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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先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空前活跃，成果雄视天下——可以说，爱谁谁，那个时候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图书馆都装中国的书，大概也装不下。不过，秦皇统一，下令焚书，涤除旧典；又禁私人藏书，定“挟书之律”。可怜一把大火之后，世间不剩多少书籍。只是极具讽刺的是，如唐.章碣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从公元前213年秦皇下旨焚书，到前202年刘邦建西汉，也就10余年时间。 二，从秦皇焚书开始到汉初，也就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当时的人们，突然感到对前人的语言、文字、文化、学说都变得十分陌生。汉惠帝六年（前189年），废除“挟书之律”。文景以后，渐开献书之路，且有意识地搜求旧典、发掘古籍。经学，形成于战国后期，但到了汉初，似乎突然变得很紧迫。大儒董仲舒上书，提出“罢黜百官，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其主张，于建元五年初设置“五经博士”，专以教授子弟。五经各有师承——如诗，分鲁、齐、韩三家；礼，分高堂、后苍、大小戴諸家；春秋，分公羊、谷梁等家。上课都是老师凭记忆、靠背诵，口耳相传；学生则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予以记录，作为传本。如《尚书》，是由秦博士伏生口授、晁错记录的；《春秋公羊传》是经过五世口传，汉代才著之于竹帛的。

这里插上几句——伏生，汉时济南人，名胜，字子賤，秦时博士。是否伏羲后代实不可考。始皇焚书，伏生將尚书藏于屋壁。汉初取消挟书禁令，伏生寻藏书，仅剩二十九篇，遂教于齐鲁之间。汉文帝时，伏生已年逾九十。文帝派太常使掌故晁错往从学，由伏生女儿通传口授，录成《今文尚書》，立于学官。所有这些以隶书记于竹帛的“五经”，称“今文经典”。 三，汉代，除去口耳相传，录于竹帛的“五经”，还有另外一种古籍——藏于地下或墙壁，以先秦六国文字记录的古本。据汉代记载，当时发现此类古本的只有五处——第一，鲁恭王从孔子宅壁中发掘出的《尚书》、《春秋》、《礼记》、《孝经》、《论语》。第二，北平侯张苍献出的《左氏传》。第三，河间献王所得的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汉书.王莽传》引《尚书.嘉禾篇》语,《律历志》引《毕命》语，皆不见于孔壁古文《尚书》，当出于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第四，鲁三老所献《古孝经》。第五，鲁淹中出土的《礼古经》。这种用六国篆体文字写的传本叫“古文经典”。

《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很有意思，确也是实情，其云：“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后，经学始告终结。经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哲学、文学、史学影响很大，经学著述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一老沈一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如先生所说，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用字不同，我们今天见到汉代的两部“字典”，《尔雅》与《说文》分别代表了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解释“经文”使用文字的理念和方法，我们今天对于古文（指先秦文献）的训释，基本上是采用今文经学家的手法，同时毫无疑问的传承着今文经学家对于先秦古籍的训解观念。而对于许慎《说文》所采用的“六书”识字法，西晋尚有人知（卫恆），后来，宋二徐、郑樵以降至今无人能识。而用“六书”识字法去解读古经文从古至今稀有罕见。

具体的讲古文经学在解释经典时，是按照原文文字以“六书”（造字）去读出字义，然后依据文章的背景说明文章表达的意图。今人通常的说法是“古文经学的视角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究明典章制度，着重探讨经文本义”。这种做法是先秦学者，写文章、读文章的基本方法。秦焚书坑儒，书可尽焚，而儒不能坑尽。所以到了汉朝，识得古文经义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只不过不被官方认可而已。其原因很简单，社会管理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旧典之说不能适用。

与此不同，今文经学在解释经典时，是根据“文字”在经文中的“用意”来“解说”经义，也就是所谓的“发掘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所谓“用意”，是指一个字在一个特定的文章中的特定位置时，所表达的意义。“用意”是相对于这个字的构字（六书）所表现出的“象义”而言的。所谓“解说”就是依据人之所需来“说”经义。这样的做法就给经文如何理解、如何解释留出了巨大的空间。所谓的“微言大义”实际上就是根据当时的需要，从经典中“解说出”政治制度的依据。所以，今文经学可以“合时”。而古文经学只能戴“复古”这顶帽子。

