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錄》原文·译文(卷四至卷九)

《近思录》是依朱、吕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的,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颜乐处的圣人气象,循着格物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治国平天下及古圣王的礼法制度,然后批异端而明圣贤道统。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故此书实可谓囊括了北宋五子及朱吕一派学术的主体。


《近思錄》原文·译文(卷四至卷九)

原文序

○朱熹序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陽,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沈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

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谨识

○吕祖谦序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陰陽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馀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凌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宜详之。

淳熙三年四月四日东莱吕祖谦谨识


《近思錄》原文·译文(卷四至卷九)

卷四 存养

4·01 或问“圣可学乎?”濂溪先生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敦颐《通书·圣学》

[译文]

有人问:“圣人可以学做吗?”周敦颐说:“可以。”又问:“学做圣人有要领吗?”回答说:“有。”“请问这个要领。”回答说:“守一是要领。守一就是无欲。无欲就能心中静虚,动念正直。静虚则明而无疑,明而无疑就通达;正直就公正,公正就不偏不倚。明白、通达、无私、无偏,差不多就是圣人了。”

4·02 动表节宣,以养生也;饮食衣服,以养形也;威仪行义,以养德也;推己及物,以养人也。——《程氏易传·颐传》

[译文]

动静之间要节制言语,用以养生;饮食和衣服,用来保养形体;庄严的容貌举止,正确的行为,用来涵养德行;推己及物,用来养育他人。

4·03 “慎言语”以养其德,“节饮食”以养其体。事之至近而所系至大者,莫过于言语饮食也。——《程氏易传·颐传》

[译文]

慎言语以存养自己的德行,节饮食以保养自己的身体。事情中与自身最切近而关系又最大的,没有超过言语和饮食的。

4·04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临大震惧,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诚敬而己,此处震之道也。——《程氏易传·震传》

[译文]

“雷霆震惊百里,有的人勺子里的酒一点都没洒出来。”面临大的震惧,能够安定而不自失的,只有诚敬而已,这是对侍大的威震的方法啊。

4·05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见其人”。庭除之间至近也,在背则虽至近不见,谓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果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为“无咎”也。——《程氏易传·艮传》

[译文]

人之所以不能安于自我处境的原因,是被欲望引动。欲望在前边牵动着却想要固止不动,是不可能的。所以《艮卦》的道理是,当人注意“集中凝止在背后”时,人所见的东西在前边,而背却在背后,所以是看不见的。精神凝止在看不见的地方,就没有外欲来扰乱他的心,这就能安于他应当所止息之处了。“不获其身”,就是看不见自己的身体,是忘我的意思。无我无私无欲就能止息了。不能无我,就没有能定止的方法。“行其庭,不见其人”。庭院台阶之间是很近的,但在人的背后纵使再近也看不见,这是说内心不与外物相交。外面不接触事物,内心不萌发欲念,这样保持静止,才是止的正确方法,对于止来说就是“没有灾害”了。

4·06 李籲问: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无事时,如何存养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养心耳。但存此涵养意,久则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

李籲问:平常遇事的时候,就能够明白操持存养内心的意思。但在没事的时候,怎样能存养内心使之纯熟呢?程颢回答说:古代的人,用音乐通过耳来涵养心性,用礼仪通过眼睛来涵养心性,日常生活中行为活动,用具如盘盂几杖,都有铭文有箴戒之词,动中静时都有所涵养。现在这些都废弃了,只有礼乐铭戒中体现的义理还保存着,也只能用这义理来涵养内心了。涵养的办法就是,只要你心中经常保持这涵养的意识,时间长了自会纯熟的。《周易》上说的“用敬来使内心正直”,就是涵养的意思。

4·07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用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

吕大临曾经说,忧虑的是心中闲思杂念太多,不能驱除。程颢说:这正如在破屋中抵御贼寇,东边一个盗贼来了还没赶出去,西面又有一个人来了。前后左右,四面驱赶不及。原因是四面墙都空虚,盗贼当然容易进来,没有办法使屋内安定。又如在空的器皿中倒水,水自然就进去了。如果拿一个器皿装满了水,把它放到水中,水怎么能进来?人胸中有主就充实,心中充实了,外界的不好的东西就不能进入,自然也就无事。

4·08 伊川先生曰: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二程书遗书》卷二上

[译文]

程颐说:学道的人应该敬守自己的本心,不可急急迫迫地去追求道,当义理培植得深厚时,从从容容地涵泳于其中,天长日久而后可以自然得道。只是急急迫迫地追求,那只能是一已私心,最终也不可能达于圣人之道。

4·09 今学者敬而不见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来做事得重,此“恭而无礼则劳”也,恭者,私为恭之恭也,礼者,非体之札,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须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语必正者,非是道独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只是个循理而已。——《二程遗书》卷二上

[译文]

现在学道的人谨敬去做却没有收获,恭敬行事时心又不安,这只是敬心还不纯熟,也是太刻意于照敬的要求去做事了,这就是孔子说的“只注重容貌态度的谨恭,却不知礼,就不免劳倦。”他这里说的“恭”,是私自心下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谨恭而去谨恭的,这里说的“礼”,不是指鞠躬作揖之类的礼节动作,而是自然应该如此的道理。只是谨恭而不是顺着自然的道理去作,所以显得不自在,应该是做到谨恭而又心安。现在要做到容貌态度一定要端庄,一言一语一定要端庄,不是说要以此完善自身,叫人看了说你如何端正,只是天理自然应该这样做,本来没有私意,只是按照天理行事而已。

4·10 今志于义理而不安乐者何也?此则正是剩一个“助之长”。虽则心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须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邻”。到德盛后,自无窒碍,左右逢其原也。——《二程遗书》卷二上

[译文]

今人有志于义理内心却不安乐,原因是什么呢?这里就只有一个拔苗助长强求速成的毛病了。虽然说人本善之心能操持它就能保有,舍弃就会丧失,但你操持得太紧了,就是孟子说的在修养身心时心情太急迫了。虽然这样说,还是应该如此操持着做去,这样做去的缺陷只是德行单一。孔子说:“德行不会单一的,一定会有其他德行相伴。”到德行修养到盛大后,自然互相贯通而无窒碍,就能左右逢源了。

4·11 伯淳在长安仓中闲坐,见长廊柱,以意数之,己尚不疑。再数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声言数之,乃与初数者无差。则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二程遗书》卷二上

[译文]

有一次程颢在长安县仓中闲坐,看到长廊下一排柱子,心下默默数过,自己并不怀疑数得准不准。又数了一遍,与第一次数字不合。不免让人一个两个地读着数了数,结果与他每次数的一样。这就说明人越用心去把握,就越把握不定。

4·12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车流转动摇,无须臾停,所感万端。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张天祺昔尝言:“自约数年,自上著床,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后,须强把他这心来制缚,亦须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实自谓:“吾得术矣,只管念一个中字。”此又为中所系缚。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两人焉,欲为善,如有恶以为之间;欲为不善,又若有羞恶之心者。本无二人,此正交战之验也。持其志,使气不能乱。此大可验。要之圣贤必不害心疾。——《二程遗书》卷二下

[译文]

人的内心没有一定的主宰,正如一个水车流转摇动,没有一点点停止的时间,外物的感受千头万绪。如果没有一个东西做主,怎么能行呢?张戬过去曾经说过:“我给自己约定多年了,自上了床,就不再思考事情。”他是想使自己的心不动摇,但不思考事情后,得强行把这心给束缚住,也还得把它给寄寓在一个什么东西里,这都不是心的自然。司马光自己说:“我找到了存心的方法了。我只管在心中念一个中字。”这又是心被“中”给束缚着了。况且‘中’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心在悬空设想,仍是动摇。有的人胸中常常象有两个人,他想做善事,又象有恶念在阻拦着;想做坏事,又象有羞恶之心使他做不得。本来没有两个人,这正是两种念头交战的验证啊。如果守持你的心志,使心所感之气不能扰乱你的心。心乱与否可以验证你能守志不能。总之,圣贤是一定没有心意动摇的毛病的。

4·13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视心如寇贼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当知天下无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恶也。——《二程遗书》卷三

[译文]

程颐说:进修圣道没有比持敬更重要的了。从来没有能够致知明理而心不存于敬的。现在的人心中没有一个主宰而不安定,把心看作象贼寇一样严加防范而又不可制伏的,这不是外事牵累了你的心,却是你的心牵累了外事。应该懂得天下没有任何一事一物是应该缺少的,所以不可讨厌外事。

4·14 人多思虑,不能自宁,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于事,“为人君止于仁”之类如舜之诛四凶,四凶己作恶,舜从而诛之,舜何与焉?人不止于事,只是揽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则是役物。为物所役,则是役于物。有物必有则,须是止于事。——《二程遗书》卷十五

[译文]

人思虑多,不能安宁,只是他心中没有一定的主宰。要使心中有个定主,只有把心思限定在应考虑的事上,就象《大学》上说的“作为君主只在于为仁”那样。如舜诛四凶,四凶自己作恶,舜因而流放了他们,这和舜有什么关系?人不能把思虑限定在他应做的事上,只是兜揽别的事,就不能一件事一件事分别按它自身的事理去对待。一件事一件事按其自身的当然对待了,就是人心役使外物。如果被外物驱使,就是心役于外物。有一事物必然有一事物的道理,应该使人心限定在应做的事上。

4·15 孔子言仁,只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气象,便须心广体胖,动容周旋中礼自然,惟慎独是守之之法。圣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何有不至?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开飨帝。——《二程遗书》卷六

[译文]

