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冰淇淋算什麼，當年的光明冰磚，簡直可以稱得上“國民級”冷飲。
而在它大獲成功的背後，離不開一位年輕人的突出貢獻——他正是國營益民食品一廠的副廠長。
20世紀50年代，上海還有一家外商獨資企業，主推的是“美女”牌冰淇淋。雖然當時益民一廠生產的冰淇淋採用了新配方，口感秒殺競品，但因為競品先入為主的優勢，銷量依然被“美女”牌吊打。
為了鼓舞人心，副廠長來到生產一線，工人們都期待這個年輕人能夠帶領他們走出困局。
年輕的副廠長環顧四周——新中國成立了，我們冷飲行業卻仍然沒有一個自己的品牌。
為了打開銷路，他提出了一個 Big idea ：把品牌和新中國緊密結合起來。
既然是新興的民族品牌，畫風當然不能跟老牌資本主義一樣。
在他的策劃下，寓意“天亮了、解放了、光明照亮中國”的“光明”品牌就此誕生——一把熊熊燃燒的火炬和三個大字構成了新的商標。
作為一位值得廣告界和營銷界頂禮膜拜的前輩，副廠長可謂是深諳傳播之道。
接下來，他又做了一件大事。
廣告轟炸策略（advertising bombing strategy）？這位前輩早就玩得滾瓜爛熟。
幾乎在同一時間，所有電臺都在廣播光明的廣告；所有報紙的廣告版面都刊登上了光明牌的平面廣告。
光明的廣告牌，更是覆蓋了各大交通要道——要知道，此時“光明”牌相關產品尚未實現盈利，而這些廣告都得投入大筆預算，副廠長的魄力由此可見一斑。
在副廠長的指揮下，“光明”牌的營銷人員很快開始了地推活動。
大家把一輛美國生產的舊汽車改裝成宣傳車，車頭上“光明問世”四個大字，圍繞著火炬形的光明牌商標。
老式汽車上沒有電源來給麥克風供電，怎麼辦呢？
區區小事，當然難不倒這位機電專業的高材生，副廠長把柴油發電機搬到汽車上，用它發電來供應擴音設備。
為了吸引眼球，他又讓一位漂亮的女工站立在汽車中間，手捧光明牌宣傳品，沿途用麥克風廣播宣傳。
這輛宣傳車從益民食品一廠出來，經過其美路（四平路）、迪斯威路（溧陽路），過嘉興路橋到吳淞路，一直到外灘，由外灘再到維多亞路（延安東路），環繞了當時的大半個上海。
不僅如此，他們還組織表演，一路上免費送光明牌棒冰，所到之處，都給人留下了“光明問世”的強烈印象。
一時間，街頭巷尾對這個橫空出世的新品牌議論紛紛。
然而，相較於美女牌，光明在銷售渠道上依然處於劣勢，宣傳工作做得再好，不能轉換成銷量，這些預算可就白花了。
副廠長當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既然在傳統銷售渠道上不佔優勢，那就去打造更多新的渠道。
他讓人做了許多木製的冷飲箱，發給有困難的職工家屬，進行推銷，並給予一定的補助。
後來，他又把貧困市民擴充到銷售隊伍裡，組成了一支流動的銷售大軍。
這些銷售員們頭戴大草帽，揹著木箱，敲著木牌，叫賣著“光~明~牌~棒冰~”，發動了一場冷飲行業的“人民戰爭”，一舉把只依賴於攤點固定銷售的“美女”牌冰淇淋打得落花流水，無力經營下去，只好關門停產。
直到今天，翻開發黃變脆的舊報紙，我們依然能看到這位副廠長的大手筆，在當時引起的巨大轟動——1950年6月25日，《文匯報》報道說：
“……會場設有冷飲供應處，售價便宜，生意特好，四百元（舊幣）一支的光明牌冰棒，不到五點鐘，已售出一萬支。”
而1950年8月20日《新民報（晚刊）》發表的本報特寫《棒冰日銷四萬打婦孺鹹知愛光明》記載道：
“……在滬首創冷飲的美商海寧洋行，數十年來，一直是冷飲市場的魁首。美女牌棒冰、冰淇淋、紫雪糕，風行全滬，並普及南京，寧滬線一帶，全年營業額，據該洋行高級職員說，達到七十萬美金。 …… 本年又多了一家益民工業公司，便是婦孺皆知的光明牌棒冰的廠家，目前每日冷飲銷路，以棒冰為例總數在三萬打至四萬打左右，中以光明牌銷路最好，要銷到一萬打以上，在天氣大熱時，曾銷到四萬打，掌握最高銷售紀錄……”
自此，光明開創了中國冷飲民族品牌的先河，也駐留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深處。
接下來要說的，是國營上海制皂廠出品的上海牌肥皂。
一塊簡單的肥皂，背後居然也隱藏著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解放前，遠東地區最大的制皂工廠——上海制皂廠，被英資中國肥皂股份有限公司控制在手裡。
而上文提到的這位副廠長，又和它結下了一段不解之緣。
1952年，作為接管小組的重要成員，時年26歲的副廠長同志，和英商方面進行了整整兩個月的談判。
進入中國後，中國肥皂有限公司採取了“以華治華”的本土化策略，他們依靠經驗豐富的中國籍代理人，建立了遍佈各省市的龐大銷售網絡，甚至在蘇北最偏僻的小鎮，都留下了公司推銷員的足跡。全國的大小商店裡，都能看到他們五光十色的肥皂和化妝品。
而接管小組將要面臨的，便是以資深代理人戚惠昌為首，三位歷經商海沉浮數十年、在華洋兩界遊刃有餘的“老江湖”，這無疑是一場艱難的博弈。
在他們背後，是倫敦、是香港，一個與新中國的氣氛與主張迥然不同、格格不入的世界。可以說，這裡是他們的“主場”。
