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的頭一天，我隨著風來；秋的最末一日，風將帶著我去。”
——阿巴斯
《隨風而逝》是一部非“主流”的電影：拒絕動作，排除劇情，沒頭沒尾。劇未終了，觀眾或已熟睡。影片的內容很“反敘事”：幾個工程師似乎抱著某個目的來到伊朗一個小村子借住，影片圍繞其中一個工程師巴紮在村子裡的所見所聞展開，非常平淡、生活化。沒有前因後果，只有生活片段。而這正是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個人特色。
阿巴斯是伊朗新浪潮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電影手冊》評價他：“創造的影像標誌著當代電影每年都在登上一個新的臺階。”在電影大師馬丁·斯科塞斯眼裡，阿巴斯“是那種對這個世界擁有獨特認知的少數藝術家”，讓·呂克·戈達爾對其評價更為振聾發聵：“電影始於格里菲斯，止於阿巴斯。”
在電影界，阿巴斯無疑是一位有著偉大成就的獨立電影人，這不僅僅是源於阿巴斯對電影新形式的探索，更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傾注的哲思。
1、關於生與死的探討，以及展現出的生死觀：生死交替，循環往復
縱觀來看，阿巴斯在他的電影中喜歡對生與死的問題進行拷問，這一特色在越靠後的作品中越為突出。這是有原因的。
1990年6月，伊朗北部發生大地震，數萬人遇難，阿巴斯獲悉後，帶上自己的兒子驅車前往地震中心地帶，想要尋找自己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中的小主角。一路上，他的目光沒有聚焦在死亡上，而是被那些頑強的倖存者所吸引。這給了他的心靈很大的震撼。在自己的書中，他談到：
“在地震現場，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體會，我去那裡不是為了觀看死亡，而是為了發現生命。”
根據這段“地震之旅”，他拍出了動人心魄的《生生長流》，基本是自己這段經歷的重現；在他後來的作品中，我們也能看到這場發生在他生命中的地震帶來的“餘震”：拍攝於1997年的《櫻桃的滋味》通過一位自殺的人來探索死亡的主題，
而這部拍攝於1999年代 《隨風而逝》，也通過影片中一位瀕死的老太太和由於塌方被活埋的人，探索了生與死的問題。 《隨風而逝》中有一位自始至終並未出境的老太太，她身患疾病，瀕臨死亡，巴扎到村子的第一天，安頓好住宿，第一時間就跟小嚮導發仔詢問老太太的情況；第二天他去咖啡館喝咖啡，瀕死老太太的兒子也在，後被家人叫走，巴扎見狀跟著他走，匆忙中相機都忘在了咖啡館；隨後幾天，他每次見到小嚮導之後都要詢問老太太的情況，在與老闆古達茲夫人通電話時談論的也都是瀕死老太太的情況，似乎在等待著她的死亡。雖然導演並未說明巴扎一夥人到這個村子的原因，但我們有理由推測來村子的目的跟瀕死老太太有關。
在村子裡，他接到的第一通電話是爸爸打來的，我們依據巴紮在電話中的回應，可以推測爸爸打電話是來告知某位親戚去世了，但巴扎此時的回應是：“真的很遺憾，那麼哀悼吧。如果有人問起我，你就說聯繫不到我，反正他們不知道我買了手機，服喪的第七天我就會回去了。”他有些不耐煩的掛掉了電話，此時他對待生命和死亡的態度是輕蔑的。
而到了後來，他的態度有了非常大的轉變，當同伴們等待多天後仍不見瀕死老太太死亡，敦促巴扎做出決定時，巴扎此時已經向瀕死老太太那邊傾斜，不願意主動做出計劃（很大可能是謀殺）；當看到挖坑人被埋時，他開著車四處叫人來解救；在碰到醫生後，他主動說起瀕死老太太的疾病，邀請他去救治。
巴扎對生命和死亡態度的轉變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許是感動於挖坑人的淳樸、善良；或許是驚訝於掙扎翻殼的烏龜以及搬運糞團的屎殼郎的生命力；抑或是因為看到剛生完孩子就工作的婦女、背的草完全覆蓋住身子的婦女那種對生活的忍耐力……而投放在微小事件上的好奇心和注意力，使微小不再微不足道，“反而被髮掘出隱藏在其表象下的古老而深沉的哲學。這種哲學強調的是生生不息。”
除此之外，影片還含蓄地表達了阿巴斯的生死觀。影片中有很多關於死亡的意象，比如從挖坑人那裡拿到的腿骨、瀕死老太太、黑暗、古達茲夫人的電話等等，但是同樣也有很多生之意象：嬰兒、羊群、小狗、麥浪等等，它們統一和諧於這個世界中，交替往復，生生不息。
導演在調度生之意象與死之意象時，喜歡讓它們接替出現。比如他三番五次驅車前往打電話的高處，其實是一塊墓地，旁邊種著枝繁葉茂的大樹；每當他驅車前往高地接古達茲夫人的電話，下一個鏡頭往往就是兒童牧羊；而影片最後，巴扎將腿骨拋進河流，鏡頭隨水流而下，岸邊是啃草的小羊。
阿巴斯曾說自己喜歡的一位詩人是古波斯詩人海亞姆，他這樣評價海亞姆：
“他的四行詩就是對生命的永恆禮讚，但卻伴隨著無處不在的死亡，死亡幫助他握住了生命。”
生命伴隨著死亡，生生死死交替出現，循環往復，這也正是阿巴斯在《隨風而逝》中展現出的生死觀。
