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假追真
战略和战术当然是相辅相成的，有战略没有战术是瞎扯，有战术没有战略是瞎打，结果都是要吃败仗的。 1939年八月中旬，国军统帅部和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决心在黄梅、广济一带与日军十三师团决战，战役目标是围歼在这一地区孤军冒进的日军十三师团。当时日军在这一带只有十三师团，是一支孤军，而且要分散守备黄梅和广济两个县城，所以李宗仁的这个计划并不坏，战略上可以说是可行的。
李宗仁当时指挥的部队除了桂系的第七军、四十八军等部队之外，还有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以及川军的二十九集团军，基本上都是地方部队，总计约在三四十万人。李宗仁下令以二十九集团军进攻黄梅，两广部队进攻广济。国军各部奉命进攻，打了半个月，始终未能按计划攻破这两个小县城。
到九月初，增援的日军就来了，战场形势变了。增援的日军以海陆空军配合猛攻田家镇要塞，奉命驻守田家镇要塞的川军二十六集团军一六二师在日军海陆空军协同攻击下，在没有得到上级允许的情况下，就擅自撤退，导致田家镇要塞失守。一六二师这一撤退，等于把正在江北依托大别山和长江掩护进攻日军的国军各部的后路完全暴露给了日军。日军马上溯江西进，开始抄国军的后路。李宗仁不得已，只能下令全线撤退。
败退时，李宗仁下令由二十九集团军派部队掩护，长官司令部、两广部队和三十三集团军向平汉路以西转移。
这个徐绍宗本来是川军刘存厚的下属，只是师长，后来刘湘吃掉了刘存厚，许绍宗就成了刘湘的下属。1938年初刘湘病死在武汉之后，四川各军群龙无首，国军统帅部选拔王赞绪继任四川省主席，同时将王赞绪和刘湘所部编为四十四军和六十七军两个军，许绍宗由师长升任六十七军军长，并兼任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出川时因为王赞绪兼任四川省主席，不能外出，所以由许绍宗以代总司令身份负责指挥。
李宗仁指挥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即便是在撤退的时候，也不是溃退，而是要求二十九集团军派出有力一部向日军前进道路上的必经之地黄柏攻击，以阻滞日军前进，为其它部队转移争取时间。许绍宗命令四十四军派队阻击在黄柏登陆的日军，四十四军指定一四九师，一四九师指定四四七旅执行任务，该旅先头团为八九三团。
十月八日，先头团在黄柏附近的九狼山与日军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大队遭遇。川军经常掉链子，但这次发挥不错，激战一夜，抢占了九狼山的制高点，日军被迫蜷缩在山腰。到拂晓时四四七旅发起攻击，日军也发起冲锋，双方再度激战一小时，日军因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兵力也不占优势，最终不支，在停在江中的军舰舰炮掩护下逃下山，上舰逃走了。
此战四四七旅伤亡二三百人，日军逃走时扔掉了大量物资，被国军缴获的各种枪支物资等共计约有五百余件，日军伤亡也有二三百人，因此算是这次战役中的一个小亮点。但这个战术上的回马枪完全不能掩盖国军在撤退时的混乱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撤退过程中被日军包围，以身殉国，二十九集团军撤退时被日军穿插分割，代总司令许绍宗和下属各军、师失去联系，一度陷入重围，最后只能在两个手枪排的掩护下突围逃出来。
这就是抗战期间在武汉会战中的外围战役黄广战役。国军的战略计划其实应该说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田家镇要塞是长期经营的重点要塞，火力并不算差，两岸又分别有国军重兵集团掩护，这时候只要田家镇要塞不失守，黄梅、广济一带东边就是大别山，日军重兵此时都在安庆和南京附近，增援并不容易。打个比方说，田家镇要塞就好比辽沈战役中的塔山，只要田家镇要塞能守得住，李宗仁的战略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问题就在于，日军增援部队以海陆空军配合，溯江西进增援的时候，守备田家镇要塞的川军162师这时候却突然掉了链子，而川军掉链子的原因是胡宗南不但没有给以火力支援，而且在关键时刻突然釜底抽薪，把自己的炮兵抽调走了，以保存实力。
162师的装备是非常差的，当时连汉阳造都没有，武器基本上全是四川省内的军阀兵工厂自己生产的，原本出川时说到前线了军政部统一配发新式先进武器，结果并没有落实。在参加此次战役时，该师配属胡宗南的第四兵团指挥。川军自出川抗日以来，每次都被日军炮火压制，自己无力还击。所以这次看到有炮兵支援，川军都很高兴，觉得自己这次终于有炮兵提供火力支援了，信心很大，士气很高。
川军阵地后方本来有一个胡宗南的炮兵营，但在日军以猛烈火力炮击川军阵地时，川军等着炮兵的火力支援，结果没等来，派人去看是什么情况，一看才发现，炮兵早都撤退了，顿时士气转为低落，无心恋战了。没有了炮兵支援，就靠川军那些旧式武器，自然不是日军的对手。日军以舰炮猛轰，同时用战机俯冲低空扫射，川军也没有任何高射武器还击，坚持了一阵，就溃退了。
川军溃退走了，日军从田家镇要塞登陆，直插国军后方，李宗仁也只能下令全线撤退了。这一撤退，第一步退过平汉路，第二步就是退过襄河和汉江，武汉就完全暴露了，整个武汉会战也就失败了。所以，武汉会战失败后的第二年，国军统帅部在西安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检讨得失，曾有过杀一六二师师长以肃军纪的想法，后来在其他人活动之下，才免于一死。
而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每次战役各个部队之间不但不能相互支援，而且互相挖坑。哪怕是两个部队阵地相接，上级明确要求相互保护侧翼，当敌人来时，也只顾自己逃命，不顾友军死活。这个毛病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没有解决，而且是中央军内部不同派系之间也越来越不相互支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