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我看新基建

在我國穩中求進、引領經濟新常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努力之中，新基建的重要意義正在凸顯。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於促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簡稱“新基建”）作出重要指導，與5G商用、人工智能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被定為新基建的具體內容。2019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求穩定製造業投資，在實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城市停車場、城鄉冷鏈物流設施建設等補短板工程建設的同時，加快推進信息網絡等新基建。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形成嚴重衝擊的局面下，為克服困難，開創新局面，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3月的政治局常委會，在進一步強調加快新基建時，又明確地增加了其中“數據中心”的建設內容，而且特別指出“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

“新基建”支持“新經濟”，推動和引領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全局

新基建的特點和與傳統基建的差別主要在何處？一言以蔽之，在於其與新技術革命前沿——數字化信息技術的開發和運用緊密結合，在高科技端發力而支撐“數字經濟”發展和國民經濟全局。從經濟理論視角解讀這種“新基建”的功能作用，其是從經濟發展的條件建設切入，形成新技術革命時代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發展形勢下由相關硬件、軟件合成的有效供給能力，支持諸多的創新機制與科技成果應用的結合，為新制造、新服務、新消費打開廣闊的空間，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需要。

發力於科技端的“新基建”，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特定背景下，對於穩增長、穩就業、優結構、挖潛力的現實意義，更是十分明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立足當下加快新基礎建，將助力穩投資、擴內需，以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一方面，有助於擴大有效投融資，在形成網絡建設投資的同時，吸引國民經濟各行業加大信息通信技術項目的資本投入。以5G為例，預計2020-2025年可直接拉動電信運營商網絡投資1.1萬億元，拉動垂直行業網絡和設備投資0.47萬億元。另一方面，有助於擴大和升級信息消費。同樣以5G為例，預計2020-2025年，5G商用將帶動1.8萬億元的移動數據流量消費、2萬億元的信息服務消費和4.3萬億元的終端消費。

著眼長遠，加快新基建將以構建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基礎設施，支撐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實現高質量升級發展。一是為萬物互聯奠定新基礎。信息網絡高速移動互聯正在發展並向傳統基礎設施滲透延伸，形成萬物互聯、數據智能的新型基礎設施，實現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在更大範圍優化資源配置提升效率。二是融合引領拓展新空間。新型基礎設施支撐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蘊涵巨大的發展潛力。測算表明，部分發達國家數字經濟比重已經超過50%；我國數字經濟2018年名義增長20.9%，遠超同期GDP增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7.9%。三是創新驅動打造新動能。以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載體，新一代信息技術將加快與先進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交叉融合，引發群體性、顛覆性技術突破，為經濟增長持續注入強勁動能。四是轉型升級實現新變革。回顧歷史，鐵路、公路、電網等基礎設施支撐了分別以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為特徵的三次工業革命，新型基礎設施則將助力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推動產業結構高端化和產業體系現代化，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關鍵依託。

所以，新基建是以“新經濟”推動和引領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舉措。

新基建在中國具備大有作為的空間

中國總體而言經過改革開放時期，已從一個經濟總量排在世界十餘位、人均國民收入排在世界一百多位的落後大國，迅速發展成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中等收入經濟體上半區（2019年升高至1萬美元以上）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但客觀地評價，幾十年高歌猛進的發展過程中已成“世界工廠”的中國，還未能具備引領科技創新世界潮流的高端能力和前沿水平，要想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中國智造”的新境界接近，必須義無反顧地告別傳統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奮力打開“科技第一生產力”發揮乘數效應的空間，使信息革命前沿的數字科技的開發和運用，逐步上升到世界領先狀態。這也是中國進一步“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

以新基建支持這種發展，我國具備大有作為的空間：

——如對中國的工業化作總體評價，還只是走到了從中期向中後期與後期轉變的階段；工業化進程必然推進和伴隨的城鎮化，考慮到無欠賬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才僅為44%左右，那麼真實城鎮化水平充其量在50%上下，未來還有20個百分點左右的城鎮化快速上升空間，一年上升一個百分點，也要走二十年才達到國際經驗表明的告別城鎮化高速發展階段的拐點70%以上。

——與工業化、城鎮化必須緊密結合為一體的市場化、國際化，將強有力地繼續解放生產力，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潛力空間的不斷釋放，表現為中今後數十年內國不斷追趕、志在趕超的經濟成長性。

——現今時代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還必須插上高科技化（即人們所說“信息化”）的翅膀，那麼在急起直追的超常規發展中，中國再也不可錯失新技術革命的歷史機遇，在建成現代化的未來“新的兩步走”戰略推進過程中，我們別無選擇地必須使高科技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相輔相成，融為一體，使整個國民經濟提質增效。

——千年之交前已啟動、在21世紀前20年得到強勁發展的中國高科技產業，以數字化企業平臺為代表，已形成令全球矚目的強勢產業集群，如依託數字化平臺的BAT+京東、蘇寧、美團、順豐、拼多多等，還出現了華為這樣衝到世界同行業最前線、已走向全球的科技開發型大規模標杆企業。以騰訊公司為例，其作為全球（雲計算服務模式之一的laaS）市場增長最快的雲計算廠商之一，目前全網服務器總量已經超過110萬臺，是中國首家服務器總量超過百萬的公司，也是全球五家服務器數量過百萬的公司之一；目前已在天津、上海、深圳、貴陽等地擁有數座大型自建或合建數據中心；在過去的一年裡，騰訊AI Lab通過[Ai+遊戲]與[數字人]探索了人工智能領域兩大重要難題：通過人工智能和多模態研究，並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在醫療、農業、工業、內容、社交等領域都形成了頗有價值的應用成果。但我們也需承認，比照世界上發達經濟體的“新經濟”發達水平和原創能力，中國絕大多數企業還處於以學習、模仿為主的“跟上潮流”的階段，比起“硅谷”的“引領潮流”，我們亟需奮起直追。而這一追趕過程中，新經濟所應匹配的大量基礎設施，就亟需以新基建投資來形成。中國幾十年間已形成的較完整的產業鏈、相當雄厚的原材料和各類設備的供給能力、與全球各經濟體十分廣泛的合作關係，都將為新基建在本土的大有作為，提供各類必要的配套因素。