今文经学的这种“随意”解经的作法，似乎也是有依据的，帛书《要》：“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其请（情）者也，故谓之易。”《系辞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

今文经学的优点和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优点是使中国本土文化没有象其他文明均走入了某个极端（各种宗教），始终保持中庸之道。其缺点主要表现就是造成后世古文训释多有争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墨学萎靡，道学儒化，道、一、无为等道家基本理念模糊不清。唐始疑古，宋则另立门户始创理学，明有心学，而到了清朝，乾嘉学者着力于汉学，戴震一派，随意通假、改经，削足适履，六经注我。而《易经》、《老子》、《庄子》的真经本义却扑朔迷离。

今天由于出土文献日丰，使我们能够看到先秦、汉初经文的原文，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版本、篇目、文字识读、与传世文献校订、解释等方面，但是对于古、今文经文释读方面的见解却少有讨论。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同样的经文，用古文读与用今文读有什么不同呢？笔者作了一些尝试。以《老子》38章和72章经文为例：

38章：

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被取此。（汉简·老子）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河上公·道德经）

72章：

是以聖人自智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被取此。（汉简·老子）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看“去彼取此”一句（汉简老子作“去被取此”。）

今文以《尔雅》释彼、此。

《尔雅·释诂》兹、斯、咨、呰、已，此也。疏：此者，彼之對。

以《尔雅》解释这两个字，彼与此是对举关系，彼是指“那个”，此指“这个”，相对而言之。

去此取彼，意思是说，取这个，而不要那个。所以，河上公注《道德经》就是这么解的。

故去彼取此。――（注）去彼自见自贵，取此自知自爱。

而对于《汉简·老子》经文“去被取此”，今文经学，只能说彼、被双声通假。或直接将“被”换成“彼”，以通经文。

古文以《说文解字》释彼、此这两个字，彼与此是两个现象。

彼，往有所加也，从彳皮聲。六书为形声，表达物行动的方式。直译意思是“到某个地方去，并且有所附加”，举例来说就像送给对方一个礼物，在礼物的外面附加了精美的包装。使对方直接看到的是“精美包装”，而不是礼物本身。从彳皮聲，表现的是“动作、行为流于表面”。

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六书为会意，指事物之根本，相比次也，表达以事物的根本作为基准，来比对自身。

去此取彼的意思是说，凡事要求其根本，不能只注重表面。

而对于《汉简·老子》经文“去被取此”。同样是“去掉盖在表面的，取其核心的”意思。两者用字不同，但经义差别不大。这种用字方法，倒有点中医“同病异治”的味道。

透过上面的例子，我们似乎已经能够感受到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中所说的“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用意何在了。

据此，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尔雅》与《说文》对字义的解释，便知如何是“分文析字”、“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了。

《释诂》“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以此读经，则吾、我、予、余同义。都是“我”的意思。如此一来《庄子·齐物论》中“吾丧我”则不可读。古今学者绞尽脑汁，也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便是“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的现象。

以上吾、我、予、余四個字若以《說文》解釋之，则字义确切，层次分明。

吾，我自稱也；我，施身自謂也。用现代汉语来说（字义分析略）：吾，表达自己对自己的称谓；我，表达自身参与于事务之中；由此而言，“吾丧我”意思就是“我把自己置身于事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予，推予也；余，語之舒也。用现代汉语来说（字义分析略）：予，表达推出自身对事物的见解，相当于“我认为，我建议”；余，表达自身对已发生的事物的评价、看法，相当于“如果是我做这件事的话”。所以，段玉裁说：“詩書用予不用余。左傳用余不用予。”是有道理的。说：“予、余古今字”则可商榷。

古文、今文于中华文化都十分重要，今文经学把上古之学彻底变成了汉文化，而使周之经典（上古三玄）不得彰明，然而要探知古文经学之面貌，其难可知。

古文、今文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笔者学识所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以上是近年笔者研究之心得，不成一论，请方家指教。

站在东方看世界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个人，而这个人是关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区别的核心人物。伏胜，字子贱，西汉济南（今山东邹平）人，生于周郝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卒于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61年），享年99岁。秦汉之际的经学大师，专治《尚书》，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藏《尚书》于壁中，使这部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得以保全而流传至今。

国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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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文化 六经 今文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