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台经历
李敖的祖父祖籍山东，清朝末年，遇到灾荒和母亲一同讨饭，遇上野狗围攻，祖父的母亲为了保护祖父，被野狗咬死。祖父后来走投无路，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四处流浪讨生活，漂泊到了关外，三百六十行，做过乞丐、赶车的、农民、看坟的，还做过土匪，后来与救过他的一位姑娘结婚，这个姑娘就是李敖的奶奶。
清末民初贫民闯关东
李氏一家，到了李敖爷爷这一代，才有了大的转机。
李敖的爷爷和奶奶经商有方，在东北开起了银楼，李敖的爷爷做起了银楼老板。
当家里有了积蓄，李敖的奶奶家坚持要供李敖的爸爸去京师大学堂读书。
为李氏家族种下了读书的种子，也就有了后来孙子辈李敖，在中国文坛的叱咤风云。
李敖讲过爷爷的经历，爷爷七十多岁的时候，一家人遭遇土匪抢劫，李敖的爷爷让家里人在屋里吹警笛，自己则拿着冷兵器时代的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后门跑到前门，与土匪对抗，最后竟然吓跑了土匪。
李敖的性格，也继承了爷爷桀骜不驯的基因。
李敖的父亲北大毕业，是胡适的学生，但用李敖的话讲，父亲李鼎彝资质平平，并没有引起过胡适的注意。以致李鼎彝在北京找工作时，求助于胡适，胡适并不理睬。
北大赠送李敖其父亲的毕业旧照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李敖父亲李鼎彝选择了来台，携家人一同逃到了台湾（李敖的大姐和二姐因为延迟动身，最后留在了大陆）。一路上抖光了家底，当年十三岁的李敖也就这样来到了台湾，和家人过起了清贫的生活。
1949年，于右任赴台前回望大陆
在去台湾之前，李敖一家人在上海有过短暂停留，让李敖有机会目睹了大批难民挤兑黄金的情景，国民党警察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抽向人群，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饿死老百姓随处可见。
1949年，上海民众挤兑黄金
来到台湾的李敖，在高中结识了数学老师严侨。
严侨是著名学者严复的长孙。后来被大陆追认为烈士，是大陆派到台湾早期的地下党。
严侨在被捕后，李敖曾竭尽全力帮助严师母。曾经饿着不吃早饭，把省下的钱给严师母。
严侨，李敖说他：生不逢时，死不逢地
李敖这样说：
“……这时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适、殷海光的影响，已经十足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李敖考上台大法律系后，因为与志愿不和，中途退学，重新考入历史系。不过这段退学又重新入学的经历，也使李敖结识了法律系的一些朋友，陆啸钊是其中李敖的好友，也是后来《文星》杂志的撰稿人之一。
李敖与大学同学
在台大时期，李敖结识了胡适。他后来在《自由中国》上用真名发表《从读说起》一文，当时在这本以反对权威，主张民主自由的杂志上，敢用真名，可见李敖当时的激进。
《自由中国》创刊号
台大时期的李敖，一身长袍，因为自己在知识上超越了不少任课老师，所以不买台大许多老师的账，特立独行，公然与女友搞同居，这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叛经离道，让人侧目。
“长袍怪”李敖
这期间，李敖结识了《自由中国》的主笔殷海光。
殷海光是著名学者金岳霖的弟子，他和胡适一道，把自由主义之风带到了台湾，对李敖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李敖后来也被一些学者（如复旦姜义华教授）视为继承胡适、殷海光衣钵的自由主义者。
思想家殷海光
大学毕业后，李敖入伍。退伍后，李敖因为人际关系缺乏，和之前的特立独行，多数人不愿帮助他，李敖连中学老师的职位都难以谋到。
后来由姚从吾老师帮忙，李敖谋到了一份兼职，月薪一千元。自己先后在台大附近和新店山租房居住，由于薪水不按时发放，李敖一时穷困潦倒，有一阵子，还得靠给中学老师改作文挣取微薄的酬劳。
李敖与老师姚从吾，台湾历史学家
李敖在回忆录里写道：
“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我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我假装说我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
初出茅庐的李敖，日子过得举步维艰，李敖给前辈胡适写信，以催要薪酬的名义发牢骚，收到了胡适个人一千元的资助。
2005年，李敖到北大做演讲，捐了160万台币（35万人民币）给北大，为胡适先生立铜像。
胡适生平仗义疏财，李敖这一点，也和胡适很相像。1997年，李敖曾经义卖自己的收藏，捐助台湾慰安妇。也曾资助高金素梅去日本抗议。类似义举和为朋友两肋插刀，李敖做过不少。
2009年，高金素梅赴日请灵
退伍后的山居赋闲时光，二十六岁的李敖，一方面写稿挣生活，一方面也在思考人生的走向。他从导师姚从吾身上，看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固守与刻板，决定不再走学院之路，他觉得有更值得他做的事情等着他，并写下了早期颇有影响力的文章《老年人与棒子》。
