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與大舉南下的遼朝蕭太后、遼聖宗訂立澶淵之盟。當時人已經意識到，由於此次是遼人先展示出議和的誠意，且遼人在此次傾國南下的戰役中在戰場上並未佔到什麼便宜，統軍使蕭達攬也戰死，所以這次雙方議和的效力“理必長久”。自此，通過每年輸送遼國大量歲幣，北宋的東北部邊境迎來了長達數十年難得的和平時期。
而就在澶淵之盟的幾個月前，輔佐了真宗七年的宰相李沆去世。在其去世前，李沆便對同僚、參知政事王旦稱：“陛下（真宗）天資高明，有為之君也。今二虜未寧，故不暇。某老矣，它日適當公手。”意思是說，真宗是個有為的君主，只是因為現在要對付契丹和西夏，沒有功夫，一旦外患平息，那麼他在國內政事上必然會折騰一番。
宋真宗趙恆畫像
事實證明，李沆的確有先見之明。就在澶淵之盟訂立4年後，當王旦成為首相之時，真宗竟然開始導演一出“降天書”的“神道設教”鬧劇。在十幾年的時間裡，又是東封泰山，又是西祀汾陰，攪得北宋朝廷不得安寧。大興土木以及東封西祀的無名賞賜，大大消耗了宋朝的國帑。隨著天書鬧劇的醞釀和上演，北宋朝廷一批比較正直的大臣如寇準等，被貶出北宋權力中心，而王欽若、丁謂等懂得溜鬚拍馬的大臣則被真宗提拔到了身邊，出任宰相等要職。一時間，阿諛成風，北宋初期比較清明的政治生態被敗壞。
其實，正如有大臣上疏所言：“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天且無言，安得有書？”要說如果是平民老百姓，興許信這個，請個符咒之類以消災解難的，也算可以理解。但宋真宗可是當朝天子，這麼荒誕的事兒，不但是一些正直大臣肯定是不信的，就算是那些慫恿配合天書鬧劇的人如王欽若、丁謂等，也未必不知道這天書決然不是自己從天上降下來的，而是人為的。
今天我們就來複盤一下這出鬧劇的整個過程，從中可以推測，王欽若、丁謂等人雖然歷來被罵為佞臣，彷彿是他們一手主導了真宗“降天書”的鬧劇，而實際上，他們只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真正的導演及編劇正是宋真宗自己。
驚世駭俗“神書天降”
據史料記載，真宗時期降天書共有5次，其中3次都是在東封泰山、西祀汾陰之前。所以，也是這3次開啟了真宗朝後期圍繞著天書而來一系列大興土木、奉祀天書，製造真宗統治合法性的活動，所以我們著重談談這3次“神書天降”的過程。
據記載，真宗時第一次“降天書”是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的十一月，地點在汴京皇城“左承天門屋之南角”鴟尾上。對於這一次降天書，文武大臣誰也沒有實際見到，而是真宗皇帝在一次與王旦、王欽若等大臣們的會見中主動“披露”的。
這次天書的“降下”過程也被真宗營造得神乎其神，據真宗皇帝自述，在天書降下之前，他先是夢到神人（天使）前來傳達上天意旨，告之其十二月三日當有“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降下。而到期後，“果然”有天書降落在左承天門之上。
清明上河圖中的汴京
而真宗的這次談話，時當大中祥符元年的一月月初，距離他自述的天書降下的去年十二月三日，其實已經過了一個月。也就是說，天書“自天而降”後，足足在那裡掛了一個月，沒有動它。
真宗談話中神人託夢的話，只是杜撰的說辭，主要就是為了突出“神道設教”的神秘性，誆騙愚俗。而且，披露的時間點也是真宗刻意選擇的，試想，天書已經在那裡掛了一個月才公佈於臣下，無非是覺得操之過急會讓臣僚們覺得自己不知人君謙抑之德，破壞自己一直以來的“謙謹”形象。況且，當時正是一年之始，這是搬出“天降神書”來的好時機，因之正好可以一鼓作氣進行改元、祀祖、東封泰山等一系列“大典”，製造與民更始、太平盛世已經到來的假象。
於是，談話完後，真宗就率領諸多心中或許還疑惑不解的大臣們步行到了承天門，將天書捧下後，由中書首腦王旦“跪奉進”，真宗則“再拜受書”。