2、關於“傳統信仰”和“現代”之間的討論
某一次巴扎接完電話，驅車回村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對朝聖的意義產生懷疑的年輕人。他與巴扎討論自己母親臉上因為朝聖留下的傷痕：
“第一道傷痕，是為我姑姑的死，我可憐的媽媽這樣是為了表達對我爸爸的愛；第二道，是為了我爸爸工作的廠裡的老闆，他的一個親戚死了，這樣我爸爸才不會失業。我媽媽服了很多喪，她犧牲她的臉，我真不敢相信……我對這樣的事不感興趣，當我想起這樣的事，我只感到痛苦。我想朝聖的起源一定要變得更經濟點才是。”
在這段路途中，巴扎對於朝聖不發一言，每當小夥子問他對此怎麼看的時候，他總是顧左右而言他，因為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在瀕死老太太死後，記錄這一“愚昧落後的傳統”。在到達村子後與古達茲夫人的第一通電話裡，巴扎將說未說的話就已經暗示了這一點。
但是當一個接受了現代教育的年輕人真的對這一傳統產生質疑，認為應該將朝聖變得“經濟點”的時候，巴扎的心情又是複雜的。
把年輕人送到學校後，他把小嚮導發仔叫了出來，發仔說自己還沒有做完題所以不能跟巴扎走，而那道題是“在審判日那天，上帝和魔鬼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巴扎脫口而出：“很簡單的題目，上帝下了地獄，而魔鬼去了天堂。”脫口而出後，他意識到自己說錯了，又改口道：“上帝上了天堂，魔鬼去了地獄。”
受教育的年輕人和兒童代表著社會、國家的未來，而影片中這位年輕人對於朝聖的懷疑以及發仔對於“審判日”問題的求助，都顯示了這個時代年輕人的信仰缺失。這讓人想起尼采的那句“上帝已死”，它標誌著宗教的土崩瓦解和世俗化潮流的滾滾而來。
而良善的村民無疑是傳統文化的代表，他們在影片中隨處可見：巴扎去高地打電話遇見的挖溝的人，當巴扎形象化地說起自己的工作因為沒有“鎬”而遇到了困難，單純的挖溝人說“我可以給你一把鎬”；當他拿著羊奶罐準備去卡克·讓哈曼家取羊奶的時候，卻錯去到了他的鄰居家，但是鄰居拿過羊奶罐就要給他擠羊奶，正如挖溝人所說的那樣“村裡任何一戶人家都會給你羊奶”；從卡克·讓哈曼家取完羊奶，主人將他支付的錢又還給他。
正是這些良善的村民讓巴扎對待生命的態度發生了轉變，而代表著“利益”、“現代”的老闆和同事們，卻在等待甚至期盼一個老太太的死亡。阿巴斯在影片中並沒有對兩者進行過多地褒貶，他將自己的態度展露為對古老民族文化的皈依。
3、一個人的“朝聖”之路
當巴扎從發仔口中得知老太太好一點了，原本等待她死亡的叔叔回到科曼莎請假，以回來照顧老太太的時候，巴扎的“利益之心”、“現代之心”鬆動了。
發仔口中的叔叔，原本跟巴扎是一類的人，因為受過教育在城市工作，脫離鄉村、傳統已久，充斥腦中的大多是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情。他們回到這個落後的鄉村的目的都是一樣的：等待瀕死老太太的死亡。
所以當聽到發仔說他的叔叔“哭了”，並且回到科曼莎請假以繼續回來照顧自己母親的時候，原本是“同一戰線”的“同志”脫離了，巴扎才有了自己是不是壞人的詢問。這其是對自己一直信仰的“現代”、“利益”等潮流事物的懷疑。
接下來的一個場景是巴扎悵然若失地坐在那裡，一個腰幾乎彎成九十度的老婦跟巴扎問好：“願主給你驕傲，願主給你健康，願主保佑你長命。”駝背老嫗是一個寓言性的所在——她出現在巴扎對自己一直以來所信仰的事物產生懷疑的時候，對自己的身份產生懷疑的時候。
影片還有一個暗喻性的細節：影片末尾，當巴扎又一次開車前往高處接電話時，在路上碰見了跟自己一起來的幾個同事，他們對巴扎說：“不要去朝聖了，過來吃草莓吧。”巴扎當作玩笑話擺擺手。
朝聖，一般來說是宗教信仰者為了表達自己對宗教的忠誠，有時也被稱為“在人間滿是眼淚的山谷裡遊蕩”，朝拜聖地常常是使徒遺骸的安放地，而巴扎三番五次開車前往的高地也是一塊墓地。
這個一語雙關其實暗示了巴扎一次次驅車前往墓地，不僅僅是表面上的接打電話，更重要的，這是他的認知之路，朝聖之路。
正是在驅車前往墓地的過程中，他認識了挖溝的善良淳樸的村民，看到了掙扎翻蓋的烏龜，推動比自己體積大很多倍糞團的屎殼郎……在所見所聞所感中，他體認到生命的頑強與珍貴。
阿巴斯在訪談中說道：
“路表達了人們尋找必需品，尋找永遠不安的靈魂，尋找永不結束的探索。”
蜿蜒之路其實是影片中一個重要的符號，象徵著生命旅程。也正是在這條朝聖之路上，巴扎完成了自己對生命與死亡、傳統與現代等問題的思考與選擇。
巴扎通過在蜿蜒之路上的一次次見聞、感悟觸碰著社會和人性，完成了自己對生命與死亡、傳統與現代等問題更為寬廣成熟的認知。影片最後，當巴扎將腿骨拋入自然的河流後，人骨隨水波流轉，正如本影片的名字“隨風而逝”，死亡伴隨著新生，悲哀處也有快樂湧動，正所謂“現世浮華，遊歷苦行，熱愛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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