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5月27日在貴陽舉辦的全球數據產業博覽會“大數據與公共服務”論壇上的發言）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到會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興接受邀請參加我們這個論壇，借這個機會我談一下自己作為研究者怎麼樣看待支持金融發展和公共服務優化的大數據徵信系統建設這樣一個問題。
基於大數據的徵信業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基礎和現代化的客觀要求
在我們新時代追求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間，戰略目標是實現“強起來”的現代化歷史飛躍，而大數據代表的日新月異的信息革命背景之下，我們要展開的現代化過程，就必須特別注重金融創新和它相關的公共服務優化要基於大數據，運用大數據。在這個發展中間，我們實際追求的是中國經濟社會繼續能夠超常規發展。這種超常規的發展必須運用後發優勢——這主要是講的技術和技術成果的運用這個層面；而且，我們還要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創新，爭取先發優勢。必須從這樣一種視角，緊緊抓住和大數據概念相關聯的創新，把金融公共服務和區域產業集群建設、地方轄區社會進步、民生改善等等融為一體。在這個方面應該講，作為研究者我得到的信息裡，貴州以貴陽大數據、大平臺為中心的發展業績，已經取得了令世人矚目和讚歎的發展成就，是在超常規發展過程中間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情況下，幾年間崛起的這樣一個增長極區域，它很好地表明瞭我們的現代化戰略是追趕趕超，而且是遵循客觀規律，要以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來形成我們在追趕中間最後達到後來居上的偉大民族復興。
這個背景之下，徵信的意義是不可忽視的。所謂徵信，在金融系統健康可持續發展中間，它應是和大數據相結合，能夠成為使信用系統更健康發展的一個必要的配套條件。我們認為，貨幣金融的本質其實可以歸結為“信任”，有了信任才有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信用”，融資是有“時間差”的，有了這個時間差怎麼樣能夠按照各方面的預期達到意願中的結果呢？一定要形成相關的信用，而徵信是信用體系的基礎機制和不可或缺的長效機制的組成部分。
徵信業也是普惠金融發展的必然要求
這個所謂徵信業，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如從自下而上的創新來觀察，它更成為現在為人們所注重的普惠金融發展的迫切需要。草根層面的創業創新也需要得到金融支持，而這個草根層面的信用怎麼樣從信任開始，能夠形成一個信用運行的體系，徵信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們過去觀察，世界上曾被人們所推崇的小額信貸——孟加拉的尤努斯做的事業，他靠什麼樣的機制來形成這種信任的關係呢？他不得已要靠熟識人社會里實際上我們可以稱為“連坐”的關係：一個自然村落裡最基層的人員，用小額信貸來開展經營活動的時候，相互之間要互相監督，誰不能按時地還本付息，其他人以後也就斷了取得小額貸款支持的可能性，這當然是比較初級原始的一種保證信任的機制，而我們現在大數據時代，顯然是在更高的層次上討論這個問題。
現在中國的實際生活中，對信用體系、徵信市場模式，首先從宏觀層面考慮其大框架就是存在爭議的。我們已有了央行的徵信中心，這是官方背景的機構，以它為主導模式並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生活現實的需要。我們可查到相關數據，人民銀行徵信中心個人徵信系統的月報告訴我們，在2017年7月份，已經覆蓋了9.32億的自然人，有信貸記錄的有4.58億人，累計運行以來提供了45.21億次個人徵信報告查詢。這即是官方徵信中心繫統所能夠覆蓋的這樣一個運行情況，如果我們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還是比較初級的狀態，我們將近14億人的國家，這樣只有45億人次多一點的個人徵信報告查詢，是徵信業發展的初級狀態。實際上另外還有民間的我們可以稱為非公的、帶有民營背景的民間徵信系統，比如不少電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這種數據來源，大數據庫支持之下它可以實際上發揮徵信系統的作用。像阿里巴巴公司，他們小貸靠的什麼樣的數據支持？就是大數據。它已經形成了所有電子痕跡合在一起的數據庫，而它的運行是非常便捷的，可以叫做“零人工干預”，已經設計好軟件以後，在網上接受這些小額貸款申請者的申請，在數據庫的支持之下查了相關的信用記錄，然後可以在軟件系統裡隨即處理怎樣控制風險，決定可不可以發放申請者所要求的貸款，不斷地在提供這樣實際上普惠到草根層面創業創新活動的小額貸款支持。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能再簡單地依賴原來已經形成的初級模式，要把我們帶有技術實力和大數據能力的市場化機構引入徵信市場，已經自發形成的實際上的徵信市場，也需要和官方已經形成框架的徵信系統來做出必要的配合、互補和協調。
