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動能轉換
我們已經進入到2020年，這樣一個整數年份有特殊的意義，是我們“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全面小康在基本的指標上看，2010-2020十年間，中國的人均GDP要翻一番；另外，“十三五”開局時中國主要是農村區域還有七千萬貧困人口要脫貧。
原文 ：《以制度創新實現新舊動能轉換》
作者 |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賈康
實現現代化戰略更長遠的目標
我們處於一個當口，在看到發展成就的同時，還要看到我們面臨經濟下行方面的不確定性的困擾，和我們要繼續往前努力去實現現代化戰略更長遠目標必須迎接的挑戰、經受的考驗。
中國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三步走，第三步是從2000年到2050年，要經過半個世紀的奮鬥，在前面（已經提前實現）的“翻兩番”的基礎之上，達到中國主要人均指標方面進入先進國家行列這樣一個基本目標。如果說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在人均指標方面成為經濟強國，也就是成為全球排在第一陣營中的一員，那麼整個中國的綜合國力，當然也要伴隨著製造業實力的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金融影響力和國防能力以及軟實力等等的綜合提升，達到中國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願景。
黨中央在十九大進一步給未來30年的經濟現代化過程，制定了“新的兩步走”的時間表，就是2035年我們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49-2050年要建成現代化強國。我們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前景。未來的30年，從做經濟研究的角度來說，更要強調：2035年基本建成現代化之前，中國必須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我們現在的人均國民收入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口徑統計，已經站在了一萬美元的水平上，是全球中等收入經濟體概念下指標的上半區。如果再經過若干年的努力，使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穩穩達到13000-14000美元這個水平，那我們就坐穩了高收入經濟體的這把交椅。
我們要進入這樣一個門檻，不得不看到前面60年、70年全球大半個世紀中的統計現象給我們提出的警示：前六七十年，全球有一百多個經濟體進入世界銀行可比口徑的中等收入經濟體的發展階段，但是能夠如願繼續往上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是絕對少數。90%的經濟體到了這個階段，會突然碰到各種矛盾凸顯以後的經濟增長失速，進入停滯狀態，好像落入了陷阱。所以，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比喻，我們不要太看重它的表述嚴謹不嚴謹，我們要看重它的實質內容——
這樣一個統計現象在警示我們，要在戰略思維方面保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風險意識。中央在這個當口，也特別召開了專門的工作會議，強調我們要有防範風險的充分準備。
形成全要素生產率的新動力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種種不確定性面前，中國怎麼樣保持自己的確定性，怎麼樣進一步按照現代化戰略，通過和平與發展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願景，這就是我們現在要把握的核心問題。
在這個核心問題上，中央已明確給出我們推進路線上的一個基本概念，就是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企業界人士、市場人士，還有所有關心我們現代化事業的社會成員，要通過結構優化為主的深化改革和高質量發展，實現在原有發展基礎上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現在在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爭取把中國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的推進過程中，要意識到，解放生產力的關鍵一招是深化改革，而中國改革到了深水區，“要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使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在深水區攻堅克難，把硬骨頭啃下來，這是我們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的。
要以生產關係自我革命的繼續深化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面對的是錯綜複雜的一個大系統。面對這樣一個大系統，現在地方政府和企業層面感受到的突出問題是經濟下行的壓力。2019年，黨中央、國務院反覆強調，
在明顯的經濟下行壓力面前，我們要進一步通過做好自己的事情，形成高質量發展的新舊動力轉換。在這方面，新舊動力轉換的新動力，從何而來？要求供給側可運用的各種要素有更高水平的新的組合：我們不否認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合乎邏輯地提高，表現為全社會都普遍感到的用工貴、民工荒；自然資源開發從土地的開發利用開始，綜合成本已經越抬越高，這也就是大家都感受到的，中心區域還要不斷擴大，而建成區擴大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城鄉結合部土地的徵地拆遷補償，不得不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之下形成越來越高的開發成本，代表的是自然資源開發在成本方面迅速抬高；我們的資本總體上要比前些年充裕得多了，但大家卻普遍感到，特別是民營企業感到，融資難、融資貴，手上有錢的金主，又感覺沒有好的投資對象。這些矛盾，更多反映的是結構問題。
我們面對著勞動力、自然資源還有資本這些要素支撐力的下滑，面臨經濟下行這樣一個局面的時候，我們要更多地考慮依靠科技創新的要素、制度創新的要素 ，形成所謂全要素生產率裡的新動力，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以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空間，調動一切潛力、活力和積極性，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樣來打開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引領新常態。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92期第1版。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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