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與溥心畬（she） 兩位先生是近現代以來活躍於中國畫壇的兩位名家，1935 年於非闇在《北京晨報》公開合稱二人為“南張北溥”。張溥二人雖因身世背景與師承淵源的不同，導致兩人繪畫風格的迥異，但二人卻代表著近現代畫壇的高度與光芒。
下面阿青就給大家來介紹一下中國近代非常著名的兩位畫壇名家。
一一張大千
張大千，四川內江人，祖籍廣東省番禺，中國潑墨畫家，書法家，“大風堂派”的創始人之一，二十世紀中國畫壇最具傳奇色彩的潑墨畫工之一，被西方藝壇贊為“東方之筆”。 張大千在山水畫方面卓有成就，畫風工寫結合，重彩、水墨融為一體，其中潑墨與潑彩，開創了新的藝術風格。
早年的張大千先生並不叫張大千，起初他的名字為張季愛，同時，從張氏家族子女關係表，可看出張大千早年名字“季爰”的由來，因為張大千有兄弟姐妹九人，前面七個哥哥，長兄及五、六、七哥皆早逝，按舊時以伯、仲、叔、季為兄弟長幼之序，張大千居四，排行老八，因此以季稱之。
而後年僅十八歲的張大千東渡日本，在京都公平學校學習染織，課餘時間堅持自學繪畫，學詩，學治印。而其二哥張善子當時就在日本，早年的張大千正是被其二哥帶去日本，並經常給予指點，使得他的進步很快。
1919年張大千完成學業，由日本返滬。隨後拜上海名書法家曾熙、李瑞清為師。曾熙為其取藝名爰，字季爰。在上海寧波同鄉會館，他舉辦了首次個人畫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一鳴驚人，自此以賣畫為生。
而隨後念未婚妻謝舜華去世，張大千前往松江禪定寺出家為僧。師事住持逸琳法師，法名大千。雖在三月後還俗，但其法名卻一直陪伴著他，從此張大千的名聲開始流傳開來！
而他與溥心畲的相識還要往後來到1928年，當時是在陳半丁家中，張大千結識舊王孫兼書畫名家溥心畲。當時兩人交談甚歡，討論許久，就此兩人心心相惜，開始成為知己!
張大千的繪畫特點可謂是“包眾體之長，兼南北二宗之富麗 ”。張大千30歲以前的畫風特點可謂“清新俊逸”，50歲進於“瑰麗雄奇”，60歲以後達“蒼深淵穆”之境，80歲後氣質淳化，筆簡墨淡，其獨創潑墨山水，奇偉瑰麗，與天地融合。增強了意境的感染力和畫幅的整體效果。
畫家張大千在早年和中年時期，主要以臨古仿古居多，他耗盡了將近大半生的精力與時間，從清朝到隋唐，一個個的專研他們的作品，從臨摹到仿作。
畫家張大千的畫風在57歲的時候自創了潑彩的畫法，在繼承了唐代王洽的潑墨畫法的基礎上，並且還融入了西歐繪畫的色光關係，進而發展成了另一種的山水畫筆墨技法。難得可貴的是技法的變化一直保持著中國畫的特點，並創造了一種半抽象墨彩交輝的意境。
張大千是全能型畫家，集文人畫、作家畫、宮廷畫和民間藝術為一體。於中國畫人物、山水、花鳥、魚蟲、走獸，工筆、無所不能，無一不精。
張大千被徐悲鴻稱之為“五百年來第一人”。並被譽為“東方的畢加索”與其畢生不懈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之所以能被世人所銘記，正是因為其不斷鑽研，不斷進取。從而成為一代繪畫大師。
一一溥心畲
溥心畬原名愛新覺羅·溥儒，初字仲衡，後改字心畬，號西山逸士、羲皇上人等，著名書畫家、收藏家。為清恭親王奕訢之孫。作為封建王朝的“舊王孫”，將世俗之事淡然處之，勤勉於詩文書畫。篤嗜詩文、書畫，皆有成就。畫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書法，與張大千有“南張北溥”之譽。
