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波蘭斯基的得獎新作《我控訴》，是一部大多數人都會覺得無聊（包括我自己），但卻又話題性十足的古典派佳作。

它的無聊是因為羅曼·波蘭斯基故意盡全力避開戲劇性衝突和任何一丁點的誇張表演，實現了最大的節制和超乎尋常的冷靜。

無聊的佳作？

在大量倒敘或插敘的場景中，波蘭斯基借男主角皮卡爾的“喉舌”發話，堅持不以挑動情緒的方式妨礙觀眾自主判斷。影片前半段以學究式的研究追求歷史的精確度，後半部分則高度專注於嚴謹的敘事。

影片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即便是一個小場景、小角色，都儘可能依照歷史進行復刻，有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們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一個又一個關鍵的人物。

《我控訴》放棄了他以往《唐人街》或者《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類有著強戲劇衝突的敘事手法和氛圍營造，轉而將重頭戲埋在皮卡爾與其他體制內僵化惰怠的角色間的對比，人物反覆的求證過程，以及那些法庭戲上的荒謬瞬間。

所以，《我控訴》是反類型的，會讓大部分習慣了好萊塢敘事，視羅伯特·麥基的《故事》為電影唯一法則的觀眾和影迷感到不適，甚至看得昏昏欲睡。

但如果當你深入瞭解羅曼·波蘭斯基的過往和現狀，把電影和現實、歷史與當下、波蘭斯基與角色並置之後，強烈的互文與暗示，將會給你帶來完全不同的觀影體驗。

電影之外的紛爭

羅曼·波蘭斯基無疑是一位擁有世界級影響力的頂級大導演。《水中刀》、《鋼琴師》、《唐人街》、《怪房客》、《苦月亮》等都是影史經典。他善於在電影創作中挖掘人性之惡、批判人性之罪，被譽為“罪惡大師” 。

沒有人質疑他的才華，更有人因為曼森家族對他妻子的殘害而感到同情，但“強姦犯”的標籤卻一直讓他千夫所指。

1977年，波蘭斯基被捕，13歲少女薩曼塔·蓋默在母親的代表下控告他犯下強姦罪。經過反覆“磋商”後，波蘭斯基原本可以全身而退，但他突然離開美國，在審判前逃回了歐洲，這讓他成為了美國的“著名”逃犯之一。

在紀錄片《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中，他表示媒體制造著他“戀童癖猶太人”的形象標籤，民意因此沸騰。另外，他得知法官准備無視認罪協商，堅持要把他送進監獄。因此，被恐懼折磨的他選擇了逃避，為此給他留下了一生都難以磨滅的醜聞印記。

在今年的法國頂級電影大獎凱撒獎頒獎典禮上，當主持人宣佈波蘭斯基憑藉《我控訴》獲得最佳影片時，臺下的法國女星阿黛拉·哈內爾憤怒離席，以此表達她對頒獎結果的不滿。

走到離場通道的她當著眾多記者和工作人員的面拍手鼓掌並“諷刺”。

阿黛拉·哈內爾的呼喊引來其他電影人的集體離場。包括《燃燒女子的肖像》的導演瑟琳·席安瑪等人開始相繼退場以示抗議。

阿黛拉·哈內爾當晚表達強烈不滿，是因為她13歲出演自己處女作《惡魔的孩子》時，曾遭遇導演騷擾。她表示，如果把獎頒給羅曼·波蘭斯基，“就意味著告訴所有人性侵併不是什麼大問題。”

在《我控訴》上映前，法國女演員Valentine Monnier通過媒體爆料，波蘭斯基曾於1975年侵犯過她，當時她只有18歲。Monnier表示現在才爆料，是因為波蘭斯基的新片將在法國公映，因此她決定公開自己的遭遇。

從波蘭斯基因新片被提名時起，來自影片之外的爭議就沒停過。凱撒頒獎典禮會場外，就有女性組織在抗議。波蘭斯基也因為“擔心自己的安全”並沒有出席，他曾抱怨，“一些激進分子威脅我，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場聲討會，而不是一場真正為了獎勵在電影方面有所成就的人的慶典。”

波蘭斯基承認拍攝《我控訴》有“私心”，“我必須承認我對這部電影裡迫害個體的運作方式十分熟悉，可以說是現實經歷啟發了我。我可以看到同樣武斷的裁決、否認事實、以及譴責我沒有做過的事情。大多數指責我的人都不瞭解我，或是這個案子。”

