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20年3月26日上午在線上研討會上的發言。
前面很多專家都強調現在的形勢十分嚴峻，我深有同感。說到從經濟視角上講的年度增長速度問題，現在先說明一下其定義。……（此處刪去101個字）。那麼現在我們的討論中，這個問題只能先放在一邊，我們還是得用現在大家一般討論速度問題的統計局口徑。在這個口徑之下，看到的現在一些說法：包括前面曉華也提到的悲觀預測，還有彭博的預測——它是把今年中國的增速從5.2%下調為1.4%，野村、渣打也下調了，瑞銀是由4.8%下調到1.5%，中金是從原來的6.1%下調到2.6%，等等；牛津經濟研究院的兩位研究者高路易和胡東安的預測，是認為今年如果中國不採取比較有力度的刺激措施的話，增速只有1%。這些量值預測還不是處於曉魯所說的那個參照系，但已經看得出來，都是相當悲觀的。
那麼在這樣的全球疫情衝擊嚴峻局面之下，我們還是得考慮2020年怎樣實現或者基本兌現中國的“全面小康”目標，這不僅有經濟意義，還有更豐富的社會和政治意義，而且在中長期看，要特別注意面臨著“門檻效應”情況之下，我們中國怎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20以後，緊接著5到8年、10年這個時間段，我們要力爭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雖然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述還有很多不同意見，但怎麼選擇用語可以討論，它所指的統計現象表現出來的對中國的警示意義，是絕對不能夠低估的。
把這些在一起考慮的話，怎樣爭取必要措施支撐今年一定的經濟增速和引導預期的問題，是非常突出的挑戰性問題，預期處理得不好，經濟問題可以社會化和政治化，公眾害怕的不良前景會“自我實現”。前幾天莫干山研究院討論曉魯教授大作，是對大蕭條和新政做的回顧，我覺得討論下來，有非常好的啟示：我們在當下，總結當年“新政”經驗，也是“百年一遇”的這種巨大沖擊之下，在宏觀調控方面可考慮的技術路線上，除了適當擴張需求之外，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結合著供給管理來引導預期，做好預期的管理。在中國，現在官方所說“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趨勢不變”這個表述裡面，確實是包含著合理內核的，我們確實還有發展的韌性、騰挪餘地與增長的空間，但是怎麼樣用好這種潛力空間，是非常關鍵的大問題。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既然遇到了非常之時，一定要有非常之策，我們不能只看當下而聽任速度過低，一定要把當下形勢不好所可能產生的預期和這個預期有可能出現的“自我實現”這種危險，放到高度重視的戰略位置上來考慮，要力求消解這種不良預期的自我實現，以追求中長期的現代化既定目標 。那麼，在我們可做的事情這方面，一定要有積極的考慮。從借鑑來說，美國的無底線量化寬鬆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一段時間不到十天之內屢屢大力度出手，朝野認識達到空前一致，包括美聯儲跟總統都達成了高度的一致，而總統民意測驗的那個支持度一下躍到了百分之五十幾——他們的這個“非常之時出臺非常之策”，當然有美國特定的底氣，我們不能簡單地學，但對我們的啟發是：自己可用的空間是什麼？我們自己確實還有調控政策工具箱裡可用的手段，還有自己在降息降準和財政政策發力提質增效、特別是優化結構這方面結合著機制轉變優化可做的很多事情。借鑑美國的啟示，主要是把握大戰略方面的思維，實際上要更多考慮中國自己的可用空間，以及1998年、2008年我們一些經驗的鋪墊，再加上供給側管理、供給側改革的明確思路與要領。
關於今年保持一定速度而採取非常之策的主要考慮，建議方面，我想簡單提下面四點。
第一條，今年要積極考慮發行長期特別國債和適當提高赤字率。
第二條，
要下決心儘快安排加大有效投資，比如“新基建”，這是與新技術革命的一些重點息息相關形成硬件支撐、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升級高質量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第三條，結合著前面兩點，一定要積極促進政府少花錢多辦事、“四兩撥千斤”的PPP等等這樣的創新機制、政策性投融資機制的健康發展。
第四條，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按照中央所說2020年配套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個取向，繼續做出一切攻堅克難努力——雖然宣傳上似乎不提這個時間表了，但這個任務絕對沒有消失，而且實際上作為“最大紅利之所在”，對於中國的現代化顯得更關鍵了。
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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