當年仲春，副廠長穿著一身筆挺的人民裝，走進了外灘18號——麥加利銀行大樓。從邊門進去坐電梯，上到英商中國肥皂公司。
在大辦公室裡，副廠長感受到了和益民食品一廠完全不同的氣氛，那是十里洋場所賦予的獨特魅力。
英商方面的代理人來到了談判現場，雙方開始彼此打量、暗中過招。
一個身材精幹、略顯清瘦的老革命軍人，在打過蠟的光亮地板上，照樣卷著褲腿，帶著濃重的南方口音——正是英商想象中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標準共產黨人形象。
但另一位對手，卻超出了他們的意料之外，他身材頎長、英姿勃發，而且出奇地年輕，他畢業於名牌大學，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大辦公室裡紛亂噪雜，年輕人豎起耳朵，捕捉來自每一個方向的聲音，在敞開的辦公室裡，英商代表不時與倫敦和香港進行通話——副廠長需要不斷收集信息，再經過重重篩選分析，這決定著接管小組下一步的決策。
五十多年以後，副廠長對此依然記憶猶新，他說：“當時，我對他各方面都進行了研究。”
他甚至連英商代表戚惠昌嗜好啤酒的這種細節，都不放過。
但他並沒有敵視對方，據當時的接管協理員周偉回憶，副廠長曾對他說：“大家都是中國人，不要把英商代表當外國人看。”
無論是在談判桌前，還是日常接觸中，副廠長都沒有擺出接收大員的架子，他總是與戚惠昌主動溝通，坦誠相待。
副廠長的誠懇態度，打動了這位高級職員，悄然之中，戚惠昌的立場有了微妙的變化。
當時，中國肥皂公司已然負債累累，英國方面希望將資產和債務一併Take over（接管），但最初卻並沒有對接管小組交底。
好在在副廠長的努力下，戚惠昌很快將與香港方面往來的信件，交給了這位年輕人，並把自己和英商的交涉過程合盤托出。這些信息，都被副廠長彙報給了當時的市政府外事處處長黃華，成為了接下來談判中的重要籌碼。
在獲得外事處批覆之後，1952年6月14日，談判正式開始。雙方對英商企業的資產總數，包括廠房、生產設備設施、流動資金等一切動產和不動產進行了評估，並達成了共識：確定其資產總和低於所拖欠的國家的稅款和債務總和，即資不抵債，益民工業公司將代表政府把企業完全收歸國有。
1952年6月27日的下午，談判雙方終於談妥了轉讓條件，並草簽了轉讓協議書。協議書中明確寫上：
“英商中國肥皂有限公司及聯號厚豐有限公司之董事會鑑於各該公司上海分公司經營不善，資金枯竭，負債過巨，無法繼續維持，茲特授權各該上海分公司經理戚惠昌全權辦理將各該公司在華全部財產自願轉讓與益民工業公司永遠為業……”
離開談判桌，大家都長抒了一口氣。
但一夜之間，事情卻突然出現了轉折。原來，在海外遙控的英商出爾反爾，要推翻全權代理人和接管方達成的協議，臨時撤銷了之前給予戚惠昌的全權代理權，電報上說：
“轉讓談判尚需正式(official)考慮。在你再次得到我們的全權委託前，你所同意及簽訂的一切，我們不予承認”。
對於當時身處西方世界封鎖之下的新中國，對於急切想要恢復正常生產的中國人來說，時間實在是太寶貴了！而英商方面也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想以時間換空間，把談判桌上損失的利益收回來。
中方決定抓住時機，不給英商留下翻盤的機會。危急關頭，這位副廠長又主動出馬，對戚惠昌曉之以理、陳明利害，解除了他的顧慮，希望他能勇敢地站出來，維護此前英商對他的承諾和授權。
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戚惠昌終於決定，不再當倫敦和香港的傀儡，真正行使自己的全權代表權力。
他在談判協議書和契約上鄭重地簽下了“全權代表戚惠昌”——英方此前委託給他的頭銜和姓名，直到這一刻，它才真正顯示出份量來。
之後，戚惠昌又同意益民工業公司人員依約進廠接管，並開具了相關證明信件。
1952年6月28日，一場原本很可能破裂的談判，就這樣波瀾不驚地落下了帷幕。
直到1986年，中國肥皂公司才得以重返中國。
如今它的名字，叫作“聯合利華”。
年輕的副廠長更不會想到，四十五年之後，他將來到香港，親歷另一場交接儀式，比他這次在上海洋行所經歷的，還要隆重、偉大許多。
那是一個讓無數中國人無眠的夜晚。
但這一切，在多年前就已經註定了。
因為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就算過程再艱難，只要是屬於我們的，終究會回到我們手中。
說到這裡，想必你已經猜到，這些讓人感動的國貨故事，背後都有一個不可磨滅的名字，那就是——
人民。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
而正是無數像副廠長一樣勤懇工作的中國人民，不斷努力奉獻，讓國貨延續著往日的榮光。
這，才是你我支持國貨最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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