那麼，這三篇《大中祥符》天書上面寫著什麼呢？天書看來是封裝起來的，封面上寫著：“趙受命，興於宋，付於衝。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正文內容是黃字三幅，“詞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看來，天書上直接點了宋真宗的名，還誇讚了他一番。
對於這次天降神書這麼驚世駭俗和“天大”的事兒，實際上只有宋真宗本人、宰相王旦、王欽若三人有此能量操盤。那麼，三人中到底是誰導演了這一出呢？
首先可以排除王旦。因為王旦自始至終對於真宗“降天書”就不是很贊同，儘管其並沒有發表過什麼特別激烈的反對意見。在後期東封西祀的過程中，王旦作為中書首腦也是勉為其難參與的，既然如此，他自然沒有興致去操盤這麼一出。
王旦畫像
再來看王欽若。不得不說，從表面來看，王欽若是有嫌疑的。因為正是王欽若巴結慫恿真宗搞一出“神道設教”的“大功業”的。但具體到這一次，筆者認為操盤者不是王欽若，因為這次天書是掛在皇城城樓上的，而皇城周圍都有皇城司巡邏。皇城司屬於皇宮的禁衛，其頭頭都是皇帝的親信內侍。王欽若畢竟是政府大臣，他沒有這個政治能量在皇城根兒導演此事，一旦被發現，無疑會把事情搞砸。甚至，王欽若自己或許也沒有想到真宗會用“天降神書”這種方式來為東封西祀的“大功業”製造合法性。
所以，在皇城司眼皮子底下搞這麼一出的只能是宋真宗自己。而且看真宗的說辭，又是神人託夢，又有天書降落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顯然這是真宗醞釀已久，早就設計好了的橋段。
天書的第一次降臨確實達到了真宗預想的政治效果，一時間，北宋王朝從中央到地方政壇直到民間引起了連鎖反應。僅僅過了5天，太常少卿錢惟演即獻《祥符頌》吹捧。兩個月後，地方上也開始有動作：先是“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詣闕請封禪”；繼而“兗州並諸路進士孔謂等八百四十人詣闕請封禪”。在這種封禪熱中，中書省自然不能無動於衷，於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詣東上閣門，凡五上表，請封禪。”
至此，由天書而來的封禪大典，已經呼之欲出了。
第二、第三次“天降書”
既然全國已經搞出了這麼多陣仗，那麼真宗此時原本可以帶著天書東封泰山了吧？但是或許真宗還覺得不夠，也就是一次天書還不足以服眾，竟然一鼓作氣，又搞出了第二次“神書天降”，距離第一次降天書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第二次神書天降是在該年（公元1008年）的四月。史載：“四月，辛卯朔，天書又降於大內之功德閣”。天書直接出現在大內，說明這次降天書幕後的導演還是宋真宗自己。要不然，誰有這個政治能量把“天書”掛在大內呢？然而，“宮禁事密”，史料中對這次所降天書究竟什麼樣子，說了些什麼都不知其然。
僅僅過了3天（從辛卯到甲午），真宗便下詔以當年十月“有事於泰山”。
不過，正如中國古代王朝“禪讓”都是“三讓三辭”，最後再“勉為其難”為之一樣，天書只下降兩次似乎還覺得不厭人望。所以，僅僅過了2個月，到了當年六月，天書再次降下。畢竟，東封泰山在十月，在此期間，不能讓“天書”的熱度涼下來。
這一次天書降下的設計重複了第一次的套路。同樣先是由宋真宗事先告知王欽若，不同的是，這次真宗沒有大事聲張，只是私下裡告知，說自己又夢到了那位“神人”，告知他六月上旬“復當賜天書於泰山”云云。真宗大概心中還是有些不好意思的，“初筮告，再三瀆”，搞太多次了，恐怕王旦等人也未必沒有意見。
果然，天書又一次“如約而至”。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書曳林木之上”。
這次天書下降應是王欽若指使人所為。因為泰山遠離皇宮，真宗不方便自己派人將天書放置在預定地點。真宗密告王欽若，實際就是授意王欽若替自己具體操作此事，而當時王欽若確實以“封禪經度制置使”的差使在泰山當地張羅封禪事宜。王欽若便心照不宣地按照真宗的旨意如此行事了。而那個“木工董祚”，或許只是個路人甲，無意間發現了已經佈置在那裡的“天書”。
