仁政的人是無敵於天下的。’大王請不要疑慮！
早在征戰的時候，劉秀就認識到儒學的重要性。所謂“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他想方設法把一些著名儒學人物拉到自己的身邊，或任以官職，或冠以銜號。這樣他身邊很快就集中瞭如範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等一大批當時的著名學者。劉秀對他們以禮相待，或聽取他們的策謀，或利用他們的名望和學識從心理上威服僚屬，抑制他們居功自傲的情緒。
劉秀自己就是一個愛好儒學的人。當朝廷議事結束以後，經常與文武大臣一起講論儒學經典裡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覺。太子劉莊勸他重視健康，保養精神，他說：“我喜歡這樣，不覺得疲勞。”劉秀有時親自主持和裁決當時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爭論。自從平息隗囂、公孫述以後，除非緊急時刻，劉秀從不講軍旅問題。
皇太子曾向他問起有關攻戰的事，他說：“這個問題不是你所涉及的。”有一次，有人上書建議趁匈奴內部分裂而又遭到嚴重災荒的機會，用幾年的時間一舉消滅匈奴。但是，為了民眾的安居樂業著想，他堅決地否定了這個建議。
劉秀如此倡導儒學，不言兵事，為的是籌劃著改造他的官吏隊伍，以適應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轉變的這一根本需要。他本來的官吏隊伍，多是在戰爭中憑軍功提拔起來的。這批人善於斬將屠城，但也喜功放縱，對於治理地方、安集百姓均不相適宜。他們即使有些不順手、不聽使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違背法紀，劉秀也不便對他們有過於嚴格的要求。隨著戰火的平息和儒學的活躍，劉秀逐漸改變了官吏隊伍的素質和結構，用文吏取代功臣，功臣們交出手中的權力，離開官位，各自回到家中養尊處優。
劉秀少時生性溫柔，缺少凌厲之氣。即帝位以後，仍是如此。有一次劉秀回到家鄉，同族的嬸子大娘們見了他這個當了皇帝的侄子，接受著他的賞賜，喝著他設下的酒，異常喜悅。叫著他的名字相互議論說他小時候謹慎誠實，對人厚道，不計較小事，什麼都好，只是太溫柔了些。劉秀聽了哈哈大笑，說：“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劉秀並非說笑，他的確是要以“柔”作為治國之道。
劉秀的“柔道”，首先表現在征伐佔領之後，注重安撫，以民為重，不事屠戮。凡是投降的，只把他們的首領送到京城來，對小民百姓，則遣散回家，讓他們種地，拆掉他們的營壘，不讓他們重新聚集。他主張征伐戰爭不一定要攻地屠城，要點是安定秩序，召集流散的人口。
劉秀“柔道”的第二個內容是：頒佈了一些有利於奴婢的政令。建武十一年下詔書宣佈：“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敢於用火燒燙奴婢的，按法律論罪；對被燒被燙的奴婢，恢復其平民身份；廢除奴婢射傷人判死刑的法律。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詔書宣佈：被賣的妻、子願回到父母身邊去的，聽其自便；敢拘留者，按法律論罪。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一再下詔宣佈：自建武八年（公元32年）以來被迫當了奴婢的，一律恢復平民身份；自賣的，不再交還贖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針對當時青州、徐州一帶豪強勢力強逼弱民為自己當奴婢的法律）從事。
劉秀“柔道”的第三個內容是：減刑輕稅，並官升職。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下令京都地區及各郡、國釋放囚犯，除犯死罪的一律不再追究外，現有徒刑犯一律免罪恢復其平民身份；應判兩年徒刑而在逃的罪犯，由地方官吏發佈文告公佈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
建武六年（公元30年）詔書宣佈：因軍隊屯田，儲糧狀況好轉，廢除徵收十分之一的田稅制度，恢復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實行的徵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稅制度。
漢朝的官府及吏員設置在漢武帝時曾大為膨脹，龐大的官僚機構是造成漢武帝及以後時期民用匱乏的重要原因。劉秀即位後大量合併官府，減少吏員。在這個問題上，劉秀也表現得很有氣魄，僅建武六年（公元30年）對縣及相當於縣的封國進行調整，“並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這些措施使費用大為節省，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劉秀作為明君，從不恣意放縱，豪華奢侈。他不喜飲酒，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他曾令太官（掌管膳食的官職）不要接受郡、國奉獻的珍饈美味。將遠方異國進貢的名馬寶劍，賜給騎士。漢朝自武帝以後，後宮掖庭人數達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級的就分婕妤、容華、充衣等14個等級。
劉秀即位後，只有皇后、貴人有爵秩，貴人的待遇只有谷數十斛。此外有美人、宮人、采女三等，均無爵秩和規定的待遇。劉秀在世時要預建陵墓，名日壽陵，特意叮囑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墳，低窪處只要做到不積水就可以了，而且將來要像漢文帝那樣，不隨葬金寶珠玉。
劉秀常常顯示出一種恢廓大度、平易謙和的氣貌。焚燒王郎文書以安人心，寬宥朱鮪以降洛陽，表示誠信以服銅馬，都是常被人們稱道的事例。
劉秀的老同學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今浙江餘姚縣）人，自年輕時就有高名，劉秀對他很有好感。劉秀當了皇帝后，他隱姓埋名不願相見。劉秀令人畫了他的像，天下張貼尋找。後來發現他在齊國一個湖邊釣魚，三次派人才把他請到。劉秀很高興，當天就親自去看他，他躺在鋪上不起來，也不說話。劉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著他的肚皮說：“唉，唉，子陵，就不能幫幫我的忙？”嚴光還是不答應。
過了好久，才睜開眼睛看著劉秀說：“人各有志，何必勉強我呢？”然後又閉上了眼睛，劉秀失望，只好離開，並嘆息說：“子陵，決心不肯為我當臣下嗎？”過後，劉秀又見他，只講舊日的交往，不講要他做官的事，敘談了好幾天。劉秀從容地問他：“我比以前怎麼樣？”他回答說：“陛下比以前有些長進。”劉秀和他同床共臥，他把腳壓到劉秀的肚子上。劉秀堅持要他做諫議大夫，但他仍不幹，後隱居富春山（在今浙江桐廬）。
劉秀對於臣下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常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有時甚至會產生厭惡的態度，但是他卻時常表揚一些剛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詔書中，經常說自己“德薄”，要上書者不要稱讚他聖明。各郡縣經常報告一些所謂“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將這些“嘉瑞”記載撰寫成書，以傳後世，劉秀一律不許。
劉秀柔以中興，通過實施深得人心的政策，使廣大民眾安居樂業，幸福生活。從而，也鞏固了漢朝的統治基礎。可見，只有做一個“仁”者，才能獲得世人的擁戴，才能成就一番偉業。
治理一個公司，管好一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要講究一個“仁”字。對待自己的下屬要施行“柔道”，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否則動輒就大肆批評，只會引起下屬的不滿和抱怨。對待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果有什麼做錯的地方，要耐心地教誨，不能動不動就拳腳相加，這樣只會使孩子更加叛逆，或者暫時屈從於威嚴，但根本不會起到真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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