“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李敖也许不是从老年人手里接过那个崭新的棒子，而是自己做了一个崭新的棒子，跑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二、《文星》论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开始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接受美援，社会风气受到现代主义影响。一批现代派知识分子，如叶公超、梁实秋、夏济安、陈西滢等，这些人在政治上信仰自由主义(争取个人的言论自由)，文学上坚持自由主义创作，在台湾发起了现代主义运动。
50年代，台湾陆续创办的现代刊物有《文学杂志》、《自由中国》等。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号召台湾青年从封建、威权、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希望在政治、经济、文学上实现“现代化”。
雷震纪念邮票
言论最凶悍的是《自由中国》(胡适挂名，雷震负责、殷海光主笔)。以《自由中国》为代表的这一批自由主义者，他们最基本的立场是“我有发言权，你也有发言权”，希望与台湾当局平等对话，拒绝一味地妥协、服从，这当然违背了当时国民党的立场，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下场都很凄惨，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一大批坚持不低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先后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
1957年，萧孟能在台湾创办《文星》杂志，他是国民党元老萧同兹的儿子，萧同兹当时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创办人，属于国民党新闻部的重要官员，所以《文星》杂志很快得到了各界精英的积极投入与参与，杂志也受到业界的好评。
杂志初期的创办宗旨是“文学的、艺术的、生活的”，后又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杂志还标榜“企图松动国民党的控制，为台湾培养出一种较为民主自主、开放、讲理、踏实的社会雏形和文化取向”但杂志初期的社会影响力一般。
《文星》杂志的发行商文星书店
当时胡适、雷震、殷海光参与的《自由中国》，因为组反对党、反对蒋介石连任等言论和行为，在1960年被查禁，雷震被判十年牢狱，此事件当时轰动台湾，并从此被载于史册，称为“雷震事件”。颇带有自由气息的《文学杂志》也被迫停刊（由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创办），台湾现代化运动的“自由主义”据点突然变真空。
雷震与胡适
1961年11月1日，李敖将《老年人与棒子》一文投稿至《文星》杂志，文章引起了极大反响，台湾当时有影响力的杂志《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自立晚报》都展开了讨论，李敖也因此一举成名。
正如当时李敖自己评价自己说道：“今日之我是一座山、一团火、一股力量”。
李敖在《文星》大声呼喊全盘西化和自由主义，拉开了重塑胡适形象的序幕。
“谈科学的人，甚至把唯物辩证法都误认做科学，谈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静气地做一个阿斗，却整天瞪着眼睛做革别人命的张飞，‘民主’泛滥至此，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有所归呢？陈独秀从无限辛酸的经验中，临死前才悟到对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与胡适分而又合了。 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播种者胡适》李敖）
他在批评胡适的保守主义，又肯定胡适的全盘西化，同时提出超越胡适，并把抨击的矛头对准了传统文化和传统势力，李敖以其辛辣的文笔和独特的文风，揭露传统文化的丑陋面，道出国人性格中的保守、中庸，还有不少地方讽刺和挖苦了国民党的迂腐，引起了许多当时台湾青年的共鸣，在岛内社会引起了强烈震撼，《文星》杂志也声名鹊起，销路大增，当然，这也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不安。
六十年代《文星》特卖会热闹场面
1961年11月6日，胡适应亚东科学教育会议之邀，发表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其中观点提到：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想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文明可说？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
《文星》杂志转载了这篇讲话，再加上李敖发表的《老年人与棒子》及一系列批判传统，宣扬西化的文章。遂引起了胡秋原、徐复观等人作为中国文化的卫道士，与胡适、李敖、殷海光等人坚持西化的一派，展开中西文化大论战。