徵信市場建設中行政性壟斷為主導的模式不可取
在央行的數據中心這個系統之下，我們認為應該討論一個帶有中長期意義的問題，就是有的同志容易落入一種行政性壟斷徵信市場的思路，而這種思路我們認為是不適合形勢發展需要的。我們央行徵信中心的形成和作用發揮，顯然十分重要，商業銀行系統按照規定它必須向人民銀行徵信中心報送個人信用信息，同時相關辦法也排斥了商業銀行向非持牌的個人徵信機構開放數據，這是官方背景已經形成的它的帶有壟斷特點的一個框架。相關的制度取向就會產生：這種央行通信中心通過法規和行政授權壟斷金融信用數據的同時，它又必然有一種內在的動機，即想參與市場競爭來拓展市場化徵信服務。大家知道銀行系統主要是間接金融系統，它的網絡確實滲透到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但它畢竟不是全覆蓋，在其他的民間已經形成的徵信機構更多的基於直接金融市場化運行形成其體系，這兩者之間在現實生活中可以互補，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會產生一定的競爭關係。如果央行徵信系統倚托國家金融數據庫進行行政性主導的徵信市場化經營而獲得認可，也會引發其他的一些管理部門，像工商、稅務、海關等等其他公共機構的仿效，來加劇實際上現在存在的部門林立情況下，各個部門更多地傾向於把自己的系統處理為“信息孤島”，併發生利益驅動下行政管理行為的扭曲和紊亂，這便不是一個適應現實需要的好的框架。我們認為現在一個積極的探討，就是不要落入這種駕輕就熟的行政性壟斷取得行政授權以後按照部門管理框架控制徵信系統的思路，這個思路不利於對應統一市場的發展而把直接金融也充分地包括於徵信系統，不利於把政府背景的徵信中心等等必然要和市場對接這個事情，和已經有市場主體在運行中間形成的徵信系統形成一種合理的兼容、協調、配套關係，也不利於防範政府管理系統的“不正之風”。
加快我國徵信業健康發展的建議
如果意識到這樣一個新形勢下的問題，我們覺得可以積極討論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建議。
第一，是應該明確監管重心，避免我們管理部門利用公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干預。監管的重心應該放在徵信業務的用戶隱私的保護和數據安全性業務實施的獨立性方面，而徵信產品有效性和徵信服務的場景，這些應該由市場運行中的市場競爭機制更多地發揮作用來決定，同時在充分保護用戶隱私的基礎之上，應該允許採集用戶的正面信息，不應過多地限制數據採集的範圍。這個監管重心值得進一步討論以後，在操作上逐漸形成一個相對合理穩定成熟的可操作方案。這是實際上明確政府公權在手的情況下監管徵信體系的基本要領。
第二，我們認為應該明確央行的徵信中心是非盈利性的國家金融信用信息的基礎數據庫這樣一個清晰定位的機構性質。迴歸國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的公共機構的定位，那麼它覆蓋的是銀行金融機構的信用信息的及時儲存和外部數據的接入，而不應該向市場直接提供徵信評分、徵信服務，不應該直接去參與市場競爭。同時，央行的徵信中心應該向各個市場化徵信機構開放數據接入的服務。這樣就可以按照公共服務使用者付費的原則由相關的價格管理部門確定數據接入服務合理的收費標準。這是必要的，雖然中心是定位為非營利性機構，但又必須與市場機制能夠兼容和對接。它的這種服務，是我們現在討論的公共服務領域的一種使用者付費機制，是可合理設計和加以規範、審計監督的。
第三，應充分考慮大數據時代的特徵，以調動優質市場主體積極參與為取向，來做出徵信業市場化的頂層設計。這件事情我認為已經到了勢在必行的一個狀態了。我們在做頂層設計的時候，應該圍繞著如何引導有數據源、資金、技術、風控能力的市場主體，投入我國的徵信業，以及要考慮如何鼓勵市場上的各類主體通過技術創新充分運用大數據能力、移動互聯、雲計算等等先進技術，提高我國徵信機構的競爭力。按照這條主線，力求充分調動優質市場主體的積極性。顯然，已經在市場上有大量的數據積累的這些市場主體，他們已經面對著全球化的這樣一個經濟運行全景圖，我們的官方管理部門，也應該乘勢和市場上這些主體形成很好的協調配合關係，共同面對全球化。以後這個徵信一定是越來越帶有全球特徵，很多經濟活動的關聯是在全球背景之下充分展開要素流動而無壁壘的情況。這樣的一個大系統的頂層設計，是非常有必要掌握好的。
第四，我們建議儘快建立牌照發放制度，推動徵信業務全面啟動，避免在混沌狀態下的所謂“劣幣驅逐良幣”這種不良效應。牌照的發放顯然還是有必要的，它是一種資質的認定，一些不規範的商業數據公司，原來那種在渾水摸魚情況下肆無忌憚地收集、並且輸出各類個人信息，侵害用戶權益，對徵信健康發展是產生了不良影響的。我們要在這方面積極地有堵有疏，但是總體而言堵不如疏，通過陽光化的認定資質這樣一個牌照制度，鼓勵有資質的優質的市場主體更多地發揮他們的正面效應，把政府管理和監督爭取更好地對接到整個市場機制的有序運行。
這些不成熟的看法借這個機會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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