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證地名審視回族聚居社會演變歷史———以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地名調查為例

摘要:地名是一定地域的名稱, 也是一定人的生存空間的名稱。地名在形成過程中, 既有自然的因素和社會的因素, 又有民族的因素。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域內除具有普遍意義上的地名外, 地名中還存在大量的特殊現象, 其諸多地名形成與演化的過程與清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密切相關, 考證之可佐證、引申出若干歷史史實, 可從另一個角度去審視過去陝西和今天張家川兩地回族聚居社會的演變歷史。

關鍵詞:地名;考證;回族聚居社;演變歷史

地名有它的起源、詞義、演變、轉譯。在這個過程中每與當時地理的、人文的、政治的諸因素密切相關。在大小地名 中常見現象是以自然地形、山川河流、地理位置而命其名。如河南、河北、山西、山東、梁頭上、溝底村、陽莊、陰坡裡, 凡此地名現象到處可見。也有些大地名是來自小地名, 如甘肅之名來自甘州與肅州之聯 (即今之酒泉、張掖), 張家川縣域 名源自張家川鎮。藏區、壯鄉之稱, 雖不屬確切地名, 但因分別住有藏、壯同胞才得此稱。

在我國統一多民族的大家庭中, 以民族稱謂而命名的地名, 多見於少數民族散居的地區。回族在形成過程中及形成後的多次遷徙中, 散居全國, 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 史有“回回遍華夏”之稱。因此, 在全國各地以回族族名為地名的也不乏其例, 且在所有少數民族中,以回族族稱作為地名的最為常見。諸如全國回族散居地區常見的回回臺子、回回巷套、回回衝、回回道、回回場、回回寨子等。這類地名一 般又都是出自他稱而得來, 不是回族自稱而得之 。

但這些地名, 在解放後隨著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及貫徹民族區域自治 法, 進行了更新換名, 如重新被命名為自治巷、團結村、清真街、民族路等新地名。這些地名的新舊更替, 看似小事 , 但卻充分反映了不同政府, 在對待民族問題的立場、態度及具體政策, 也反映了回族在其發展過程中的不同歷史階段

一 緣由及個例分析

由西安沿古“絲綢之路 ”南大道西行, 翻越巍巍關山, 便進入中國第一個回族聚居區———張家川回族自治縣。整個縣域位於甘肅省東南部, 隴山西麓, 東臨陝西省隴縣, 南、西、北、分別與甘肅省清水縣、秦安縣、華清和莊浪縣接壤, 總面積1311.8平方公里。2003年全縣總人口30.8萬人, 其中回族21.3萬人, 是目前我國回族分佈比例最高的自治縣

上面所論及的地名, 形成、固定並自然地傳承至今 , 能夠充分反映出該地名形成時所受的影響因素, (地)名實 (含義)相符。

在地名中常見的另一現象是名不副實

, 即包含在 地名中的成名參數(因素)和其反映出的信息與現實不相吻合。

上述兩種地名現象在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境內都有表現, 且名不副實地名十分普遍。另外在其地名中還存在一些地 名與姓氏、民族、現狀都相符的特殊現象。還有, 縣域內的有 些地名雖輩輩相傳, 卻至今不知其來歷 , 有些更難知其字其義。因此, 考查這些地名, 窮究其來源, 本身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再者, 弄清楚這些地名的時代和相互關係, 復原其所處的歷史背景, 對闡明某一民族的歷史和某些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 是有補益的。筆者在對該縣實地考查的基礎上, 對其地名現象和尚無定論的一些地名作一考析。全縣地名中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幾類情形。

1 地名中常見名不副實的現象

這種地名現象, 在張家川回族自治縣較為常見。凡屬此類又有幾種情況:

第一, 以姓氏為地名, 但名實不符。如該縣上磨多高家臺子, 卻無一戶高姓人家, 全為回族最常見之牛、海、楊姓;劉 家裡(地名)全為回族常見之蘇、魏、馬姓居住;而在之納家十 字, 居民中無一戶納姓, 全為回族最常見之馬姓居住。經查, 這些村莊原為當地漢民居住, 在清同治陝西回民起義戰亂後期, 原地漢民遷出, 外地回民或逃亡、或被安置於此 (多為空置)

