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們所熟知的唐宋復古運動，便是有韓愈以古文相召，以“文以載道”為風尚，歷歐陽修等八家，為洗當時的詩文弊病所倡導。值得一提的是，唐宋兩代在這條以文度詩的復古運動之外，尤有專事於詩學的復古運動：一則是唐大曆年間白居易所鼓吹的“新樂府運動”，一則是宋末嚴滄浪以“妙悟”為基礎的復古主張。
同樣的，雖然白、嚴二家所推動的復古運動旨意相同，但所影響促成的詩壇風貌卻截然不同。筆者便試以白居易《金針詩格》、嚴滄浪《滄浪詩話》所體現的詩學理念為梳篦，探討一下二代復古運動如此差異之結因。
詩學理念的差異：社會性與文學性的極端分野
從本質上來看，白居易與嚴羽提出的復古都是針對各自時代中詩壇出現的問題而發起的。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開宗明義的講他作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雖然並無李白“將復古道，舍我而誰”的大氣魄，但確實是以匡扶詩道為己任的，其雲“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又云：“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並一反韓派詩人，積極攫取詩與社會性的聯繫；而嚴滄浪的復古，也是因宋詩受到晚唐卑弱詩風的荼毒而發起，故其方有“大曆之詩，高者尚未識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隨野孤外道鬼窟中”之論。
但是自命題而下，不論是學詩門徑亦或是審美趨向都遂然揚鑣分道，甚至還是觀念相左的。從詩學主張來看，白居易必以社會性為作詩的功能，集中在美刺時政，體恤萬民之中。其《金針詩格》有“五理”之說，便全在這兩點上：“一曰有美。美君有道德，以服遠人。 二曰有刺。刺賦斂之重也。 三曰有規。規聖人行號令有不明時。 四曰有箴。箴佞人進而使賢人不仕也。 五曰有誨。誨明時草澤中，賢人不得用也”；而嚴滄浪卻完全摒棄了詩的社會功能性，只從純文學性的角度去品藻議論，甚至認為近代對詩體的功能性的攫取是非正道的，其《滄浪詩話》雲：“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除去主張的不同，白、嚴論詩還有“切實”與“玄談”的區別。白居易在《金針詩格》論作詩之法字筆墨雖不多，但也算剖析肌理，其雲：“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體制與格力，音節，是屬於格律上的法門，而氣象、興趣則是文學性上的法門，但嚴滄浪則不同，嚴滄浪論詩只說一個“悟”，所謂“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又云“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這都是不著邊際的玄談，論詩好壞，必然有好在何處，壞在何處，一昧的推為“妙悟”，不過是裝頭作腳罷了。
即以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詩為例，詩云：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從體制上講，五言律詩是處於古體與近體的轉變當中，句式變化較之七言更少，所以用語要自然質樸，宜用鋪陳，孟詩便是如此，自登樓，寫景，興感，娓娓道來；而從氣象上談，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自不用多說，一蒸、一撼，精煉沉穩；從興趣來看，則結句稍遜氣節，因此較杜甫《登岳陽樓》或有次之---------如此，以《金針詩格》的審美角度便能輕易區分各種優劣，倘若要如嚴滄浪所言之“妙悟”，那便根本摸不到門路了。
薄今古之別與“自我”的捐棄
嚴滄浪的復古比白居易的復古還有一個更大、更惡劣的弊病，薄今人愛古人所引發的自我靈性的泯滅。《滄浪詩話》引以為最高境界便是與古人詩的“互亂楮葉”，其論曰“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
”又云“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什麼意思呢？在嚴滄浪眼裡，作詩跟古人一模一樣方才為好；開元天寶以下無一可取之處，甚至認為本朝（宋）是“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即便是有可取之處，也是“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在這種觀念下，嚴滄浪將宋詩最為精粹的創見全然捨去，不能以文字為詩，不能以議論為詩，只能以性情為詩-------那性情的體現非文字乎？非議論乎?非才學乎？斯誠謬論。
《滄浪詩話》說要把杜甫詩放在枕邊，所謂“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然杜甫論詩是雲“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甚至論詩的《戲為六絕句》都是以議論為詩，又孟浩然詩有句雲“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這不都是以才學、以文字為詩麼？前人如此便可，今人如此便不可，嚴滄浪的這種狹義自菲的詩學顯然是詩學發展的一大阻礙。文體的進步，並不是一味的模仿古人，而是如何推陳出新，自周、漢、魏晉、唐詩莫不如此而已。真要以“跟古人一模一樣”為詩學旨意，那麼詩壇便不再有李白杜甫，也不再會有唐宋詩之盛了。
白居易則不同，雖然新樂府運動是為了矯正時弊，匡扶詩道，但他對通代的衡量饒是客觀的多。《金針詩話》論詩有四得“一曰有喜而得之者。其辭麗：〔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十枝九枝花。〕”“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十枝九枝花”句出李山甫《寒食》詩，李山甫生年不詳，但活躍時間在鹹通；“二曰有怒而得之者。其辭憤：〔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句出杜甫，“ 三曰有哀而得之者。其辭傷：〔淚流襟上血，發變鏡中絲。〕 四曰有樂而得之者。其辭逸：〔誰家綠酒飲連夜，何處紅妝睡到明？〕”，“淚流襟上血，發變鏡中絲”句出大曆詩人崔峒《江上書懷》，“誰家綠酒歡連夜,何處紅妝睡到明”則是白居易詩自舉。--------所論之詩，跨開元、天寶、大曆、鹹通乃至自我肯定，比嚴滄浪真是“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可惜的是，嚴滄浪的“妙悟”與“復古”影響尤大，逮至明代，不論是前七子還是後七子，都以此為理論主張，使得整個明詩壇都沉溺在復古中不可自拔，除去明初劉伯溫、高啟，明末陳子龍、錢謙益等人之外，明中時期的詩人鮮能自立，上者如李攀龍專襲老杜，下流者更是互相抄剽，毫無詩學自信的時代又如何能孕育出如唐、如宋的詩學成就呢？當然，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雖然也略顯刻意，但他能自我認知到不足之處，白居易在《與元稹和答詩序》中便稱自己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而辭繁，意太切而言激。然與足下論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
”同時，白居易在倡導諷喻詩的同時，也能嘗試如《琵琶行》、《錢塘湖春行》、《長恨歌》等風格不一的作品。也正是如此，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能上承元、杜、張、王之系統，更從而擴大之；而嚴滄浪卻只能荼毒明代而著詩以式微了。結言
總而言之，白居易與嚴滄浪的復古運動雖然動機是一樣的，但兩者因為詩學理念的差異與薄厚今古人的創作理念差異，終使得所轉移的風會成截然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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