孔子谈到仁,只说“走出家门时恭敬得就象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恭敬得就如承当大的祭典。”看那气度,就该是心宽体胖,平时举止容仪、接待人事无不符合礼的自然,只有慎独是守持这谨敬的方法呀。圣人修养自己做到敬,以此来安定老百姓,厚实谨慎而天下太平。只有上边的人与下边的人全都统一在恭谨敬慎的态度上,那么天地就自然各在其位,万物就自然养育成长,气也没有不和的,麟凤龙龟这四灵为什么会不显现到来呢?这就是“表达天理人情及表达其顺应天理人情”的方法。聪明睿智都从这恭敬中来。用这恭敬的态度来事奉上天祭享上帝。

4·16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则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则直也。——《二程遗书》卷十一

[译文]

“以敬谨的态度保持内心正直,以正义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仁。如果说用敬去把内心搞正直,那是有意去使它直,本身就不直了。要象孟子说的“要修养内心而不要有一个预先的期盼”,让心在涵养中自然而直,就直了。

4·17 “子在种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有慎独。——《二程遗书》卷十四

[译文]

《论语》中的一句话:“孔子在河边叹道:逝去的就象这流水呀!日夜不停。”这话从汉代以来,儒者都不懂其中含义。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圣人之心,与天道一样,是纯一的,又是流转不已的。纯一而又流转不已是上天的德行。有了这天德才能谈论王道,这关键只在于要慎独。

4·18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后虽向好事,犹为化物,不得以天下万物为挠己。已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二程遗书》卷六

[译文]

“丧失了自身,是无所有利的。”人不自立,心无主,后来尽管是向好的方面做去,也不是自心作主,而是为物所引,这仍然是人为物所化,这就不免被天下万物挠乱其心。人如自立以后,心有主宰而后应事,自然能了结天下万事。

4·19 闲邪则诚自存,不是外面捉一个诚将来存著。今人外面役役于不善,于不善中寻个善来存着,如此则岂有入善之理?只是闲邪则诚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为诚便存,闲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二程遗书》卷十五

[译文]

外肃容貌内齐心虑,诚自然存于心,不是从外面捉一个诚来存放到心里。今天的人在外面忙忙碌碌地干坏事,却在不善中寻找一个善来存放在心里,这样做哪有走向善的道理呢?只要是防范住了邪念诚也就自然存于心了。所以孟子谈到性善时所说的善都是从人内心发出的。只因为诚已经存守于心了,防范邪念还需要做什么工作呢?也只剩下外面整齐容貌,内心齐一思虑,如此自然就产生了谨敬之心。敬只不过是使思虑专主于一。专主于一,心思就既不向东,也不向西,这样就只是守中;既不向这边去,也不向那边去,这样就只是存于内。如此存心自然天理明。学者应该用“谨敬以使内心正直”来涵养内心。使内心正直根本。

4·20 闲邪则固一矣。然主一则不消言闲邪。有以一为难见,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只是无非僻之干。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二程遗书》卷十五

[译文]

外肃容貌内齐思虑就使思虑更加专一了。如能主于一就不需要再说防邪。有人以为一字玄虚不可捉摸,没法去下工夫,怎么办呢?其实一没有别的意思,只要仪容整齐神情严肃,心就能专一。一不过是没有邪僻之念的干扰而已。这个意思只要涵养得久了,也就自然能明天理。

4·21 有言:未感时,知何所寓?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更怎生寻所寓?只是有操而己。操之之道,“以敬正直内心”也。——《二程遗书》卷十五

[译文]

有人说:没有事相感时,知道心寄寓在哪里呢?程颐说:“守持着它,就存在,舍弃了它,就亡失;出出进进没有一定时候,也不知它去向何处。”又怎么去找它寄寓的地方呢?只是要操持它不使亡失而已。操持心的办法,就是《周易》上说的“敬以直内。”

4·22 学者先务,固在心志。然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去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须坐禅人定。如明鉴在此,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他事更不能入者,事为之主也。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不一则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二程遗书》卷十五

[译文]

学者的当务之事,固然在于守持心志。但有的人说想要摒弃见闻知识思虑,那就成了老庄的“绝圣弃智”。有的人说要摒除心中思虑,担心思虑纷乱使心不能主一,那就得学佛家坐禅入定。好比有一面明镜在这里,万物无所不照,这在明镜是正常的,难道要让它不照吗?人心也是如此,它不能不与万物交感,难道要心不思考吗?要想免除思虑的纷扰,只有使心有主。怎样叫作主呢?不过就是敬,心有主就虚灵,虚灵是说邪念进不来。心无主就实,实就是说物欲一来就会迫使心随物而化。大凡人一心不可二用,用在一件事上,别的事再不能入心的原因,是这一件事成了心的主宰。一件事为心之主,尚且没有思虑纷扰的担忧,如果心主于敬,又哪里会有这样的忧虑呢?所谓的敬,专主于一就叫做敬。所谓的一,心不放逸乱跑就叫做一。学者要涵泳于主一之义,不能主一就三心二意。至于不敢欺妄,不敢怠慢,还有不愧于暗室的,都属于敬的事。

4·23 “舜孳孳为善。”若未接物,如何为善?只是主于敬,便是为善也。以此观之,圣人之道,不是但默而无言。——《二程遗书》卷十五

[译文]

“舜孜孜不倦地作善事。”如果这时(孟子说的鸡鸣而起)还没有与外事相接,他怎么作善事呢?其实只要内心主于敬,就是做善事了。从这点上看,圣人之道,不仅仅是默而无言的。

4·24 问:人之燕居,形体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惧者?昔吕与叔六月中来缑氏,闲居中某窥之,必见其俨然危坐,可谓敦笃矣。学者须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则难久。——《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有人问:人在闲居的时候,身体懒散,但心不怠慢,可以吗?程颐说:哪里有伸着两条腿坐着心却不怠慢的呢?过去吕大临在炎热的六月来到缑氏,闲居中我曾悄悄看他,每次都见他庄重地端端正正地坐着,可称得上是厚实笃诚了。学者应该恭敬,但不能太拘矜了,拘矜了就不能持久。

4·25 思虑虽多,果出于正,亦无害否?曰:旦如在宗庙则主敬,朝廷主庄,军旅主严,此是也。如发不以时,纷然无度,虽正亦邪。——《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问:人的思虑虽然多,如果真是出于正确,也没有什么妨害吗?程颐说:就比方说在宗庙里就应主于敬,在朝廷上就应庄重,在军队中就主于严肃,这些都是对的。如果你的思虑不是适时而发,又纷乱得没有个法度,那么纵然是正确的念头也是邪念。

4·26 问:人心所系著之事果善,夜梦见之,莫不害否?曰:虽是善事,心亦是动。凡事有朕兆入梦者却无害,舍此皆是妄动。人心须要定,使他思时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谁使之?曰:以心使心则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有人问:人心中所系缚的事确实是善事,夜里梦到这些事,莫非没有什么危害吗?程颐说:纵然是善事,也是心动了。凡事有预兆而入梦的没有害处,其它的几种梦都是心思妄动。人心应该安定,要它思考时才思考才是。今天的人却都放任自己的心去乱想。又问:心不由心,心是谁指使呢?程颐:以心来指使心就可以了。人听由心自行去想,就会放逸而失去了。

4·27 先生谓绎曰:吾受气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后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于盛年无损也。绎曰:先生岂以受气之薄,而厚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为深耻。——《二程遗书》卷二十一上

[译文]

程颐对张绎说:我先天禀气很薄,到三十岁上才渐至气血强盛,到四五十岁才完备。今年七十二了,看看我这筋骨,和盛年相比还没有损失。张绎说:先生您莫不是因为先天禀气薄,因而注重养生吗?程颐默然,然后说:我认为不顾身体一味纵欲是大耻。

4·28 谢显道从明道先生于扶沟,一日谓之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颢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二程遗书》卷十二

[译文]

谢良佐跟随程颢在扶沟,有一天程颢对谢良佐说:你们在这里跟着我,只是学了些我的言语,所以你们的学问心口不能相应,不如去实行。谢良佐问怎么做,程颢说:且去静坐吧。程颐每次看见他人静坐,就赞叹这人善学。

4·29 心清时少,乱时常多。其清时视明听聪,四体不待羁束而自然恭谨。其乱时反是。如此何也?盖用心未熟,客虑多而常心少也,习俗之心未去,而实心未完也。人又要得刚,太柔则入于不立。亦有人主无喜怒者,则又要得刚,刚则守定不回,进道勇敢。载则比他人自是勇处多。——张载《横渠语录》

[译文]

人心清的时候少,乱的时候多。人在心清时耳聪目明,四肢不需要约束就自然谨恭。心乱的时候恰好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涵养其心还不纯熟,纷纷乱乱的杂念多而恒常之心少,习俗之心没能除去,义理之心未能完备。人又需要刚强,太柔弱就过于站不住脚。也有人主张无喜无怒,这样人需要刚强,刚了就能坚定不移,精进于道时就勇猛敢为。我张载比别人就是勇猛的时候多。

4·30 定然后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为止,止乃光明。故《大学》定而至于能虑,人心多则无由光明。——张载《易说》

[译文]

定止以后才会有光明。如果常常移动不定,哪来光明?《周易》上大抵把艮卦意思解释为止,止就是光明。所以《大学》里主张要由定而渐渐达到能思考。人心烦杂就不能光明。

4·31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学者必时其动静,则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从学之久,不见进长,正以莫识动静,见他人扰扰,非关己事,而所修亦废。由圣学观之,冥冥悠悠,以是终身,谓之光明可乎?——张载《易说》

[译文]

“动静不失其时,它的道就光明。”学道的人一定要顺应时宜把握自己的动静,他的道才能不被蔽塞而明白。现在的人从师学道很久,不见长进,正是由于不明白动静之机,看见别人忙忙乱乱的,本来与自己无关,自己也跟着动起来,结果自己所进修的道也荒废了。用圣人之学来看这些人,昏昏沉沉,如此虚度一生,说他们光明可以吗?