第二, 地名轉譯, 同音異字, 改變原義, 名不副實。如該 縣恭門鄉古土坡(音)、上磨鄉陡頭裡 (音)兩地名, 至今不解其意, 走訪推理得知, 在清朝同治年間及之後一段時間裡, 原地名分別應為滾頭坡、滾頭裡。系清代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中, 清軍在以上兩地屠殺被俘回民, 因被砍人頭順坡滾落而下, 遂得此地名。民國以來其地名因有不雅之嫌, 官方換字, 群眾順音, 不知不覺自然更名。50年代當地農民在此整修梯田時, 挖出數百顆人頭骨成排狀, 證明其事屬實, 另作解釋不確。

第三, 外地回族遷來, 地名遂名不副實, 又使遷出、遷入兩地的民族和方言結構發生變化。如該縣上磨鄉崔家灣村, 村民全為馬姓。經證實, 受清同治陝西回民起義波及甘肅省甘谷縣(舊稱伏羌)之回民, 幾乎全遷逃張家川入居崔家灣, 且遷來回族多為馬姓, 遂形成地名姓氏不符, 即今雖稱為崔家灣, 但村民全為馬姓。另外, 此後甘谷縣幾乎沒有回族, 張家川卻出現了專操伏羌方言的回族。

2 兩省異地, 地名卻同源一處

此類地名張家川縣境內較多。如該縣的蘭家、丈八寺、坎家、馬咀、麻崖、桃園、瓦一頭、角寺、鳳翔巷、鳳翔咀等村名莊名, 經考在清代同治回民起義中, 陝西回民舉家拔眷逃遷, 中途被安撫在張家川。如起義前的1861年, 鳳翔府之岐山縣有回民28坊, 平均每坊2250人, 歧山全縣就有6.3萬回民。雖新近易地, 但入遷者仍沿用其陝西之舊名, 在張家川縣境內的以上地名在陝西今仍存, 出現陝西、甘肅兩省同地名之現象。另外, 也使張家川縣出現了說陝西地方方言的回民。

3 地名與姓氏、民族、現狀“三相符

在張家川縣境內 此類地名見於回族聚居村莊的, 有馬家河、麻家崖、丁家團莊、丁家渠、擺家壑落、擺家灣、沙家莊子、畢家溝、坎家梁、喜家灣、馬家咀頭、馬合曼家等這些以姓氏命名的地名。以上姓氏大都源自回族先民之阿拉伯姓氏, 亦是回民常見之姓。這類地名是為回族世居於此而形成, 這與自漢武帝開拓西域以來, 唐、宋兩朝均有大食人於張家川定居, 與元代“回回”人亦多有遷居張家川者的史實是相吻合的。因此, 可視為 “三相符”的特殊地名, 即單從地名看, 其反映出了居住者的姓氏, 從姓氏又可知這裡住有回族同胞, 而現實中確是如此。

4 地名由宗教場所及軍事編制而來

張家川回族自治 縣境內以宗教場所命名的地名 , 有禮拜寺、墳園寺巷子等, 自解放前至今一直沿用 。解放初期所設立的宣化區, 就是人民政府以縣境內中國伊斯蘭教皙赫忍耶教派勝地宣化崗之名而命名的(後撤銷併入張家川鎮)。以軍事編制和軍隊駐 地而命名的, 至今有扎子梁、扎子地、炮臺咀,皆因清同治回民起義時期的軍事編制及戰禍所成

