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揭秘真实的民国烟花往事

老照片:揭秘真实的民国烟花往事

谈起民国风尚,是风情、风物,亦是风范、风骨。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维度,既是对传统精华的守护,也是对现代文明的拥抱。但公正回看一段文明和历史,就不能避开它丑恶、黑暗的一面。近代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人员往来频繁,娱乐场所林立。这其中,最丑恶最神秘也最为纸醉金迷的,便是烟花勾栏之地——妓院。为妓者苦,外表潋滟风光,背后腌臜不堪,年华老去多沦落社会底层,埋骨荒野。而今翻开这些泛黄的旧照,看到满纸无痕的泪水与静默的控诉……

二等妓院室内陈设(上图)

中国的娼妓制度衍变至近现代,从组织管理到行业经营都已经具备了一套繁复的规例。依据妓女的容貌、品位、素质和出生地,妓院的房屋建筑、室内装饰、设施配套和生活条件的不同,各地妓院分为若干等级。天津的妓院分为一、二、三、四等以下四个等级。一等妓院为“清音小班”,也有称书寓和别墅的。清时期的侯家后、民国初期的南市和稍后的法租界罗斯福路(今和平路)都有一等妓院。二等妓院通常称为某某班,室内陈设讲究,妓女也年轻貌美,只是才艺与一等略逊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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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天津下三等妓院院落

三等妓院多称作某某堂或某某下处。这里的情况就差得多了,妓女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都有,卖肉为主。四等以下的下等妓院多集中在谦德庄、赵家窑、落马湖、三角地、小道子、地道外一带,这里的妓女大多年老色衰,从以上三等妓院中淘汰下来的“剩妓”,而且多数都患有各种性病和皮肤病。嫖客也多为拉胶皮的、脚行装卸工等下层劳动阶层,所付嫖资也很少,妓院打出的广告多为三毛随便、两角随便之类。这里有歌妓和娼妓两种,宴前娼妓侑酒,歌妓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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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北平中央公园里的日本妓女

此外,天津还有俄国一等、二等妓院多分布在小白楼、英租界43号路(今洛阳道)、特一区福州路(今南昌路)等地。日本妓女多集中在日租界,朝鲜妓女多在日、法租界内。日租界寿街(今兴安路)有一处最有名的日本妓院,名曰:神户院。馆内布置为古代日本风格,装饰、陈设极为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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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时的北平名妓

旧时,人们出于迷信,做任何事情都希望能得到神灵的保佑。娼妓业也称乐户业当然也有自己的供奉,只是由于地域不同,其供奉对象也不尽相同。天津较为普遍的是供奉管仲和白眉神。妓院的供奉也是统治妓女的一种手段,是对妓女的一种精神约束,从而强制妓女俯首帖耳地听从他们的摆布,成为他们的摇钱树。假使妓女违反了行规,除了要受到“进红城”“撇大簪”“跪搓板”“举木棍”等惩治外,还要让她跪在祖师爷面前忏悔,祈求祖师爷的宽恕,并发誓今后绝不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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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光顾妓院的联军士兵

1860年,天津被迫开辟为商埠,并陆续出现被帝国主义侵占的九国租界。他们驱赶中国居民,拆毁茅屋,破坏神庙,树起本国国旗,新建大批房屋、洋楼,修建道路、码头,外国军人、政客、商人及传教士相继拥入,租界的经济很快繁荣起来。新兴起的日本租界和靠近它的西边,由原是“三不管”的荒丘水洼地渐渐形成的南市,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而此时的侯家后,由于运河堵塞,漕运锐减,经济逐渐萧条,因此,一些档次高的妓院纷纷迁至租界地及其附近地区,留下来的妓院只得沦为三等。这是天津娼妓的第一次大迁移。由于租界内娼妓业的畸形繁荣,再加上侯家后、三角地、落马湖等娼妓的集聚区,至清末时,天津的乐户已发展到50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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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班老鸨小李妈

天津著名的女混混儿曹李氏,因与吉林督军孟恩远是同乡,又曾在孟家当过老妈,加之她长得俊俏又精明,中年后,便在天津南市开了个名叫天宝班的妓院。此后她又结识了张作霖、鲍贵卿、王占元、张宗昌等大军阀,为迎合他们的心意,她特地花重金买来了江南苏州、扬州的美女。一时间,军阀、官僚、富商蜂拥而至。张作霖、鲍贵卿、张宗昌先后从班子中领出妓女做了姨太太。张作霖每至天津必来天宝班与曹李氏玩“斗十胡”。这样一来,曹李氏名声大噪,竟成为天津的风云人物,人称“小李妈”。一些趋炎附势者,便奔走于小李妈门下,借她“口角春风”,求得一官半职。就连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也成了她的掌中人物,被她呼来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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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妓院窑主从业执照