4·32 敦笃虚静者仁之本。不轻妄则是敦厚也,无所系阂昏塞则是虚静也。此难以顿悟。苟知之,须久于道实体之,方知其味。夫仁亦乎熟而已。

[译文]

敦厚虚静是仁的根本。不轻妄就是敦厚,心灵没有隔阂和蔽塞就是虚静。这一点难以一下子悟解。如果要理解,需要长期对于道有切实的体验,才能体会到其中之味。仁也在于人心存养纯熟而已。

卷五 克己

5·01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动”。噫,吉一而己,动可不慎乎!——周敦颐《通书·乾损益动》

[译文]

周敦颐说:君子勤勉不息以求达到诚的境界,然而必须戒除愤怒,堵塞欲念,迁善改过,而后才能达到诚的境界。乾道的功用善处在此,损卦益卦的大道理也无过于此,圣人的思想深邃呀!《周易·系辞》说:“吉凶悔吝生乎动。”嗳,“吉与凶,悔与恨”中有利的只有一个“吉”字而已,可以不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言行心念吗?

5·02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周敦颐《濂溪集》第九《养心亭说》

[译文]

周敦颐说:“孟子说:‘修养心性没有比寡欲更好的了’。”我则认为修养心性不能停留在寡欲而存守善性的地方。减少欲望以至于没有私欲,到了没有私欲的地方,诚实无欺、真实无妄这些圣贤的品质就能确立了,圣智之光明就能通达天下事理了。诚立是贤,明通是圣。

5·03 伊川先生曰: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夫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中也。颜渊“请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视箴日: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迂;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听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己肆物忏,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厉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二程文集》卷八《四箴》

[译文]

程颐说:颜渊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这四个方面都是人身的功用,都由人内心的支配而与外在事物相互感应,而约束视听言动这些外在行为的又是存养心性的方法。颜渊请求实行孔子这些话,所以他已经接近于圣人。后代学圣人的人,也应该牢记心中而不忘。所以我作了四箴来自我提醒。视箴说:心本是虚灵的,随外物之感应而无形迹。操持的关键,在于立个视的准则。物欲交相蔽塞于眼前,人心就会随物迁移而失其本。制约了外在的目视,作到非礼不视,这样来安定内心。作到克已复礼,久后就能使得心诚。听箴说:人生秉持着天道之常,这来源于人的天性。如果在物欲的引诱下心智随物迁化,就会丧失先天秉持之正。那些卓然的先知先觉的圣人呀,心有主宰有所定止不为物欲引诱而动,我们要防范邪念以存守内心之诚,就该作到不合礼法的话不去听。言箴说:人心中思虑之动,借着言语来表达;语言出口要禁绝轻狂与虚谬的话,内心才能静定而主一。何况言语乃是作人的关键,它能使人和好也能挑动战争。自身的吉凶荣辱,也都由语言招致。轻易出口的话近于荒诞,啰嗦烦琐的话近于虚伪,自己说话放肆了就会冲撞别人,自己说了背理的话就会有人来跟你过不去。不合礼法的话不说,可敬可佩呀先哲的垂训!动箴说:明哲的人能发现事物之几微,在内心思虑刚动时就能存诚。有志之士勉力行事,在做事的时候能守之以正。顺理做事就能安定从容,放任自己的私欲去做就会危险。仓促匆忙中能够念善,战战兢兢地守持着善行,习惯中善的一性养成了,也就同圣贤一样。

5·04 《复》之初九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传曰:陽,君子之道,故复为反善之义。初,复之最先者也,是不远而复也。失而后有复,不失则何复之有?惟失之不远而复,则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颜子无形显之过,无子谓其庶几,乃“无祗悔”也。过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谓不欲逾矩,是有过也。然其明而刚,故一有不善,未尝不知;既知,未尝不遽改,故不至于悔,乃“不远复”也。学问之道无他,惟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也。——《程氏易传·复传》

[译文]

《周易·复卦》的初九爻辞说:“走得不远又返回,没有大的悔恨,大吉。”程颐解释说:《复卦》初九这一陽爻,陽是代表君子之道,所以这复就是返回善道的意思。它是初爻,是陽之复生在最前的,是走得不远就回来了。世上的事必先有失然后有复,不失去哪里有复?只因为失去得不远就回来了,就不至于有悔恨,所以大善而吉也。颜回没有表现成实际行为的过失,孔子说他品德修养已经差不多了,就是“没有大的悔恨”。过错既然还没有形成就改了,会有什么悔恨呢?但既然未能作到不用努力就从容中道,也就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超越规矩,那他还是有过错。但他智明而行刚,所以一有不善,没有不自知的;已经发现,没有不立即改正的,所以不至于有悔恨,也就是“走得不远返回”啊。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知道自己有不善就迅速改正以回到善上来呀。

5·05 《晋》之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历吉,无咎,贞吝。”传曰:人之自治,刚极则守道愈固,进极则迁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则虽伤于厉,而吉且无咎也。严厉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则有功也。虽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道,故于贞正之道为可吝也。——《程氏易传·晋传》

[译文]

《周易·晋卦》上九爻辞说:“这一爻处晋卦的上方,象卦的角而为刚,只有用来讨伐不服的城邑,这是化危厉为吉而至无咎。但严格来说,仍属于羞吝。”程颐解释说:人的自我修治,刚到极点则守道就更加坚固,进到极点向善就更为迅速。象上九这一爻,用这种精神自我修治,虽然伤于过分严厉,但还是无害的。严厉不符安定中和之道,但用于自修则有功效。尽管自修有效,但不是中和之道,严格来说仍是可羞吝的。

5·06 损者,损过而就中,损浮末而就本实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婬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程氏易传·晋传》

[译文]

损卦的意思,是减损去过分的而趋向中正,减损去虚浮的末流而接近原本的实在。天下为害的事,无一不是由于末流的过分。高峻的宫宇,雕饰其墙,居室之奢,本原于遮蔽风雨的房屋;酒池如肉林的奢费,本原于免人饥渴的饮食;婬刑酷虐的残民之政,本原于为收其威的刑罚;穷兵黩武,本原于征讨。大凡人的物质欲望过分者,都本于正常的奉养。其流变离根本远了,就成为毒害。先王制定其根本之制时,本于天理;后人流于虚浮时,就是徇人欲了。损卦的意思,就是减损人欲以恢复天理。

5·07 夫人心正意诚,乃能极中正之道,而充实光辉。若心有所比,以义之不可而决之,虽行于外不失其中正之义,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为光大也。盖人心一有所欲,则离道矣。故《夬》之九五曰:“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程氏易传·夬传》

[译文]

人能做到心正意诚,才能行于至中至正之道,内心德行充实而光辉显扬于外。如果心中与不善者有朋比,只是由于大义不允许而与之决断,那么尽管外在行为不失其中正之义,可以没有妨害,但就其中道说不能算是诚而有光辉的。因为人心一有所欲,就偏离大道了。所以《夬》卦的九五爻辞说:“马齿苋决而又决,中道而行无害。”而《象》辞却说:“虽然中道而行无害,但内心不算光明。”孔老夫子在这里要告诉人的道理深刻呀。

5·08 《节》之九二,不正之节也。以刚中正为节,如惩忿窒欲,损过抑有余是也。不正之节,如啬节于用,懦节于行是也。——《程氏易传·节传》

[译文]

《节卦》的九二爻,是不正之节,不当节制而节制。以刚中正为节,即应当节制而节制的,如制止忿怒,堵塞贪欲,损省过分的,抑制盈余的都是如此。不正之节,如吝啬的节省用度,懦弱的节制行为都是这样。

5·09 人而无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则亦难能也,谓之仁则未可也。此原宪之问,夫子答以知其难,而不知其为仁。此圣人开示之深也。——《程氏易传·论语解》

[译文]

人能做到无好胜、自夸、怨恨、贪心这些毛病,只有仁德的人才能做到。有这些毛病而能制约着自己不去这么做,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但说这就是仁人则不可。这是原宪的提问,孔子回答他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若说是仁人,我不能同意,这可见圣人开示后学的深刻呀。

5·10 明道先生曰:义理与客气常胜,只看消长分数多少,为君子小人之别。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知得客气,消散得渐少,消尽者是大贤。——《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

程颢说:“人身上义理与客气互相争斗常常互有胜负,只看双方消长比例的多少,来区分君子和小人。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能清楚自己身上的客气而加以控制,客气消散得渐渐地少,消尽客气的人是大贤。

5·11 尧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润之物,若将两块玉来相磨,必磨不成,须是得他个粗砺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与小人处,为小人侵陵,则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如此便道理出来。——《二程遗书》卷二上

[译文]

邵雍解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说:玉是温和细润的东西,如果拿两块玉相磨,必然磨不成,需要有一个粗砺的东西,才能磨出玉来。这就好比君子与小人相处,被小人欺凌,就能修治反省自身回避小人,可以震动他的心意,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的能力,预防发生祸患。这样一来,道理也就在君子身上体现出来了。

5·12 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前矣。”后十二年,因见,果知未。——《二程遗书》卷七

[译文]

程颢曾说:打猎,我自认为已经没有这个嗜好了。周敦颐听了说:“你说得多么简单呀!你只是这种意念潜隐着没有暴露出来,有朝一日萌动了,就又和以前一样嗜好了。”此后十二年由于见到打猎的,不觉有喜好之心,方能说明未能断除这种嗜好。