5 空有地名,而無住戶的地名

如該縣上磨鄉分之趙家莊, 多方證實原為趙姓漢民一村莊, 在清同治回民起義中趙姓全族遷出,後無人再入住於此, 故空留一地名。此類地名 在該縣也有多處。

6 雖官賜地名, 而終不流暢, 複用舊地名

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上磨裡(地名), 在清朝同治回民起義之前, 就為百戶馬姓回民所聚居。清朝嘉慶道光時期, 此地經濟發展較快, 陝西回民起義波及於此後, 全體原住回民守地不動, 因未遭動亂, 及後至民初。該地遂成名震西北的首富之地, 湧現出了萬盛生(商號, 後同)、天順裕、全義德、福厚昌、萬盛昌、 長髮祥等大商巨賈, 有的貿易範圍及達京、津、滬、晉、陝等地並置有地產。後又經新文化的啟蒙, 在民國時期, 該地走出了馬乾三(國民革命二軍騎兵旅旅長)、馬得鳳(西安事變前 東北軍騎兵師師長)、馬得彪(西安事變前東北軍騎兵師參謀長)、馬良駿(現代中國社會活動家、伊斯蘭教經學家)等一批政治上顯赫、宗教界有名的人士, 民國地方政府賜此村以“上達”之名, 以示彰顯, 並在此村方圓設立上達鄉。但在一段時期內, 官員稱上達, 民仍呼上磨, 新舊並用, 解放後人民政府在地名普查中, 複用上磨

7 漢族同胞聚居村莊 “三相符”現象

漢族同胞聚居村莊亦可常見地名與姓氏、民族、現狀 “三相符”現象。

如上磨鄉王家堡子, 今是以王姓為主的漢族 聚居大村, 村民自稱其祖上於明清之交由山西大同府遷來。清同治陝西回民起義期間, 王家堡子以王平安為首的漢民, 對落難於此的陝西回民竭力救濟, 關係甚好, 此地未出現住民舊出新入的事實。因此, 在這裡也形成“三相符”現象, 即, 從地名可知住有王姓人家, 從王姓知為漢族同胞, 而現實也是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是, 該縣群眾即使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也可從“王” (《百家姓》之八, 漢族之大姓)和“堡” (示集中住有多戶人家, 是為大村莊)推斷出此地為漢族同胞居住。當然,上面提到的回族聚居村莊地名“三相符”的, 也存在這種現象。該縣劉家堡子(地名)是劉姓佔絕大多數的漢族大村, 村民自稱是漢朝皇劉之後,祖上明時由山西大槐樹莊遷來, 亦在地名與姓氏、民族、現狀“三相符”之列。另據該縣高齡老人講述,在清同治陝西回民起義中,該地劉姓漢民亦接濟過流落於此的回民。此類地名在該縣還有其他幾處。

8 兩姓相連作為地名

這主要在漢族聚居的較大的村莊。如該縣的趙坡韓家, 是因過去住有趙、韓兩姓得此地名, 今仍為趙、韓兩大姓居住。趙為《百家姓》之首, 韓為十五, 因 此, 這亦屬“三相符”之列。

9 以人名形成地名

該縣之平安鄉、平安村, 經考在清代同治回族起義之前, 此地偏遠荒蕪, 無甚名稱, 更不稱平安。清同治陝西回民起義中, 大批迴族逃遷於此, 前已達及, 該縣上磨鄉的王家堡子, 時有一漢族大紳士名曰王平安, 為人豪爽, 仗義流財, 對逃難而來的回民散金給糧, 鼎力相助, 對此, 陝西回民歌曰:騎黃牛, 過關山, 來到張家川的上磨川, 上磨(裡)人, 真短見, 不如王家堡子的王平安, 王平安, 真好漢, 又給油, 又給面等。入住此地後,回漢群眾為示紀念, 遂將上述地名冠以“平安”,也表達了人們對時勢的良好祝願和對未來的美好向往。