溥心畬幼年於恭王府習文，亦在大內接受“琴棋書畫詩酒花美學”培育。辛亥革命後，隱居北京西山戒臺寺十餘年，再遷居頤和園，專事繪畫。正是隱居在戒臺寺的這十餘年，溥心畲苦心鑽研，用功又勤，開始在繪畫上展現成就。
1924年遷回恭王府的萃錦園居住，涉足於社會之中，開始與張大千等著名畫家往來。兩年後，他在北京中山公園水榭，舉辦了首次書畫展覽，因作品豐富、題材廣泛而聲名大噪，獲評“出手驚人，儼然馬夏”。
而後溥心畬遂與溥雪齋（號松雪），溥毅齋（號松鄰），關松房（號松房），惠孝同（號松溪）等創立了近代著名國畫團體松風畫會，（大多為滿清皇親貴族）自號“松巢”。松風畫會是京津畫派的主要成員，迄今已有近90年的歷史。
溥心畬天資穎悟，用功又勤，因此雖然在比常人更多不利因素的壓力下，他仍有極高的文采與藝術成就展現。他自許生平大業為治理經學，讀書由理學入手及至爾雅、說文、訓詁、旁涉諸子百家以至詩文古辭，所下功夫既深且精，因此不免視書畫為文人餘事。這使他畢生未能將全付創作精力投注於繪畫之中，然而這雖是他的不足，卻也因此使他的畫風露出一種高雅潔靜的人文特質，為常人之所不及。
溥心畬的畫風並無師承，全由擬悟古人法書名畫以及書香詩文蘊育而成，加以他出身皇室，因此大內許多珍藏，自然多有觀摹體悟的機會。他曾經收藏一件明代早期佚名畫家的山水手卷，細麗雅健，風神俊朗，俱是北宗家法，一種大氣清新的感覺滿布畫面，溥氏的筆法幾全由此捲來。因此其所作山水遠追宋人劉李馬夏，近則取法明四家的唐寅，用筆挺健勁秀，真所謂鐵劃銀鉤，
觀察溥心畬的作品時，在畫面上的任何一個部位，無論在表現的技法、形式、以及意念上，那種文人心靈、魚樵耕讀與神趣世界的嚮往，還有遠承宋人體察萬物生意，與自然親和的宇宙觀及文化觀，皆可謂完全謹守傳統中國文人精神本位﹝農業社會的文化結構﹞，而拒絕了與現代世界﹝工業社會之文明結構﹞溝通的可能。然而他的書畫作品卻並未落於古典形式的僵化，而有其生命內涵的真實與精采，只因他的世界本來如此。
從溥氏外在表現的藝術形式上來看，他似乎並沒有較新穎不凡的創見。然而藝術的創造性並非僅著眼在外在形式上的考量，賦予舊形式之內涵有新的生命詮釋，則有另一層重要的創作意義，卻很難由粗略的表面觀察所能認知。就這點而言，民國以來的藝術史研究可謂並未給予溥氏應得之評審。
然而在時代的意義上而言，溥心畬亦代表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文化﹞在面對世界新文化轉型時眾多反應中的一種典型﹝價值取向﹞。以溥氏的背景養成來看，即使他早年曾有留學歐洲研習西學的背景，恐怕也不會使他像徐悲鴻一樣，扮演一個積極尋求改革與溝通中西文化的角色。造成這樣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來自於他對傳統文化中，高度的智慧與價值有深切的體悟與認同；另一方面則多少由於知識份子面對西方強勢文化衝激時，高傲自尊之本位表現。這種堅持文化道統的立場，雖可視為極端的保守主義，對感應時代的開創性上或有不足，但在另一層重要的意義而言，他卻保存了一個傳統時代的人文精神與價值延續，這使得他的後繼者在現代的人文精神與新畫風發展得以成為可能 。（節選自百度百科）
南張北溥
自古文人多相輕，但在張溥兩位先生身上反映出來的卻恰恰相反，二人惺惺相惜之情，難能可貴。二人截然不同的繪畫道路以及出生也為中國近代畫壇，乃至文藝界書寫了不一樣的故事以及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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