5·13 问:不迁怒,不贰过,何也?《语录》有怒甲不移于乙之说,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则甚易,何待颜子而后能?曰:只被说得粗了,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难,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如舜之诛四凶,怒在四凶,舜何与焉?盖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圣人之心本怒也。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且如怒一人,对那一人说话,能无怒色否?不能怒一人而不怒别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义理。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此莫是甚难。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人见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劳矣。圣人之心如止水。——《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有人问:不迁怒,不贰过,是什么意思呢?先生您的《语录》上有对甲怒不移到乙身上的说法,对吗?程颐说:对的。又问:如果这样的话不迁怒非常容易,哪里非要颜回这样的大贤才能做到呢?程颐说:只是说得粗浅了,诸位便认为容易,这恐怕是最难的了,应该领会颜回因为什么不迁怒。比如舜诛四凶吧,怒的根源在四凶,和舜有什么关系。这是由于这人有可怒的事才对他发怒,圣人心中原本是没有怒的,圣人之心就好比一面明镜,好的事物来了就照见好,恶的东西来了就照见恶,镜子本身哪曾有好和恶呢?世俗的人固然有在家里生了气却到闹市上给人脸色看的。比如因一人发怒,对那一人说话,能没有怒色吗?有能对这一个人发怒而不对别人发怒的人,能够忍到这地步,已经是很懂得义理了。至于说圣人因物之可怒而怒而自心未尝有怒,这恐怕是很难很难的。君子役使外物,以外物之可喜可怒而应之以喜怒,小人被外物役使,其心随外物的感染而喜怒。现在的人看到有可喜可怒的事,自己也用一分喜怒去奉陪,这也太劳累了。圣人之心就象静止的水,万物毕照而自身凝然不动。

5·14 明道先生曰:人之视最先,非礼而视,则所谓开目便错了。次听、次言、次动,有先后之序。人能克己,则心广体胖,仰不愧,俯不作,其乐可知。有息则馁矣。——《二程外书》卷三

[译文]

程颢说:人的视、听、言、动,视在最先。如果非礼而视,那就是所谓的一睁眼就错了。其次是听,其次是言,其次是动,有个先后的顺序。人能除去自己的私欲,就心宽体胖,对上不愧于天,对下不愧于人,其中之乐可想而知。这种乐一停息,人就气馁。

5·15 谢子与伊川先生别一年,往见之,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是工夫?谢曰:也只去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伊川点头,因语在坐同志曰: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二程外书》卷十二

[译文]

谢良佐与程颐分别一年,去见程颐。程颐问:相别一年,学问上下的是什么工夫?谢良佐说:也只是去掉一个矜字。程颐问:为什么如此?回答说:仔细检查起来,一切病根,都在这矜字里。如果能按得住伏得下这矜字,避免了矜带来的罪过,而后学问才有精进。程颐点头,顺势告诉在坐的同学人说:这人为学,能恳切地发问并就眼前的问题思考。

5·16 横渠先生曰:“湛一气之本,攻取气这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绵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张载《正蒙·诚明》

[译文]

张载说:清净纯粹是气的本体,取得外物是气的欲望,口腹对于饮食,鼻舌对于气味和滋味,都是感受外物之性的表现。那些明白大德的人对于外物,不过适足而已,不让过分的嗜欲连累其本善之心。本心是根本,是大端,嗜欲是末端,是细节,他们不会因小害大,不会因末节丧失根本。

5·17 恶不仁,是不善未尝不知。徒好仁而不恶不仁,则习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尽义,徒是未必尽仁。好仁而恶不仁,然后尽仁义之道。——张载《正蒙·中正》

[译文]

厌恶不仁的东西,这就能做到有不善没有不被察觉的,仅仅是爱好仁德而不厌恶不仁,那就不能明察习理的正确与谬误,不能明白行事的当与不当,所以仅仅是善,未尽能完全符合义,仅仅是做正确的事,未必就是完全的仁。爱好仁德而又厌恶不仁然后才能穷尽仁义之道。

5·18 有潜心于道,忽忽焉他虑引去者,此气也。旧习缠绕,未能脱洒,毕竟无益,但乐于旧习耳。古人欲得朋友,与琴瑟简编,常使心在于此。惟圣人知朋友之取益为多,故乐得朋友之来。——张载《论语说》

[译文]

有的人想潜心学道,但心却忽忽悠悠地被闲思杂虑所牵引,原因是心为气所动了。旧的习俗缠绕着你的心,不能够摆脱出来,毕竟是无益的,只是乐于旧习而不能摆脱罢了。古人想要得到朋友,以及琴瑟、书册,常常使自己的心放在这上边。因为圣人知道从朋友那里得益的多,所以乐于有朋友来。

卷六 家道

6·01 “干母之蛊,不可贞。”子之于母,当以柔巽辅导之,使得于义。不顾而致败蛊,则子之罪也。从容将顺,岂无道乎?若伸己刚陽之道,遽然矫拂则伤思,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顺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己。刚陽之臣事柔弱之君,义亦相近。——《二程易传·蛊传》

[译文]

“干母之蛊,不可贞。”儿子对于母亲,应当以柔顺来辅助她,开导她,使她能够合于义理之当然。如果因为儿子不顺柔而致于事情败坏,那是做儿子的罪过。如果从容地顺承着做去,难道没有办法将母亲的事很好地做完吗?如果伸张自己陽刚之道,急切地去矫正母亲之行,忤逆母亲之意,就会伤害母子之恩,害处大了,又怎能让母亲听得进去呢?作儿子的应当做的,在于屈抑自己的心志,柔和温顺地承奉母亲,慢慢使她感悟,最终能够做到身处于正,事情也办好了。刚陽之臣事奉柔弱之君,意思也与此相近。

6·02 《蛊》之九三,以陽处刚而不中,刚之过也,故小有悔。然在《巽》体,不为无顺。顺,事亲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亲也。——《程氏易传·蛊传》

[译文]

《蛊》卦的九三爻,以陽爻处在刚位又不得中和,过分地刚强了也是病,所以有悔。但它在《巽》卦体上,不能算是没有柔顺之意。顺,是事亲的根本。它又居得正位,所以没有大害,但有小病。既然过分地刚,已经算不得善于事亲了。

6·03 人之处家,在骨肉父子之间,大率以情胜礼,以恩夺义,惟刚立之人,则能不以私爱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刚为善。——《程氏易传·家人传》

[译文]

人们与家人相处,在骨肉父子之间,大多以亲情胜于礼法,以恩爱而代替义理,只有刚方卓立之人,能够不因私爱而丢掉正理,所以《家人》卦大都以刚为善。

6·04 问:《行状》云:“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识孝弟何以能尽性至命也?曰;后人便将性命别作一般事说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如洒扫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后来人言性命者,别作一般高远说。故举孝悌,是于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时非无孝弟之人,而不能尽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有人问:您写的《明道先生行状》里,说他“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知道孝弟怎么能尽性至命?程颐回答说:后世的人都把性命当成另一回事说了。性命和孝弟,只是一体的事,尽到了孝弟就能够尽性至命。如弟子洒扫庭院学问应对之职与尽性至命,也是一体的事,没有本末,不分精粗。却被后来谈论性命的人,把性命另外作为一种高超的理论去说了。所以程颢他举出了孝弟,这是就人的切近处来谈论性命。然而现在并非没有孝弟的人,但他们不能尽性至命的原因,是由于只是走着这个路却不明白这个理。

6·05 问:第五伦视其子之疾与视兄子之疾不同,自谓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寝与不安寝,只不起与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爱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问:视己之子与兄之子有间否?曰:圣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犹子也。”又问:天性自有轻重,疑若有间然。曰:只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说,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宾主、朋友之类,亦岂不是天性?只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来故尔。己之子与兄之子所争几何?是同出于者也。只为兄弟异形,故以兄弟为手足。人多以异形故,亲己之子,异于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问:孔子以公冶长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长,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圣人了。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圣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择其相称者为之配;己之子美,必择其才美者为之配。岂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时有先后,皆不可知。以孔子为避嫌,则大不是。如避嫌事,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

有人问:第五伦对待儿子的毛病与对其兄的儿子不一样,他自己说这是私心,该如何看待?程颐说:没有安寝与不能安寝,只是不起与起十次,这就是私心。父子之爱本是公,刚刚有一点着意表现爱的意思,就是私了。又问:人对待自己的孩子和对待兄长的孩子有差别吗?程颐说:圣人立下的规则,说“兄弟之子就如自己的儿子。”又问:从天性说自己的孩子与兄弟的孩子有轻重的不同,似乎应该有差别?程颐说:这只是因为今天的人用私心来看这天性了。孔子说:“父子之间的亲爱,是出于天性。”这只是就孝这一个方面说的,所以说父子属天性,至于君臣、兄弟、宾主、朋友之类,难道不也是天性吗?只因为今天的人用狭隘的眼光看,不推究其原本的由来才成这种看法呀。只是因为兄弟属于不同的形体,所以称兄弟为手足。人多因为形体分开了,亲爱自己的孩子,不同于亲爱兄弟的孩子,这是非常错误的。又问:孔子认为公冶长不如南宫适,所以把兄长的女儿嫁给南宫适,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公冶长,他是为什么呢?程颐说:这也是人们拿自己的私心去看圣人了。凡是人要避嫌,都是由于心虚。圣人自是至公的,哪里还用避嫌?凡嫁女儿各按她的才貌而择配,或许兄长的女儿不太美,一定要选择那些相称的作她的配偶;自己的女儿美,一定选那些才能优秀的作她的配偶,难道还需要避嫌吗?至于说到孔子的事,或许是年龄不相当,或者是时间有先后,都是说不清的。认为孔子是避厚己女薄兄女嫌,那就大错了。象避嫌这样的事,贤者尚且不做,何况圣人呢?