二 、一些基本史實和結論

“具有史料價值的一個地名, 一個人名, 都是重要的, 如和各方面 的史料相互印證, 互為補充, 也可補 史料之不足。”通過對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境內這些地名的考查, 知其形成演化的過程與清代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的始末密切相關, 有助於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審視今天和歷史上的回族聚居社會的歷史, 可以佐證或得出一些基本史實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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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局面的最終形成, 與清官方對回族政策密切相連, 即對大眾採取“密切防閒”, 在政治法律上排斥壓抑, 清 “刑部自憲廟以來, 屢奉堂官嚴禁, 雖皂卒亦不許一回雜入”。在官方文書上把“回”字加以“犭”旁, 以示 “回回”不侔於人類。回回罪犯刺“回賊”二字”。這與元、明初的對回政策形成鮮明對比。國內有學者撰文指出, 清代民族政策是我國曆代封建王朝中最成功的。然其民族政策雖做到了因族而異, 並吸納、發展了歷代的民族政策, 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但在評判一個時代的民族政策時, 也應看其貫徹情況和取得的實際效果, 前面的結論, 就有悖於包括回族歷次起義在內,

清代是我國各民族人民, 反抗封建的和民族的雙重壓迫最烈一代的歷史事實。另外, 應看到清代政府,在對外大環境中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 這不會不反映到國內小環境的民族政策上來, 上至朝廷, 下至地方, 在民族事務上“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的現象是比較普遍的, 以回族為例 , 地方官員在奏摺中竟曾稱回民“夜聚明散”(實為回民作晨禮), “耳毛為號” (實為回民喜蓄絡腮鬍須, 稱“利赫耶”鬍鬚), 荒謬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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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間的陝西回民起義, 使張家川和陝西全省的人口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明末清初, 前者是“漢多回少的回漢雜居地區……回民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但卻在事變中後期, 隨著陝西各地回民或遷徙、或被安置於張家川, 以前的人口狀況發生了變化。左宗棠在事件息後奏報中稱, 同治年間的回民起義平息後, 陝西回民除西安內仍留後外, 其餘皆西行。地方誌書載, “清同治年間反清起義失 敗後, 義軍餘部被安置於張家川”, 具體數字為“左宗棠將 回民軍約4.5萬人安置於此”。這為後來在張家川形成 回族聚居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到1953年自治縣成立時, 全縣總人口13萬人, 其中回族10.8萬人, 佔總人口的80%。

與此同時, 回民絕對人口數是在全國首屈一指的陝西省, 在起義的前與後, 全省回族人口數量和結構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同治回民起義前之乾隆四十六年(1871年), 署理陝西巡撫畢源在奏摺中稱, 陝西省各屬地方, 回民居住較 他省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屬之長安、渭南、臨潼、高陵、咸陽及同州府屬之大荔 、華州, 漢中府屬之南鄭等州縣, 回民多聚堡而居, 人口更為稠密。今人著名學者馬長壽先生, 在20世紀50年代進行實地調查後, 就陝西回民的峰值指出, “原 在陝西省西安、同州、鳳翔三府和乾、邠、鄜三州共二十多個州縣裡, 住有回民七八十萬到一百萬。” 復旦大學路偉東老師在充分掌握史料和縝密推算後, 認為同治回民起義前陝西回民人口峰值的確切數字, 當在1861年的170萬左右規模。而在歷經7年戰亂後, 陝西全省回族人口損失竟達55萬之巨, 損失比例高達91%,幾乎到了亡族滅種的地步

戰前陝西作為全國最主要的回民聚居區, 到戰後回莊蹤跡全無, 此後百餘年間, 就小的回民聚居區也再未形成, 即使在1964年, 新中國成立後15年的休養生息, 陝西全省回族人口僅為86561人, 位列全國回族人口分佈第13位。另外, 張家川作為戰後陝西回民的一個比較大的落腳地, 只有4萬多人重新生活在這裡, 與陝西全省回民損失數字對應, 亦可知這種損失絕大部分是被剿殺、餓死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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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回民在清同治時期反抗鬥爭失敗後, 被趕出數百年來建立的家園, 被強迫遷徙、分散、安置到難以生存的惡劣環境之中, 餘生回民的社會經濟基礎和生存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就是在清政府已凸顯衰敗之相的咸豐年間, 陝西回民 因世居莽莽千里關中平原, 也有進一步發展, “陝省回民本居 於三府二州沃壤之地……蒲、富、臨 、渭, 陝省著名四大縣, 地處渭北, 一望平坦, 遼闊無垠, 東北連同州府附廓首邑大荔 縣。”時人稱關中地區回民分佈比較集中的10個州縣為 “二華關大水, 三城朝合陽 ”, 號稱“東府十大縣” 。就是在同治初年, 西安府亦是“節署前、後、左、右、迤北一帶, 教門煙戶數萬家, 幾居城之半。教堂經樓, 高矗雲天, 氣勢雄壯。紳富三分之一, 樂業安居, 自成風俗。”