裹小脚，所谓：三寸金莲
李敖一派意有所指地支持台湾“全盘西化”，提倡自由开放，而胡秋原一派则配合台湾当局，进行党化教育，宣扬传统。
1962年3月李敖接任《文星》编辑，当时很多思想鲜明的知识份子选择在《文星》杂志上发表文章，在纸质媒介的年代，一时轰动海内，李敖还找台大法律系陆啸钊写《恶法录》批判台湾司法，请国民党“总统府顾问”陶百川写《紧箍咒与新闻自由》，将言论自由推到最极致。
《文星》杂志在李敖加入后，慢慢取代《自由中国》的地位，擎起了自由主义的大旗。
经过三年多的在《文星》的耕耘，李敖及一大批坚持自由主义的作者，在《文星》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批评时政，倡导西化，揭露古人虚伪做作的文章，终于在1965年，杂志因为发表《我们对国法党禁的严正表示》一文，踩到了国民党的红线。《文星》杂志遭到停刊处分，文星书店也被迫解散，而李敖本人，也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受到跟踪和威胁。
《文星》杂志在李敖加入的五六年间，启蒙了台湾的青年，刺激了台湾被打压的知识分子，激发了后来无数的党外人士敢于出面挑战执政当局。
1979年，台湾为自由而战的“美丽岛”事件
以《自由中国》、《文星》杂志为阵营的自由主义，在台湾虽然受到挫败，但它们的精神不死，继而在台湾现代文学中继续传承，李敖及其战友在台湾六十年代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之下，创造了璀璨夺目的篇章，为台湾后来的自由开放，探明了道路。
这是李敖一生中，坚持自由主义主张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星》杂志被停刊以后，李敖被官方完全封锁，靠写作已经难以为生。那时美军顾问团驻扎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空调（台湾称之为“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自己生产，都是倒卖美军顾问团的旧电器。
六十年代美军在台湾驻扎
李敖遂与朋友合作，化名“OK李”，在报纸上登英文广告，回收美国人的旧电器，再卖给当地人。
《文星》杂志被查禁后，李敖受到了当局的监视，期间认识了台大前教授彭明敏，与彭明敏交游甚密，彭是自由主义者，曾经起草著名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被判刑，是台湾当局的眼中钉，后来彭成功偷渡到瑞典，李敖被怀疑暗中帮助，因此受到了十四个月的监禁跟踪调查。1972年，国民党当局以罗织的“台独分子”罪名将李敖逮捕判刑十年。（李敖被台独分子陷害，其本人一贯主张统一）。
出狱时的李敖
在蒋介石去世后，李敖被减刑，释放出狱。第一次入狱，李敖坐了五年八个月的牢。
1987年，国民党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在台湾实施了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令，马英九在回忆蒋经国晚年的，有这么一段话：
“当年（1987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先生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当时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鼓噪，经国先生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何宜武秘书长在喧哗声中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
担任蒋经国翻译官的马英九
马英九的这一段回忆，记录了台湾解除戒严时，蒋经国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1987年，开放探亲后，舟山一处人家团聚
后来查禁了李敖九十六本书的许历农上将，在反思国民党当年在台湾实行的牵制言论政策，公开向李敖口头道歉，并写信向李敖表示：当年若从宽处理查禁事件，对促进自由民主，或有正面作用。
三、李敖的答案
李敖在九十年代至今，一直活跃在台湾的文艺和自由主义战线。
后来在凤凰卫视开播了《李敖有话说》开始了李敖所谓的口诛笔伐时期。
李敖有话说节目
做一个人，有三样东西难能可贵：
一对任何事都能排除干扰，有自己的思考，践行自己的主义。
二你不仅有思考，还能证明自己主义的正确。
三即使知道其他人都错了，你依然能够坚持自己，付诸行动，抱着大丈夫的骨气和聪明务实的态度。
李敖从青年到如今，一直抱有这样的气概。一以贯之。
李敖与当年比林青霞还要有名的胡茵梦，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李敖与胡茵梦