6·06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爱。且如闾阎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体,重于己之体也。至于犬马亦然,待父母之犬马,必异乎己之犬马也。独爱父母之子,却轻于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敌。举世皆如此,惑之甚矣。——《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

[译文]

今天的人多不懂得兄弟之爱。比如寒室小民,得到一点吃的一定先给父母吃,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之口比自己的口重要。得到一件衣服一定先给父母穿,为什么呢?因为父母的身体比自己的身体重要。以至于对待犬马也是这样,对待父母的犬马,一定比对待自己的犬马要好。单单爱父母的孩子,却轻于爱自己的孩子,严重的至于视作仇敌。天下人都是这样,真是太糊涂了。

6·07 买乳婢,多不得己。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杀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备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则不为害,又不为己子杀人之子,但有所费。若不幸致误其子,害孰大焉!——《二程外书》卷十

[译文]

买乳婢,多是出于不得已。有的人生了孩子不能自己哺乳,一定得让他人代养。但是为了养自己的孩子而害了人家的孩子,不合道义。确实出于不得已,可以用两个乳母哺养三个孩子,这样又足以防备其他的意外,即或其中一个乳母病得要死,也没有妨害,又不至为了自己的孩子害了人家的孩子,只是花费多些。如果不幸而至于伤害了人家的孩子,这与花费多相比,哪种害处更大呢?

6·08 先公太中讳珦,字伯温。前后五得任子,以均诸父子孙。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钱,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面之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时小官禄薄,克己为义,人以为难。公慈怒而刚断,平居与幼贱处,惟恐有伤其意。至于犯义理,则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无日不察其饥饱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谨称,与先公相待如宾客,先公赖其内助,礼敬尤至,而夫人谦顺自牧,虽小事未尝专,必禀而后行。仁恕宽厚,抚爱诸庶,不异己出。从叔幼孤,夫人存视,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严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视小臧获如儿女,诸子或加呵责,必戒之曰:“贵贱虽殊,人则一也。汝如是大时,能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为之宽解,唯诸儿有过,则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爱可谓至矣,然于教之之道,不少假也。才数岁,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惊啼,夫人示尝不呵责曰:“汝若安徐,宁至踣乎!”饮食常置之坐侧。尝食絮羹,皆叱止这,曰:“幼求称欲,长当何如?”虽使令辈,不得以恶言骂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与人争忿,虽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或欲延客,则喜而为之具。夫人七八岁时诵古诗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烛。”自是日暮则不复出房阁。既长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则深以为非。——《二程文集》卷八

[译文]

程颐说:我的先父太中大夫名叫程珦,字伯温。他前后五次得到朝廷给儿子官职的待遇,都分给了我伯父叔父的子孙们了。送嫁我伯父叔父们留下的孤女,一定尽自己的力量置妆。他拿到的俸钱,要分给亲戚中贫穷的。他的伯母刘氏寡居,他奉养她很周全。她女儿的丈夫死了,先父把这位堂姐接回家,教养堂姐的孩子,和自己子侄们一样。不久这位堂姐的女儿又守了寡,先父怕他堂姐悲哀思念,又把这位外甥女接回来重又嫁了人。当时他官小禄薄,能够克己行义,人都认为难能可贵。先父不仅宽厚仁慈,并且也能刚决果断,平时与晚辈或贫贱者相处,生怕不慎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至于谁做了有违义理的事,则不予宽容。身边使唤的人,每天都要关怀他们的饥饱寒温。娶侯氏。侯夫人事奉公婆以谨孝著称,与先父相敬如宾,先父依靠她的内助,对她礼敬就更周备,但侯夫人她却能以谦顺要求自己,即使是小事也不曾自作主张,一定告诉先父后才做。她仁恕宽厚,抚爱庶子,和自己亲生的一样。我的堂叔幼孤,夫人存养看顾,常与自己的孩子一样。她治家有法,不严厉却整肃。不喜欢责打奴婢。对待小奴婢就象儿女一样,孩子们谁要呵斥小奴婢,她一定要告诫说:“人的贵贱虽然不同,但同样都是人。你象这么大的时候,能做这样的事吗?”先父有什么事发怒,她一定要劝解,只有儿子们有了过错,则不自护,她常常说:“孩子之所以不成器,是由于作母亲的隐瞒他们的过错,使父亲不了解呀。”夫人有六个儿子,但存活的只有两人,她对仅存的儿子的爱可以说无以复加了,但她在教子方面,一点也不宽容。刚刚几岁,走路有时还会跌倒,家下人前去抱扶,恐怕孩子受惊啼哭,夫人她总是呵责说:“你要是安安稳稳慢走,哪至于跌倒!”吃饭时常让孩子坐在自己身边。如果挑食或把汤味调浓,都会被斥责阻止,说:“小时候就追求满足口腹之欲,长大了该怎么样!”即使是使唤的人,也不许以恶语辱骂他们。所以我们兄弟一生对于饮食衣服没有什么挑剔,不会恶语骂人,这并非出于天性,是母亲教育成的。孩子和人争吵,即使孩子有理她也不替孩子说话,她说:“担心的是孩子长大不能屈己,不用担心他们不能伸张。”等到孩子稍大一点,常常让跟好的老师学习。即使在贫困中,有时孩子想请客,她就高高兴兴地替孩子准备。夫人七八岁时读古诗,有两句说:“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烛。”从此以后一到日暮就不再出闺房。长大以后喜爱文学,但不写文章,看到社会上妇女以文章或书法传示于人的,就深以为不然。

6·09 舜之事亲有不悦者,为父顽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情,其爱恶略无害理,姑必顺之。亲之故旧,所喜者当力招致,以悦其心。凡于父母宾客之奉,必极力营办,亦不计家之有无,然为养又须使不知其勉强劳苦,苟使见其为而不易,则亦不安矣。——张载《礼记说》

[译文]

舜之事奉父母备至而父母尚有不悦的原因,是父亲瞑顽母亲多恶,不近人情。如果父母是中等性情的人,他们的好恶只要大略不害义理,姑且去顺从他。父母的老亲旧友中,他们相好的人应该尽力招来,以娱悦父母之心。大凡对父母的宾客的供奉,一定要极力营办,又不计较家中有无,但这种奉养又要使父母不知道你办得勉强和劳苦,如果让他们看到儿子操办得不容易,那么他心中也会不安。

6·10 《斯干》诗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学。犹,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见报则辍,故恩不能终。不要相学。己施之而已。——张载《诗说》

[译文]

《斯干》诗说:“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这说的是兄弟应该相好,不要仿效对方不友好的行为。犹,似的意思。人情大抵怕的是我以好对他,他不以好报我,于是就断绝对他的友好,所以恩情不能保持始终。不要相学,自己只管付出自己的友爱就是了。

6·11 “人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尝深思此言,诚是。不从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盖至亲至近,莫甚于此,故须从此始。——张载《诗说》

[译文]

孔子说:“人不研究《周南》、《召南》,那就会象正面对着墙站着吧。”我曾深思这话的含义,说得确实对。不从这里做去,深感许多事阻隔着,向前许多事都推行不了。因为对人至亲至近的,没有超过《周南》、《召南》中讲的修身治家了,所以应该从这里开始去。

6·12 婢仆始至者,本怀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谨则加谨,慢则弃其本心,便习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则德日进,入乱朝则德日退,只观在上者有可学无可学尔。——张载《横渠语录》

[译文]

婢仆初到主家,本怀勤勉谨敬之心。如果所到之家主人提醒指点得更加谨严他就会越加勤谨,如果主人放纵他使他慢懈他就会丢弃初来时的本心,时间长了就养成怠惰之性。出仕做官的人也是如此,进入治朝德行就日益进,进入乱朝德行就日益隐退,就看在上的人有没有可学之处了。

卷七 出处

7·01 伊川先生曰:贤者在下,岂可自进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之心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程氏易传·蒙传》

[译文]

程颐说:贤者处在下位,怎能自我献身以求于国君呢?如果自己去求他,必无让他信任重用的道理。古人之所以非要等到国君致敬尽礼后才去辅佐他,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因为国君如果没有这样的尊德乐道之心,就不足与其一道有所作为。

7·02 君子之需时也,安静自守。志虽有须,而恬然若将终身焉,乃能用常也。虽不进而志动者,不能安其常也。——《程氏易传·需传》

[译文]

君子等待时机时,一定安静自守。心志上虽然在等待时机以有所作为,但心情平淡象是要永远自守下去,这样才能不失其常。虽然没去进身但心志在动的人,不能安于平常。

7·03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传曰:人相亲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则有悔咎。故必推原占决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贞,则无咎。元谓有君长之道,永谓可以常久,贞谓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从上,必求此三者。——《程氏易传·比传》

[译文]

《比卦》卦辞说:“比:吉,推究一下原占的结果,如果具备元、永、贞三者,去亲近就不会有灾祸。”程颐解释说:人与人相亲相附,一定要讲原则。如果违背原则去亲近,就会有悔恨和灾难。因此一定要推究一下占筮的结果,判断那些可以亲近的人而去亲附,所亲近的具备元、永、贞三德,就没有灾祸。元是说这人具有君长之道,永是说亲近可以长久,贞是说得行正道。在上位的人使在下的人亲近自己,一定要有元、永、贞三德;在下的人去跟随在上的人,一定要求在上的人具备元、永、贞三德。

7·04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传曰:夫人不能自安于贫贱之素,则其进也,乃贪躁而动,故往则有咎。贤者则安履其素,其处也乐,其进也将有为也。故得其进,则有为而无不善。若欲贵之心与行道之心交战于中,岂能安履其素乎?——《程氏易传·履传》

[译文]

《履卦》的初九爻辞说:“素履往,无咎。”程颐解释说:人如果不能安于贫贱,那么他的进身,就是贪心浮躁而动,所以前往就有灾祸。贤者则安于现状,他处在贫贱时安乐,他的进身做官是想有所作为。所以贤人能够进身,就有作为而无恶行。如果他想要显贵之心与行道之心在胸中交战,又怎能够安于他的现状?