新基建必須緊密結合改革攻堅、機制創新，與“制度基建”一體化

已有論者強調：制度建設是中國最需要的“新基建”，應緊扣法律、法治和治理機制的優化，重點放在“放水養魚”的改革初心與“一百年不動搖”的中國特色契約精神之上，通過法治的可置信承諾，讓民間投資更有信心，讓企業家成為“新基建”的主導（西澤研究院趙建教授網文）。這是很有道理的。

全面地看新基建與“制度基建”，絕非“二選一”的排斥關係，但二者又明顯是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問題。新基建是物質生產領域裡與生產力直接相關、打造經濟社會發展中科技引領力、支撐力的投資事項，“制度基建”是制度規則領域裡與生產關係直接相關、深化制度安排“自我革命”於深水區攻堅克難的改革任務。按照新供給經濟學達成的認知，後者是以有效制度供給，形成以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與管理創新潛力空間的生產力解放，所以與投資建設活動相比較，其更為深刻和更為具有決定性意義，是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之所在。然而，改革就其本身而言還不是目的，促進中國現代化的超常規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目的之所在，所以從這種“抓改革，促發展”的基本邏輯關係來說，在改革解放生產力進程中，更好地以新基建支持的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構建人民幸福生活，才是努力奮鬥的歸宿。

認清這種關係，現階段大力促進新基建，當然要充分注重緊密結合改革與機制創新“啃硬骨頭”，克服現實中的阻力構建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切實保護產權，培育契約誠信文化，降低市場準入，鼓勵公平競爭，實質性深化政府“自我革命”，引導和推進企業混合所有制的共贏發展和企業家精神的充分弘揚，也要大力推進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機制創新。這是新基建和“制度基建”應有的“一體化”推進。

新基建中民企頗有用武之地

應當指出，“新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中，民營企業是衝鋒陷陣而戰績最為卓越的領軍者。我們需要承認，在“互聯網+”式的信息技術應用創新中，BAT+京東、蘇寧、順豐等以數字化平臺公司定位而在中國土地上脫穎而出、異軍突起並影響世界，並不是偶然的。在這類有“顛覆性創新”使命的高新數字科技公司為衝過其發展“瓶頸期”而“燒錢”的艱難過程中，成功率極低，但一旦衝關成功，便可能“一飛沖天”。民企的機制特點，使它們在耐受力、決策特點、市場考驗下的可持續性等方面，一般都優於國企，所以在這一領域，終於有幾家企業成為“風口上的豬”而扶搖直上成長為巨頭，而它們幾乎清一色均為民企。這一方面，促使我們進一步深化認識民企的地位、作用、特色、相對優勢和發展潛力，另一方面，也可使我們看清“新基建”與民企、特別是數字化平臺型民企進一步發展的天然聯繫：信息化新經濟在中國，已客觀地形成以民企為主要市場巨頭而蓬勃發展的局面，新基建將極大地助力於信息化新經濟的升級發展，那麼由此而打開的潛力、活力釋放空間，自然會為BAT三巨頭和京東、蘇寧、順豐、美團……等民企而更顯著地展開，並助益於它們所聯繫的上、下游廣大的企業（既包括國企和包括民企），特別是為數眾多的小微企業（其中基本為民企成分），得到更充分的發展。民企的這種獲益前景不是單方的，與民企已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既包括混改中形成的產權紐帶聯繫，也包括業務合作聯繫）的國企，也一定會從“新基建”中獲益。

還應看到，新基建的實施，更為民企、國企以投資者身份進入項目建設領域，提供了值得高度重視的用武之地：為數不少、規模浩大的新基建項目，從5G、數據中心、人工智能開發中心、物聯網等，要一直對接“產業互聯網”、“智慧城市”、“食物冷鏈”等大型、長週期項目，以及與它們相配套的公共工程建設，投融資要求巨大，那麼在應對全球疫情衝擊、國家各級財政吃緊（必須“過緊日子”）因而政府財力十分有限的制約情況之下，新基建一定是會要求政府以小部分財力“四兩撥千斤”地藉助PPP等創新機制，形成政府體外資金的拉動、放大的“乘數效應”，吸引國內外社會資本、廣大企業的資金力量，形成夥伴關係來共同建設，其中蘊含著難得的企業投資發展機遇。無庸諱言，在中國國情條件下，當地方轄區內的新基建以PPP方式進行時，政府方一般首選的是國企，但中國之大，項目之多，週期之長，決定了國企肯定對這些項目是“吃不完”的，許多有實力的民企，一定會像前些年PPP項目40%以上會落於民企那樣，得到做PPP開發主體的機會——這一大塊“用武之地”其實就在眼前。而且，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拿下了某個PPP項目的SPV（特定項目公司）主導權之後，該項目展開中的不少子項目、合作開發項目、業務對接項目，都會既對國企也對廣大民企打開合作之門。

總之，不僅新基建的成果會使許多民企受益，而且新基建還從項目建設開端，就提供了國企、民企、外企可共享的用武之地，值得企業界關注。

注：文中主要內容已發表於騰訊研究院的騰雲公號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