這次的天書又一次誇讚了真宗：“汝崇孝奉，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鹹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
所以，這三次降天書其中兩次都是宋真宗自編自導自演，親自操刀的；第三次是真宗授意，而由心腹臣王欽若具體執行的。為了東封泰山，製造統治合法性，宋真宗可謂煞費苦心。
“天書”的命運
隨著降天書而來的東封西祀大事，讓宋真宗極為滿意，彷彿大宋真的能夠像“天書”上說的那樣歷世綿永，在“神道設教”的光環中與萬民同享太平。真宗也是沉浸其中，“欣慶不已”，以為“四方無事，得行曠廢之典”，“祖宗創業，削平天下，與卿共守成憲，可致太平。”他甚至還下令把期間各地和群臣上報的各種有的沒的、添油加醋的所謂“符瑞”單獨編錄成書，珍藏起來，作為上天眷顧的佐證。
然而，顯然這只是真宗的一廂情願。北宋的天下並沒有那麼太平，老百姓的賦稅負擔依然繁重，西北與西夏的戰事又起，曠日持久的戰爭使得一心追求太平的宋真宗主動放棄了西北重鎮靈武，為以後北宋與西夏戰爭中的三大敗埋下了伏筆。而“天降神書”八年後的一場大規模蝗災和乾旱，更是讓天書裡誇讚真宗“育民廣福，錫爾嘉瑞”成了笑柄。
原來，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北宋腹地大鬧蝗災，飛蝗從河南一路飛到陝西，波及“京畿、京東西、河北路”，“彌覆郊野，食民田殆盡，入公私廬舍”。與飛蝗伴生的還有乾旱，這一年從入夏開始直到九月，北方就沒有下過雨。
真宗好面子，一日，為了表現自己受到上天眷顧，出死蝗以示大臣，說：“朕遣人於郊野視蝗，多自死者。”結果，第二天，大臣們正要在真宗面前祝賀蝗蟲自死，卻突然“飛蝗蔽天”，“連雲障日，莫見其際”，甚至“有墮於殿庭間者”，直接掉到了真宗君臣們面前。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臉，真宗慶幸道：“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於是，“默然還坐，意甚不懌”。
唐代《捕蝗圖》
一場大蝗災，打碎了真宗“神道設教”的迷夢和光環。經過這一場打擊，真宗“自是聖體遂不康”。五年多後，1022年1月，宋真宗去世。9月，在王曾、呂夷簡等新宰臣的推動下，“詔以天書從葬永定陵”，就這樣，為真宗而來的“天書”又隨宋真宗而去了。“始於斯，止於斯”，這對於真宗和他的天書來說，是最合適的安排了。
就連宋真宗“竭天下之力”修建的專門用來奉祀天書的玉清昭應宮，也沒能得到上天的眷顧，在真宗死後4年後，一場大雷雨擊中了它，結果“一夕延燔殆盡”，只殘留下了“一二小殿”。原本真宗遺孀劉太后有再次重修的打算，結果在大臣們的一片反對聲中作罷。而在天書事業中諂媚真宗的王欽若、丁謂等人，在宋仁宗上臺後也紛紛被貶逐，徹底告別北宋權力中樞，一批官僚士大夫的新鮮血液佔據了他們的位置。
至此，真宗“神道設教”的天書遺業在其死後數年的功夫，便已陡然成為陳跡。相比真宗東封西祀時的風光，那時所留下的只有一片寥落。或許，無論對於真宗，還是北宋的臣民們來說，這都是一種解脫。
真宗導演的“天書三降”無非就是為封禪製造合法性，畢竟，從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禪之後，將近300年的時間一直就內憂外患不斷，真宗想要行此大典，自然是要在輿論上運作一番的。不過，或許還是唐太宗的一番話說得最為在理：“議者以封禪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於桀紂！”
【參考資料：《續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王文正公遺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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