7·05 大人于否之时,守其正节,不杂乱于小人之群类,身虽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程氏易传·否传》

[译文]

大人在否而不通的时候,坚守其节操,不混杂在小人的群类中,身虽不达而道却亨通,因此《否》卦六二爻辞说:“大人否,亨。”用违反正道的手段而使身显达,那就是“道否”了。

7·06 人之所随,得正则远邪,从非则失是,无两从之理。《随》之六二,系于初则失五矣,故《象》曰:“弗兼与也。”所以戒人从正道专一也。——《程氏易传·随传》

[译文]

人选择伴侣,得到正人就会远离邪人,跟从错误就会失去正确,没有两从的道理。《随》卦的六二爻,如果系身于初爻就失去五爻了,所以其《象》辞说:“不可能两者兼得。”这话就是告诫人从正道要专一。

7·07 君子所贵,世俗所羞;世俗所贵,君子所贱。故曰:“贲其趾,舍车而徒。”——《程氏易传·贲传》

[译文]

君子所重现的,世俗却认为羞耻;世俗所重视的,君子却轻视它。所以《贲卦》的初九爻辞说:“文饰他的脚,丢弃车子徒步走。”

7·08 《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传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其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象》所谓“志可则”者,进退合道者也。——《程氏易传·蛊传》

[译文]

《蛊》卦的上九爻辞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象》辞说:“不事王侯,其志趣可作法则。”程颐解释说:士人的自求高尚,也不是一种情况:有怀抱其道德,而不合于时,暂以高洁自守的;有知止知足,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的;有量己之能不足,度己之分不高,自安于贫贱而不求显达的;有高风亮节以自守,不屑于为天下事,独善其身的。他们处身虽有得有失,所见有大有小的不同,但都属于自我高尚其志的人。《象》辞讲的“志可则”,就是指他们进退都合于道啊。

7·09 遯者陰之始长,君子知微,故当深戒。而圣人之意示便遽已也,故有“与时行,小利贞”之教。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苟得为之,孔、孟之所屑为也,王允、谢安之于汉晋是也。——《程氏易传·遯传》

[译文]

遯传是陰气初长的时候,君子明察秋毫,知小人之道已长,所以应该引以为戒。但圣人之意并不马上停止他的作为,所以有“把握时机行动,利于小而贞”的教导。圣贤对于天下之势,尽管知道大道将废,但他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呢?一定区区致力于未到大坏之时,强扶陽气君子之道之衰,设置阻力抑制陰气小人之道的发展,以图天下暂时安定。如果能够做,孔子、孟子都肯去做,王允之在汉末、谢安之在晋世就是这样啊。

7·10 《明夷》初九,事未显而处甚微,非见几之明不能也,如是则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见怪而迟疑其行也。若俟众人尽识,则伤已及而不能去已。——《程氏易传·明夷传》

[译文]

《明夷》卦的初九爻,小人伤害君子之事还没有形成实际行动而处在刚刚萌芽状态,如果没有君子见微知著的明智是无法察觉的。此时君子远祸而去,这样世俗之人怎能不感到不可理解呢?但是君子不因为世俗之人觉得奇怪就犹豫而不行动。如果等到普通人都理解的时候,那么伤害已经降临想躲也躲不了了。

7·11 《晋》之初六在下而始进,岂遽能深见信于上?苟上未见信。则当安中自守,雍容宽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则悻悻以伤于义矣,故曰:“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然圣人又恐后之人不达宽裕之义,居位者废职失守以为裕,故特云初六裕无咎者,始进未受命当职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职,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时,亦容有为之兆者。——《程氏易传·晋传》

[译文]

《晋》卦的初六爻位居最下,比喻人刚开始进身,怎么能一下子就被在上者所深信呢?如果在上的人还不信任你,就应当安定你的心而自守,表现在雍容宽裕,不要急于求得在上者的信任。如果你想求得信任的心迫切,不是匆匆地失去你的操守,就是因愤恨而伤于义理,所以初六的爻辞说:“要求进,遭受挫折,但坚守纯正就吉,不能取信于人,从容坦然就无祸。”但是圣人又担心后人不理解宽裕的含义,担心那些居有官位的人也废弃职守去追求宽裕不迫,所以在《象》辞中又着意指出初六说的“裕无咎”,是就开始进身还没有接受任命担当职责的人说的。如果你有了官职,不能取信于上就会失其职,一天也熬不过去的。但事情不可一概而论,并非始进身都必须宽裕不迫,或迟或速,只看时宜,也或许有速进的预兆,所重视的是明察几微而识变通。

7·12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离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终睽之理。故贤者顺理而安行,智者知几而固守。——《程氏易传·睽传》

[译文]

不正当的汇合,没有能持久不分的;以正道汇合,则自无分离之理。所以贤达的人顺其理之自然而安行无事,聪明的人知其几之必然而固守不惑。

7·13 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苟不知命,则恐惧于险难,陨获于穷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为善之志乎?——《程氏易传·困传》

[译文]

君子面临穷困的时候,尽力去避免仍然不能免于穷困,那是命中注定了。但君子在逆境中还是应该推究天命以实现其志向。明白了天命之当然,那么任何困难险阻与祸患都不能动摇其心志,只知道去实践自己的道义罢了。如果不明天命,就会在困难面前退缩,就会在窘迫面前灰心,失去了自己的节操,又怎么能实现为善的志向呢?

7·14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见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见用,以不得行为忧恻也。盖刚而不中,故切于施为,异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者矣。——《程氏易传·井传》

[译文]

《井》卦的九三爻,水澄清了人们却不饮用,比喻人有才智却不被任用,因为自己不得行于时而悲伤。这一爻刚而不得中,所以急切地要有所作为,也就不同于孔子说的“你用我我就去实行,你不用我我就退隐而去”的话。

7·15 《革》之六二,中正则无偏蔽,文明则尽事理,应上则得权势,体顺则无违悖,时可矣,位得矣,才足矣,处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当进行其道,则吉而无咎也。不进则失可为之时,为有咎也。——《程氏易传·革传》

[译文]

《革》卦的六二爻,处于中正则无所偏蔽,文明则穷尽事理,与上相应则得到权位,爻体柔顺则没有相违背的东西。时机正好,权位也有,才德又足,所以说它处在革卦最好的位置。但一定要等待上下都信从了才能变革,所以说“祭祀的日子才举行变革。”象六二爻这样的才德,应该积极求进以推行其道,这样方才吉利而无祸害。如果不去进取而失去大有作为的时机,那就是错误了。

7·16 鼎之有实,乃人之有才业也,慎所趋向。不慎所往,则亦陷于非义,故曰:“鼎有实,慎所之也。”——《程氏易传·鼎传》

[译文]

鼎中装有实物,比喻人有才业,虽然可贵,但应该谨慎决定自己的去向。不慎重决定自己所趋所从,也会陷入不义,所以《鼎》卦九二之《象》辞说:“鼎中盛有实物,慎重选择去向。”

7·17 士之处高位,则有拯而无随;在下位,则有当拯,有当随,有拯之不得而后随。——《程氏易传·艮传》

[译文]

士处在高的位置上,对于属下的错误,只有挽救而不能追随;处在低的地位上,对于上司的错误,有应该挽救的,有应该随从的,有救而不成而后随从的。

7·18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止而安。若当行而止,当速而久,或过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逾分非据乎?——《程氏易传·艮传》

[译文]

“君子的思维不超过他的位置。”位就是指所处的分限。一切事物都有自己应处的处所,能处于自己应处的处所就静止而安定。人的行事,如果该向前进取你却退缩,该快速你却缓慢,或过之或不及,都是超越了应处的位置,何况超出分限而据于不应据之处呢?

7·19 人之止难于久终,故节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终,事或废于久,人之所患同也。《艮》之上九,敦厚于终,业道之至善也。故曰:“郭艮,吉。”——《程氏易传·艮传》

[译文]

人最难的是坚持到长久、坚持到最后,因此有的人晚年变节,有的人最后失去操守,事情有时在做了很久后又废弃了,这种毛病人所共有。《艮》卦的上九爻,敦实谨厚到最终,达到了止道最完善的境界。所以说:“敦厚到终止,吉利。”

7· 20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变也。”传曰:当信之始,志未有所从,而虞度所信,则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从,则是变动,虞之不得其正矣。——《程氏易传·中孚传》

[译文]

《中孚》卦的初九爻辞说:“推究得结果吉利。”《象》辞说:“心志还没有改变。”程颐解释说:当选择信任谁的开始时,认识没有受到影响,这时推测要信任的对象,能够准确地推测,所以吉利。心志受到影响,认识就变化了。再去推测就不会有正确的结果了。

卷八 治体

8·01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己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家人离必起自妇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尧所以釐二女于妫汭,舜可禅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故《无妄》次《复》,而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深哉!——周敦颐《通书·家人睽复无妄》

[译文]

周敦颐先生说:治理天下有其根本,那就是治天下者的本身;治理天下有其模范,那就是治天下者的家。这根本一定要端正,端正的办法,诚其心而已;模范一定要善,使其善的方法,使亲人和顺而已。治家难,治天下易,这是因为家人亲而义难胜情,天下疏而公易制私。家人不和必从妇人引起,故以《周易》中《睽》卦紧接《家人》卦后,其《彖辞》并说:“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尧之所以把两个女儿下嫁给舜,是考虑舜是不是可以让我禅让天下给他呢?我要通过两个女儿去试试他。如此是要知道一个人能不能治理天下从他的治家观察,治家如何则观察他一身就可以了。自身端正,说的是他心诚;诚心,就是剔除其不善的念头都返回到心之本善而已。不善的念头,是虚妄欺妄;虚妄欺妄返回到本善之心,就无妄了;无妄,就真诚忠实了。故以《周易》中《无妄》卦紧接《复》卦之后,《无妄》卦的《象辞》还说:“先王以其盛德配对上天,及时孕育着万物。”涵义深刻呀!