戰後, 不僅使陝西曆經200多年逐步發展起來的回族人口幾近絕滅, 而且使陝西全省社會經濟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摧毀了陝西回民繼續發展的基礎。據馬長壽先生資料, 戰後官府對回民資產肆意奪取沒收, 對回莊多付之一炬, 僅清查收繳回民田產2萬多項, 佔戰前陝西全省田地總數的 1/10。

昔日“繡壤相錯之地, 樹木叢生, 丫杈成拱, 或行樹十百里不見一椽一屋一瓦之覆。”劫後餘生的陝西回民越過關山, 在西行進入甘肅後, 分佈於與關中平原不可相提並論 的荒毛之地, 沿途居住於山峁村莊, 或男耕女織, 或從事畜牧, 或經商營利, 或行醫製藥, 開拓進取, 奮鬥不止, 百餘年來, 在新的環境裡, 和其他民族一道, 共同建設自己的家園。從張家川這塊縮影, 就能看出回族酷愛自由和逆境求生而不息的民族特質, 即在歷史上, 每當中央王朝腐敗、昏君當政、 奸臣當道時期 , “回教徒必有動作”, 這種“動作”一方面旨在反抗封建統治者對回族人民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 一方面也通過自身的努力, 為建立一個於國於民都有利的國家政權而奮鬥;每當新的社會環境和政策相對寬鬆的時期, 回回人民便投身於建設自己家園的生產勞動中, 利己利國, 為國家的經濟、文化、文明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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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同治陝西回民起義在內的清代歷次回民起義, 是回族發展史的重大事件, 對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演化和重新鑄就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個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質, 是表現於共同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心理方面的東西。它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歷史發展以及地理環境特點在該 民族精神層面上的反映。它更具有穩定性和傳承性, 但也是動態的和變化的。回族在清代 200多年的時光中, 大規模的起義不下10起, 這些起義本身就是回族發展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況且, 在歷次起義中, 回族大眾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的地理環境都發生過深刻的變化, 這必然會在回族共同體的精神層面上得到反映, 使她的民族心理素質在相對穩定中漸進地演化發展。近現代, 回族個體心理上民族內聚力的加強, “為眾犧牲”精神超越本民族而得到的昇華, 整個民族對和平自由的酷愛以及所具有的關注時局和國家命運的寬廣眼界、逆境求生而不息的進取特質、視“愛國如愛 教”的以中華民族之一員自立的主人翁意識的最終形成, 與清代回回民族所走過的歷程不無關係。

只有在新中國成立後, 回族的理想才變為現實。今與昔的不同, 反映出不同歷史時代和性質的政府, 在民族立場和政策上有著本質區別, 由此形成截然不同的結果, 表明

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今天的張家川, 回漢人民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 倍加珍惜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自覺維護民族宗教團結, 回漢群眾親如一家, 堪稱全國民 族團結的典範。這種現象,從根本上說, 是社會主義制度和 我們黨的民族政策帶來的。當然, 回族在其近現代發展歷程 中的不同境遇, 不會不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打下烙印 , 更深知和平的意義及其所來之不易, 表現在民族間的團結 , 更具有自覺性, 這也是形成張家川民族團結局面的一個樸素的民族心理因素

馬守途 ,青覺 (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北京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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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寧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3期

終校:林麗婕

審訂:白琳蔓

由於版面有限,文章註釋請參照原文

从考证地名审视回族聚居社会演变历史———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地名调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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