李敖的前妻胡茵梦（后改作：胡因梦）在回忆李敖时如此说：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闹钟每天都按时把自己唤醒)，一个人在书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资料、做剪贴，开始一天的写作活动。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准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悲观的态度，就算最亲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否则他可以足不出户，窗帘遮得密不透光，连大门都不开，甚至曾经在墙壁上打过一个狗洞，让弟弟李放按时送报纸和粮食，过着自囚的生活。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
前妻对李敖的私生活爆料不少。也让我们从他前妻口中，听到了另一面的李敖。
胡茵梦与林青霞
2005年，李敖回到了阔别近六十年的大陆。在北大、清华和复旦，分别做了三场演讲，谈论自由主义。
李敖提到了“反求诸己”。他讲了两个故事。
大明忠臣郑成功的母亲被清军奸污了，郑成功无法解开自己的心结，他把自己母亲的身体切开，用水冲洗他母亲的尸体，以此解除自己心理的压力和痛苦。
李敖的另一个故事，来自俄国小说家叫库布林的小说《雅玛》。讲里面有一个妓女，宣称自己是为了革命而卖身，自己是精神上的处女。
两个故事里的主人翁，正好相反，郑成功内心的主义把自己困死了，而那个妓女活得洒脱，活出了自由和独立。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自由主义者该如何选择，李敖把问题抛给了听众。
2005年，李敖北大演讲
胡适曾说过，什么是自由主义？
就是你好不容易摆渡到了彼岸，发现旧的真理已经不再适用，你是否能够毫不依恋地抛弃就的真理，去寻求心的真理。
你是否依然能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无所顾忌？
有人执着于信仰和真理，如屈原者，以身殉道。
有人悄然离开了，置之事外，用脚投票。
有人服从，做了顺民和沉默的大多数。
还有人直面残酷的现实，斗士一样不断地抗争，江湖寥落，无所归。
李敖说，自由和爱情一样，都需要列举，英国女诗人布朗宁，她有一句诗说，我要怎么爱你呢，让我一件一件数出来，我爱你，以我生命里的呼吸、微笑和泪珠……人权宣言(The Bill of Rights)，那个Bill是（清单）的意思。
你自己要像列清单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李敖在阳明山
李敖说过：“对大陆，我并没有乡愁；对台湾，我也不曾寄旅。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战场，但却不是我的敌人。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它太小了。”
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们重读李敖，发现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些主义了。
我们自给自足，我们“工作，散步，向坏人致敬，微笑和不休。
我们为生存而生存，为看云而看云，厚着脸皮占地球的一部分”（痖弦《深渊》）。
瘂弦诗集《深渊》
我们活着，生活着，我们模仿别人吃饭和睡觉，自得其乐。在自由之中，终老此生。
我们想要的自由是什么？
是在工闲的时候，出去走走。
是去西藏，做一场旅行。
是躺在阳光下，什么都不做。
是和家人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是和朋友一起喝酒论事，谈天说地。
是一起和女友看一场电影。
是去球场打球，一起驰骋。
是在波光粼粼的河边，悠闲地垂钓。
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我们把生活的点点滴滴诠释为自由，对于自由和它背后的含义，不愿意，也不想再关注。
我们不再忙于区分善恶，更迷恋于直观的美和丑，我们不再追求所谓的真理，更迷恋于主观上的心安理得，我们不再任重而道远，更喜欢从身边的事做起，并谓之务实。
我们对于能够得到的和难以企及的，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适可而止，不会过分苛求。我们依然向往名山大川，但更喜欢路上行走的过程，并怀着谦卑之心，怀念先贤，高山仰止。
这是一个不需要呐喊的年代，因为你振臂一呼，没有云集相应，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他们麻木，而是他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情，围绕着自己“小的，确定的幸福”而努力，谓之梦想。
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主义？
1988年5月9日，李敖在给六叔的信中说：
“人间的苦难并非过去就让它过去就完了，有这种心态的人，是弱者，也是没有正义感的逃世者。在人间的苦难中，我们虽然未能免于被波及、被牺牲，但是由于我们的顽强和不屈，我们仍有办法使这些遭际化为积极的收场。”
这，是李敖的答案。
2018.1.29
《李敖回忆录》
《中国台湾自由主义谱系中的李敖》
《胡因梦自传》
《马英九：蒋经国时代的启示》
李敖北大、清华和复旦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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