8·02 明道先生尝言于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则万世幸甚。——《二程文集》卷一《论王美札子》

[译文]

程颢先生曾对宋神宗说:能得天理之正道,又能尽人伦关系之极致的,是尧舜之道;运用自己私心,而假借仁义之名而仅得仁义之偏的,是春秋五霸们所行的事。王道平直宛如磨刀石,它以人之常情为本,从礼义出发,行王道就象在大路上行走,再没有坎坷;霸者的路却是崎岖的,辗转于曲折的小路中,而最终也无法和他同入于尧舜之道。所以真诚地行王道就成王道,假借着王道的美名而称霸天下就成霸道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只在审察起初一念之微而已,这就是《易》上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最初一念之微不可不审察呀。希望皇上考察古代圣王之言,考察人事之理,理解尧舜之道本具备于自身,然后返身求己而诚其心,推广其道而行于天下,那就是天下万世的幸福呀。

8·03 伊川先生曰:当世之务,所尤先者三: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今虽纳嘉谋,陈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听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责任宰辅,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协心,非贤者任职,其能施于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心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工程文集》卷五《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

[译文]

程颐先生说:当世之事,尤其应该率先做好的有三项:第一是立志,第二是责任,第三是求贤。尽管有人献上好的策略,陈述好的计划,如果君主不先立志,他能听从并采用吗?君主想采用,而不责成专任于宰辅大臣,那谁来接受去施行呢?国君大臣齐心协力,没有贤者在下任职,那么能够推广于天下吗?这三项是治国根本,至于具体临事裁决,那只是具体实用。这三者之中,又以立志为根本。立志,就是至诚一心,以实行圣人之道为己任,以圣人之教导为必定可信,以先王之治法为必定可行,不被近世的规则习俗约束,不被众说纷纭所迷惑,而坚定地以使天下达到上古三代之治为目的。

8·04 《比》之九五曰:“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传曰:人君比天下之道,当显明其比道而已。如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泽,是人君亲比天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亲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违道干誉,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狭矣,其能得天下之经乎?王者显明其比道,天下自然来比。来者抚之,固不煦煦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驱,禽之去者从而不追,来者则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其为者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诚,致其才力,乃显其比君之道也。用之与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谀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诚意以待之,亲己与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从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于乡党亲戚,于众人,莫不皆然,“三驱失前禽”之义也。——《程氏易传·比传》

[译文]

《比》卦的九五爻辞说:“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程颐解释说:人君让天下亲近的办法,应该明确显示他亲近之意于天下而已。如以诚意对待外物,以恕己之心恕人,施行仁政,使天下人受其恩泽,这就是人君让天下亲附的办法呀。能这样,天下人谁不亲附于上呢?如果只是显现小仁,违背道义而求虚名,想要让下面的人亲附,那道路也就狭隘了,难道能得到天下人的亲附吗?帝王们充分显示亲附天下之意,天下自然来亲附。来亲附的就安慰他们,本不要故意装出和乐的样子来求得外物的比附,就象田猎中的三面驱兽,禽兽逃去的不去追,自行来的则取之。这是王者功德无量,所以其民心情舒畅,其乐融融而不知所为。不仅人君比附天下之道如此,一般人之相互亲附莫不如此。以臣下对于国君而言,竭尽其忠诚,贡献其才力,乃是显示其亲附君上之道呀。任用或是不用,在君上而已,不可阿谀逢迎,求得君主亲任自己。在朋友之间也是如此,修身诚意以待来者,至于亲附与否,则在于他人,不可花言巧语作出讨好人的姿态,曲从苟合,去求得别人亲附自己,对于乡里亲戚,对于普通的人,全都这样,这就是“三驱失前禽”的含义啊。

8·05 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名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其德,则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

[译文]

古时候,自公卿大夫而下,职位各与其德相称,终身居其职,得其应得之分;职位低而其德高的,国君就会提拔之而进于高的职位。士人修习学业,学成了国君就会求其出仕。这都与个人没有关系。农工商人,勤于他的事务,享受他应得的分限。所以人人全都各有其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以统一。后世从庶民士人直至公卿,每天想的是得到尊荣;农工商人,每天想的是能够富贵。亿兆人之心一起追逐名利,天下纷纷,怎么能够统一呢?想要不乱,难呀!

8·06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冯河。”传曰:人情安肆,则政舒缓,而法度废弛,庶事无节。治之之道,必有包荒含秽之量,则其施为宽裕详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则无深远之虑,有暴扰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刚断之君,英烈之辅,不能挺特奋发以革其弊也,故曰:“用冯河。”或疑上云包荒,则是包含宽容,此云“用冯河”,则是奋发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刚果之用,乃圣贤之为也。——《程氏易传·泰传》

[译文]

《泰》卦的九二爻辞说:“包荒,用冯河。”程颐解释说:当太平之世,人情安逸而不加制约,政令也就舒缓,法度抛弃,各种事情也都没有了节制。治理的方法,一定要有包容一切不良现象的度量,在施政时才能既宽厚有余又详明密察,弊病革去,政事治理,这一切做得稳当而不引起动乱,人民也感到很安定。如果没有胸怀宽广的气度,就会有愤恶急于求成之心;缺少深远之谋,就会有急暴纷乱之病。这样原有的深弊未能革去,而眼前的患害已经产生。所以安定而革除弊病,在于有包容之量。自古太平治世,定会慢慢至于衰退,这是由于人们在太平之世习惯于安逸,因循守旧不思作为而造成的。除非有刚果决断的君主,英杰伟烈之辅臣,不能挺起特出奋发而革除其弊,所以说要“用冯河”。有人怀疑上边说:“包荒”,是要包含宽容;这里又说“用冯河,”是要发奋改革。似乎是彼此矛盾的。而不知以包容之量,来推行刚果之措施,才是圣贤的作为。

8·07 凡天下至于一国一家,至于万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间也。无间则合矣。以至天地之生,万物之成,皆合而后能遂。凡未合者皆为间也。若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间,有离贰怨隙者,盖谗邪间于其间也。去其间隔而合之,则无不合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程式易传·噬瞌传》

[译文]

大抵上至天下,下至一国、一家,以至于万事,之所以有不能和谐统一的,都是由于有隔阂。没有了隔阂就能相合了。大自天地,小至万物,都是由于相合才能生成。凡是不能相合的都是隔阂。如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间,有离贰之心、有怨恨不协的,是由于奸佞之人在中间挑唆。消除了间隔使之相合,则彼此之间都会和合融洽了。《噬嗑》卦的道理,对治理天下的作用极大。

8·08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传曰:物有总摄,事有机会。圣人操得其要,则视亿兆之心犹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则戢,故不劳而洽,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刚躁之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若豮支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弄法严峻,则恶自止也。且如止盗,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也。——《程氏易传·大畜传》

[译文]

《大畜》卦的六五爻辞说:“豮豕之牙,吉。”程颐解释说:万物都有个总领处,事务都有一个机关。圣人把握了事物的机要,在他的眼里看亿万人之心就如一心,引导着就向前走,阻止之就停息,所以天下不劳而治,其应用,就如“豮豕之牙”的道理啊。猪,是刚而暴躁的。如果想强行制服它刚利的牙,那么费力辛苦又不能制止住。如果割去它的生殖器,那么利牙虽还在,但其刚躁之性自己就会平静下来。君子取法豮豕之义,明白天下的暴恶不可以暴力制止,就寻察其机枢,把握其机要,塞绝其本源,所以不借助于严刑峻法,则暴恶自动平息。例如消除盗窃,民有私欲之心,见利而动。如果不知义理之教,又为饥寒所迫,即使官府天天施加刑罚诛杀,能挡得住亿万利欲之心吗?圣人则懂得阻止的方法,不重用威刑,而修政令教化,使人人有农桑之业,又都懂得什么叫廉耻,即使封赏他让他去盗窃他也不去。

8·09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传曰:西南,坤方,坤之体广大平易。当天下之难方解,人始离艰苦,不可复以烦苛严急治之,当济以宽大简易,乃其宜也。既解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之道,正纪纲,明法度,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也。自古圣王救难定乱,其始未暇遽为也,既安定,则为可久可继之治。是汉以下,乱既除,则不复有为,姑随时维持而已,故不可能成善治,盖不知“来复”之义也。“有攸往,夙吉。”谓尚有当解之事,则早为之乃吉也。当解而未尽者,不早去,则将复盛。事之复生者,不早为,则将渐大。故“夙则吉”也。——《程氏易传·解传》

[译文]

《周易·解卦》的卦辞说:“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程颐解释说:西南方,是象征大地的坤方,坤体广大平易。当天下大难开始解除之时,人们刚从困苦中解脱出来,不能再用烦政苛法严加治理,应当以宽大简易之政加以调节,这才是正确的。险难解除以后就平安无事了,这就是“无所往”,这时应该修复治平之道,正纪纲,明法度,恢复古代明君的清明政治,这就是“来复”,说的是要回归正理呀。自古圣王救难定乱,刚开始顾不上一下子就去作这恢复治道的工作,安定以后就可以去进行可以长久持续的治理了。汉代以下,乱除以后,就不再有所作为,只是随时维持而已,故不可能成就大治,主要是不理解“来复”之义呀。“有攸往,夙吉。”是说还有应当消除的事,则早一点作了才吉利。应当解除而没有完全解除的,不早一点消去,就会再度发展起来直到强盛。那些重新出现的问题,不早一点解决,就会逐渐积大,所以说“夙则吉”。

8·10 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程氏易传·艮传》

[译文]

有一物就有一物的规则,如作父亲就止于慈,作儿子就止于孝,作人君就止于仁,作臣下就止于敬。以此推及到万物万事,无不各自有其所当止之所。事物能够止于当止之所就安定,不能止于当止之所就混乱。圣人之所以能够顺物之情而使天下治理,不是能为事物制订一个法则,无非是让事物各自止于当止之所罢了。