1928年以前,天津的娼妓业一直没有自己的组织,乐户及妓女在营业之前均需要向警察厅申请营业执照,有了营业执照即视为合法经营,并向财政部门纳捐上税,从头等到五等均一律执行,由当地辖区巡警负责监督。1928年后,各乐户区域内稍具同业性质,略有系统,特别是萧振瀛任天津市长后,进一步提高了乐户地位,并谕令成立事务所,负责乐户和妓女申请营业执照和缴纳捐税事宜。他还下令废除四、五等乐户、妓女捐,一、二、三等乐户纳乐户捐(俗称门捐),妓女纳妓女捐。所以,娼妓业一直把萧振瀛称为“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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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娼妓制合法化,妓女从业时都要向警察局申请登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开展“推行新生活运动,逐渐取缔公娼制”,采取限制发展的措施,只允许执有日伪时期执照的乐户和妓女到市警察局换证后继续营业,不允许再发展新的乐户和新的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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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月画报》中的名妓潇湘馆妹妹老七玉照

《风月画报》创刊于1933年1月1日,为津门名士叶庸方出资主办,经理为宁波人吴葆甫,主笔是诸暨人魏病侠,1935年由姚惜云接办。姚本是盐商子弟,常年游山玩水,遍历南北名胜,无暇顾及,画报业务全权委托魏病侠主持。在谈到办刊宗旨时,画报有文曰:“本报以风月为前提,并不是导淫倡嫖,那么本报罪过太重了。实则本报的意义乃是寓警于娱,在谈笑之中,无形中可以示以嫖之利害,以及社会上一切黑暗狡诈等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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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出局陪客搓麻将


“出局”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里、饭店、戏园等地去陪酒、打牌、听戏,很像今天舞女的“出台”。出局通常以酒宴为主,妓女一方面要陪客人吃好喝好,还要左右逢源活跃酒桌气氛,必要时更需献上几段才艺表演。总之,要设法帮助客人实现他请客吃饭的目的。嫖客的代价在一至三块之间,不过,也有很多有钱人家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力和身份,会多给妓女些钱。

因妓女大多不是自由身,是不能随随便便出局的。所以,出局前还要有叫局的环节。嫖客需差仆人或酒店的跑堂把局票送到妓院,局票即是在妓女名片上写上嫖客名字,妓女接到局票,立即应召“出局”。因局票实际上就是一张白条,因此,有人又把出局叫作“出条子”。妓女出局必须风雨无阻,不能随便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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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上海的妓女合影,被称为“十美图”

据当年的报载,有一个烟花女子与邻街的小裁缝产生感情,但裁缝穷困潦倒,没钱来妓院与之寻欢。于是二人相约在台基幽会。不料,情事不密,被妓院老鸨跟踪,妓女被抓回来打得体无完肤。后这事被文人写入《三言二拍》,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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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左右江苏、上海的名妓(1)

一般的嫖客对江南服饰,操吴侬软语的江南妓女更为欣赏。故而,一等妓院中多为扬州、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常州一带的妓女。她们多为被拐卖或被收养的女孩子,是老鸨从小培养起来的,谓之“养花”。教她们琴、棋、书、画,吹、打、弹、拉,飞眼吊膀,暗送秋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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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左右江苏、上海的名妓(2)

妓女年龄均在14岁至20岁之间,不但姿色出众,且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可谓肤柔如水,声美如莺,令人神荡魂摇。来这里的嫖客,大多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豪门阔少和帮会首领之流。妓院规矩很大,讲究礼貌排场,要经历到门、进院、升阶、登堂、进轩、坐久、定情等诸多环节,为的就是设立名目多让嫖客掏钱。一等妓院一般不准嫖客住局(即留宿),以“卖艺不卖身”为标榜。因此,嫖客若得以“鸾凤”之欢,非出重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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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月画报》以记叙平津沪三地妓女、舞女、女招待的生活为主

画报初为一周双刊,逢周三、日出版,8开道林纸,共四版。方地山、何海鸣、王伯龙、张聊公、何怪石、刘云若、巢章甫等津城名士都是《风月画报》的撰稿人。主笔魏病侠待人真诚,第一次约请名流撰稿时,他都要双膝跪倒,直至对方答应赐稿。天津沦陷前夕,画报于1937年7月出版了第11卷第10期后停刊。这个“风月”画报也有其闪光之处,它记录了旧中国被压迫、被蹂躏的社会下层妇女的真实生活,揭露了一些上层社会达官贵人在风月场中的丑恶表现,明确地指出:是这个畸形社会逼迫她们走上了这条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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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垂杨村是下等妓院区

当时有一首《妓女悲歌》的唱词,反映了妓女的愁苦心境与悲哀,其词:“皓月当空明亮如白昼,妓女自叹在青楼,斜倚栏杆紧皱眉头,哎咳哟!一阵泪悲秋。金风吹动梧桐树哇,丹桂花飘不能自由,花木凋零冷飕飕,哎咳哟!两眼泪交流。花开花谢年年都有,人过青春何日风流,树老焦梢两鬓白了头,哎咳哟,春不种来秋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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