由此看來，《我控訴》

波蘭斯基的控訴

影片名為《我控訴》，其實這個“我”完全就是波蘭斯基自己。影片一開始，猶太裔法國軍官阿爾弗勒德·德雷福斯在大眾睽睽之下，被脫去了軍裝，拔掉了勳章，象徵著軍官榮譽的佩劍被折斷。

這太像波蘭斯基本人現在的遭遇了。他一直都是榮譽加身的大導演，但總有人能用另外一個身份標籤剝奪他所應得的榮譽。片中德雷福斯很快被宣判，打入大牢，流放到著名的、與世隔絕的“惡魔島”監獄，遭受一些非人的折磨和羞辱。

現實中，波蘭斯基也因為“性侵事件”一次又一次被重提，導致他長達幾年時間沒有新片。對於一個導演來說，無法拍攝影片，或者拍了無法上映，和流放孤島一樣的折磨並無兩樣了。在影片中，波蘭斯基完全還原了歷史，在佈景、敘事和人物上都最程度的還原，是想用真實性提高歷史的重量，讓影片回照現實，讓“控訴”更加有力。

但他並沒有直接讓受到冤枉的德雷福斯說話。而是讓情報局軍官喬治·皮卡爾先宣判他有罪，而後發現證據有誤後，又通過各種努力，還給他清白。

皮卡爾對真相的執迷，完成了他自己的人物弧光，讓他變成了影片中的英雄。片尾兩人在辦公室相遇。皮卡爾晉升為了將軍，德雷福斯前來討要這幾年蹲監獄的補償，他認為自己的官銜應該更高才合理。

按照皮卡爾的地位，想要辦成這件事兒難度並不高，但他認為德雷福的要求違反了軍隊條例，所以他並未同意。而這個“拒絕”凸顯了皮卡爾的公正，也再次加深了影片的主題——即對權力的警惕。

對於波蘭斯基而言，影片最表層的控訴，是針對社會中一直暗湧不斷的反猶太人主義

更可怕的是，權力最善於利用偏見來煽動烏合之眾。片中的德雷福斯以及後來為他伸冤的皮卡爾都經歷了被大眾歧視，甚至有人在街頭唾罵和動手動腳的遭遇。

法庭外的大眾，以及法庭上的部分軍官正是被這些機制與話術的包裝作用所迷惑，當個體失去獨立思考，就有可能遠離真相，即便作惡，也缺乏辨識是非黑白的能力，從而在“完成任務”的假象中，擺脫了心理負擔，自覺成為維護權力的一員。

在這部電影中，波蘭斯基似乎借皮卡爾這個角色苦口婆心地提醒大眾，純粹的求真就能回到事件的本質。而知道真相卻不願意為德雷福斯翻案的高層不過是不想承認自己的錯誤，歸根結底還是想維護自己的權力罷了。

波蘭斯基控訴的是：真相被權力遮掩，導致大眾盲從跟隨。

另外，去年威尼斯電影節的評審團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雖然公開表示始終無法將波蘭斯基的作品和他的罪行分開，看《我控訴》時感到不適。

馬特爾作為主席，如果想以一己之力改變整個評審團的風向，並不難辦，但她依然選擇把大獎頒給了波蘭斯基。

馬特爾沒有把個人立場與評審團立場混淆，更沒有以評審團主席的身份號召電影圈一起抵制波蘭斯基，她沒有濫用手中的權力，盡顯大家風範，她與影片中的皮卡爾一樣，保持自己與權力的距離，沒有化身權力本身，放大個人私慾對他人的影響。

而女演員哈內爾不光出席了頒獎典禮，還接受了凱撒獎“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說明她認同這個頒獎典禮和評委們的選擇。這讓她在“最佳導演”頒獎時的離席叫嚷，像是一場提前規劃好的作秀。

哈內爾似乎在假借頒獎平臺之名以及當紅女明星的身份宣傳自己的政治立場，將主辦方、評委會和其他影人逼迫到必須選邊站隊的尷尬境地。哈內爾與馬特爾的行為選擇相對比，高下立判。

在宏觀中感受到那些個體的痛苦和偉大，這是藝術家的本能。他們因為描繪小，而記錄了一個大時代。他們因為感受過痛苦，而雕刻了幸福，抖落出真相。也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說藝術是這個世界的良心，電影才因此而不朽。

多年後，《我控訴》和波蘭斯基都會被銘記，不是因為那些流言蜚語，而是作為一個導演，將個人憤怒藝術化後的一場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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