8·11 兑。说而能贞,是以上顺天理,下应人心,说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违道以干百姓之誉者,苟说之道,违道不顺天,干誉非应人,苟取一时之说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之于心而说服无斁。——《程氏易传·兑传》

[译文]

兑卦。能以正道取悦人,这是上顺天理,下应人心,是至正至善的取悦人的办法。至于那违反正道而去求得百姓称赞自己的,那是苟且取悦之道,它违反正道所以不顺天,它有意求得赞誉所以不应人心,只不过苟且赢得人们一时的欢喜罢了。这不是君子的正道。君子之道,其取悦于万民,好象天地施恩于万物,感动其内心因而悦服而不会厌烦。

8·12 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济之终,不进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乱至矣。盖其道已穷极也。圣人至此奈何?曰:唯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不使至于极也,尧、舜是也,故有终而无乱。——《程氏易传·既济传》

[译文]

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没有一定的道理。济卦到最末一爻,不能前进就停止了,但没有永远的停止,停止后接着衰败就到来了。这是因为治天下之道已经用完了。圣人到这时又能怎么办呢?答案是:只有圣人能够在未到极端之时而能通达其变化,不使之走向穷极,尧、舜就是这样,所以他能使天下有终治而无衰乱。

卷九 制度

9·01 濂溪先生曰:古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流,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婬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致治者,远哉!——周敦颐《通书·乐上》

[译文]

周敦颐先生说:古代圣王制订礼法,修明教化,三纲正,人伦关系各得其位,百姓无不合和,万物全都和顺,于是制作了音乐来宣导八方之气,来顺天下人之惰性。所以那乐声淡而不至忧伤,和而不至随物变迁,入于人耳,感化人心,人心莫不淡泊而和顺。淡泊则私欲之心就平静了,和顺则躁动之心就消释了。优容柔顺平和得中,这是盛大的德性了;天下化于中正,治平就到终点了;这就称作道配天地,是古代圣明的极限了。后世不修礼法,刑政苛烦而混乱,在上的放纵私欲破坏法度,使得下民困苦。他们说古乐不足一听,一代一代都更换新声,而这新声妖婬愁怨,触发人的私欲,增强人的哀怨,使欲盛悲浓达到不能自我节制的地步。所以就出现了残害君上抛弃生父,轻生败伦,无法禁止的情形。唉!音乐这东西古人用以平静人心,今人用来助长私欲;古人用来宣布教化,今人用来助长怨忿。不恢复古礼,不改变今乐,而想走向太平,相差太远了!

9·02 明道先生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及百执事,悉心推访,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师,俾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择其学明德尊者,为太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择士入学,县升之州,州宾兴于太学,太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于朝。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悌,有廉耻礼逊,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二程文集》卷一《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

[译文]

程颢先生在朝廷上说:治理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怎样得贤才?应先给近侍、贤儒及执事百官以礼命,要他们尽心推访,凡有德业充分完备,足可为人师表的,其次有笃志好学、品才兼优的,朝廷要厚礼聘请,州县诚意遣送,把他们集中在京师,让他们从早到晚彼此研究发明正学。他们的学问必定是本于人伦,明于事理。他们教人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修明“孝悌忠信”,人事应酬中的礼乐等等,其用以诱导、激励、浸润、砥砺后学直到成就其德业的方法,都有一个秩序,其关键在于教人择善修身,推而广之至于化成天下,如此从一个普通的人进不已可以迈上成为圣人之道。其中那些学业品行都符合以上要求的就叫做成德。挑选那些材识明达,能够达到善性的人,让他们每天在这里学习,而挑选那些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大儒,作为太学的师长,学问德义次于这些人的,让他们分别去教授天下的各级学校。选择好的士人入学学习,从县学升到州学,州学再荐举到太学,太学集中起这些人来教育,每年都在朝廷上讨论太学中谁贤谁能。凡选士,都须选取品性行为端正,在家教梯,有廉耻知礼让,通明学业,晓达治国之道的人。

9·03 明道先生论十事:一曰师傅,二曰六官,三曰经界,四曰乡党,五曰贡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泽,十曰分数。其言曰: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后世能尽其道则大治,或用其偏则小康。此历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徇名而遂废其实,此则陋儒之见,何足以论治道哉!然倘谓今之人情,皆已异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复于今,趣便目前,不务高远,则亦恐非大有为之论,而未足以济当今之极弊也。——《工程文集》卷一《论十事札子》

[译文]

程颢先生谈论十事:“一师傅,二六官,三经界,四乡党,五贡士,六兵役,七民食,八四民,九山泽,十分数。他说:无论古今,无论治世乱世,凡是治国之道在生养教育人民上行不通时,那么这圣王之法也就应变革了。后世能极尽这因时变易的圣道就可大治,或者仅能用其一偏则小安。这是被历代治国实践检验过而彰明有效的。如果有人只知道局限于古法而不能因时之宜而施行于今天,如果只追求虚名而放弃了精神实质,这是陋儒的见解,不足以去和他讨论治国之道。但如果说今天的人情,已经与古时不同,如果说先王的治迹,已经不可能出现于今世,只追求眼前的便利,而不追求高远的目标,那只怕也不是大有作为的论调,也不能够挽救当今之世的大弊端。

9·04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时,人君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之德义;保,保其身体。”后世作事无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傅德之道,固已疏矣;保身体之法,复无闻焉。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设保傅之官,则此责皆在经筵,欲乞皇帝在宫中言动服食,皆使经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戏,则随事箴规;违持养之方,则应时谏止。——《二程文集》卷六《论经筵第二札子》

[译文]

程颐先生上书说:远古三代之时,国君必有师、傅、保等官在身旁。“师,是开导教训君主的;傅,是辅佐君主之德义的;保,是保护君主身体的。”后世作事不作根本之计,明白追求治平却不知规正君心,懂得规劝君主之过而不知培养其德性,辅佐君主德义的作法,固然已经荒疏不用了;保护国君身体的方法,也没有听人说起过。我认为傅佐君主德义的方法,就在于防止君主耳闻目见非礼之事,约制君主的嗜好不使过度;保护身体的方法,则在于日常生活都要适宜而不过分贪欲,存有畏惧戒慎之心。今天既然不设保、傅之官,则这一职责都落在经筵官身上了,我想要求皇帝在宫中的一言一行,衣服饮食,都让经筵官了解。凡政事方面有不当之言行,就随事箴规;生活方面有违反持身养生之方的,则及时劝阻。

9·05 伊川先生《看详三学条制》云:旧制,公私试补,盖无虚月。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宾、吏师斋,立检察士人行检等法。又云:自元丰后,设利诱之法,增国学解额至五百人,来者奔凑,舍父母之养,忘骨肉之爱,往来道路,旅离他土。人心日偷,士风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余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额窄处,自然士人各安乡土,养其孝爱之心,息其奔趋流浪之志,风俗亦当稍厚。又云:三舍升补之法,皆案文责迹。有司之事,非痒序育材论秀之道。盖朝廷授法,必达乎下。长官守法而不得有为,是以事成于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后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长贰得人则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闲详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闻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长贰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虚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二程文集》卷八

[译文]

程颐先生在《看详三学条制》中说:根据按现行的旧制度,太学生员参加公试和私试以升补,每个月都要考试。学校是以礼义相推让之地,而每一月都让他们去竞争,大大违反教养之道。请改考试为检验考查,发现学得不好的地方,学官召集生员教一教,并且不再排定名次高低。设置尊贤堂,延请天下有道德可作生员榜样的人居之,以及设置待宾斋、吏师斋,建立检查太学中士人品行操守的制度。又说:从元丰年间以来,太学设立了以利益引诱生员的方法,各地解送太学生员的名额由原来的一百人增加到五百人,来的人都奔赴凑集于太学,放弃父母之养,忘记骨肉之爱,在路途上奔波,旅居于他乡,以追名求利,使得人心日益苟且,士风日益衰微。现在打算留一百人。其余四百个名额,分配在解送名额少的州郡,如此士人自然各安居于乡里,培养他们孝爱之心,平静他们奔趋流浪之心,风俗也能渐渐淳厚。又说:三舍升补之法,都是仅依文卷人的实绩。这是官府办事的方法,不符合学校育人选士之道,朝廷授予法令,必然落实到下层。长官守养法令条文而不能有所作为,所以事情在下边做成了,下边的人都能控制上边的人。这就是后世之所以不能治平的原因呀。所以太学生员升补之权,应由太学长官及副职专管。有人说:“这样作,长官副职任用得恰当自然是好了。或许长官副职用了不恰当的人,品行或才识不高,那就不如防范得严密些,还是由下而上推选的办法有规可依。”但不知先王立法,必有恰当的人才能实行,没有听说过为不恰当执法的人立的法制。如果长官及其副职不是恰当的人,不理解教育之道,只是空守着法令条文,真的就能够培育出人才吗?

9·06 《明道先生行状》云:先生为泽州晋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教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度乡材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劝,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至,召父母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心。——《二程文集》卷十一

[译文]

程颐先生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作泽州晋城令时,百姓因事到城中去的,程颢见到他们,一定要用孝悌忠信劝诫他们,让他们知道在家应该怎样对待父亲兄长,出外应该怎样对待上级长辈。估计乡村之间的距离分别组成伍保,让他们有出力服役的事就互相鼓励,有患难就互相援助,奸诈的人就无处藏身。凡是孤独和残废的,要他的亲族和乡里负责,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行路的人从其境内经过,凡有大病小痛都能有所照料。各乡都建有义学,他在闲暇的时候亲自到这些学校去,召来学童的父母来交谈。儿童所读的书,亲自为他们订正断句。老师不称职,就为他们另行配备。挑选择子弟中的优秀者,集合起来加以教育。乡民们组织社团,程颢给他们订立约规制度,以分别善恶,使他们都具备努力上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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