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年三十看到第一条由军队的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视频，我便知道，作为一名党员、同时又是一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的我该做好准备了。
作为党员应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面对这场战疫，我想我可以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为抗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作为一名有多年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线工作经验的护士，我非常自信可以胜任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工作，因对危重患者的护理工作环境非常熟悉，即使患者发展到危重的状况，也只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不会在心理觉得惧怕。报名参加抗疫工作，是职责、是本分，也是对医院、领导对我培养的回馈。老爸老妈说：“你干了这么多年呼吸重症护理，你不去谁去”。主动请战，实则也有私心，作为一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同时又是一名管理者，面对全新的疾病，如果连真正的患者都没见过，怎么说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依据。另外家中有亲戚在武汉，如我真的可以加入援鄂医疗队，虽然见不到他们的面，但我可以用行动告诉他们，我的心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和他们共克时艰。
初期的工作
虽然早早就从新闻上得知抗疫一线的日常就是穿上防护服若干小时不吃、不喝、不排，然而真实的体验还是比想像的要具挑战性。6小时的工作时长，其负荷还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以早晨9：00上班为例，6：30起床洗漱，7：50出发，将近40分钟的车程。到病区后一行人鱼贯而入，换上防护装备，9：00准时进入“红区”，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同时，安全是核心，团队意识是纲领。不透气的防护服和隔离衣，佩戴超过一小时就会出现压痕的防护口罩和手套、面屏，给大家的视觉、听觉、触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首先要学会在模糊的视线中、双层手套下无触摸手感地进行各项操作，还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然后才能真正驰骋在“主战场”。高风险操作时可能还需要额外的防护用品，憋闷的感觉会再加一成。不出一小时，防护服里面的刷手服已经潮湿。15：00结束工作，待所有队员均脱下防护装备、出医院坐上回城班车至少已近16：00。在医院的近8小时里，有的队员少量进食、水，有的队员则为安全（因吃、喝之前应漱口等），不吃、不喝直至回到驻地。40分钟的回程是闭目养神的最好时间，回到酒店已近17：00，再进行个人清洁工作，全部完成时已是17：30。这个时候喉咙干得张开都有一定困难，胃也已经不止一次的抗议，脂肪君啊这下得感谢你，因为你的存在我10小时不进食倒还没发生过低血糖。
在最初工作的一周里我经历了剧烈头痛、出现过感冒（并不发热）、喉咙不适等多种症状，虽然一再强调不舒服说出来，轮换休息，但还是想尽量克服自身不适，但也害怕万一自己感染了而波及整个团队的工作。后来上班路上听到其他同事说起同样的不太舒服后释然了，自己的问题不是得病了，只是对水土、地域、气候不熟悉，对消毒剂的不适应。有我们的团队真好啊，同事间的沟通、疏解是最好的心理调适，我逐渐克服了初期的各种“疑病症”。
此次抗疫，我和其他7名护士（其中三名参加过抗击非典的一线工作）承担的是感控工作，我们的主战场不在病区，而是在清洁区与污染区中间的通道中，在穿、脱防护设备的环节上，要仔细检查，严格把关，做到万无一失，从而保障队友们的安全。院里要求每一位队员在离开污染区时必须有感控人员接应。
一天上班时对讲机里喊道“呼叫感控老师，一位护士要出污染区，她不舒服”。收到消息我心急如焚，真想为节省时间直接进去接战友，但却在脑海里回放着培训时领导一再强调的防护中的“全或无”效应：一个人感染将危及整个团队，因此无论多紧急，自己的防护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不能打折扣。为避免因自己穿脱防护装备而耽误大家出污染区的时间，并且可以节省一套防护装备，我原本计划协助她脱完防护服，让她自己出缓冲区，我则继续留在污染区等候换班的队员。到达潜在污染区看到她的那一刻，我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和她一起走出缓冲区回到清洁区。脱下防护服，我俩一同进入缓冲区，当她摘下口罩的一瞬间，我再次庆幸我的决定，只见她脸色苍白，嘴唇暗紫，尽管从缓冲区到清洁区只有两道门，不足5米的距离，但这个区域是沟通的盲区，如发生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也为院领导对医疗队感控组的独家设计点赞，它全方位保障了医疗队员的安全。
误打误撞的双重身份
事后我反思，在正常工作程序的情况下，如果我提前一点进入通道等候或许可以更快速地应对上次的事件，会节省换防护服、队员们等候我的时间。如何更科学地安排我的工作时间变成了那一阶段的重点。小伙伴们进污染区、换班时是能够进入污染区的最安全的时间段，可以保证小伙伴们交完班即可被我带出。
2月24日，是难忘的一天，接班的队员们提前10分钟换好防护服准备进入病区时，为及时接下班队员出污染区，我便也随他们进入病区等待（在潜在污染区等待反倒沟通不畅）。队员们各组进行工作交接时，我进入了一间危重患者的房间，结合医生对患者病情的分析、用药和生命体征，我建议护士请示上级医生是否需要调整药物剂量，而就在这时患者出现病情变化，我“被迫”参与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奋战了十多分钟后，患者情况终于稳定了下来。
仿佛被“封印”
“我想吃火锅”，“我想吃冰激凌”，往返医院的路程中或在餐厅取餐时，偶尔会听见队友说笑着各自最馋的美食。不知是初来的紧张、害怕，还是其他原因，平时吃饭极其挑剔、善于想起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我思路似乎被“封印”，并没有想起大北京的什么美食，感觉有绿叶蔬菜、有水果就好。如果老妈见到现在的我一定会很开心，说我吃东西不挑了。而好友说，在武汉你可没法“败”了，估计能省不少钱，不至于“月光”了。小伙伴们闲暇时偶尔谈论一下在此逗留的时长，回北京后要去干什么之类的话题。这些向往似乎也与我无关，随着抗击疫情的数据一天天转好，我只想珍惜在这个临时团队中工作的每一天。
由于很多人是紧急通知出发，自备的生活必需品有限。开始工作、生活后才逐渐意识到物质的短缺。网购已基本没有，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变通，就地取材地改造。在这个集体中有多幸福，就在这个时期充分得到了体现。院领导、院工会、护理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领导，尽全力了解我们的需求，“想什么来什么”，而且很多事情都想到了我们前面，食物、生活必须品，包括室内运动的小器材等，真正做到了让我们安心工作，快乐生活。
英雄的武汉 感恩的武汉
从小到大多次短居武汉的我，尝过武汉的美食，逛过热闹的商场，登上过黄鹤楼，也经历过这个华中中心城市的繁华以及标志性的高峰时段拥堵。如今在晚7：00拥有1400万人口的武汉市中心的马路上，100米之内看不到一辆车。白天、晚上街上都是静悄悄的，只有华灯初上时江对岸的一座座高楼上红色的灯光打出的“白衣卫士”、“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向白衣战士致敬”等字样，才能瞥见未封城时的繁华。走在寂静的路上，让人产生莫名的恐惧和由衷的敬佩。恐惧是对这种寂静的恐惧，而敬佩则是英雄的武汉人选择了在家中为国家的稳定做着贡献。街上看到的最多的身影是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及各社区、网点的工作人员。我们入住的酒店，是在我们到达的当天才接到正式通知，紧急召回在汉的工作人员（未被感染的健康的员工），当天下午即做好了所有准备，为我们这些“接触人群”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偌大的餐厅，工作人员不足正常营业时的三分之一，而实际就餐人员数量却比平时要大好几倍（往常最高峰的时段仅是早餐吧）。200余人的一日三餐+夜宵，可见他们的工作量之大。封城的情况下各类食材必定没有平日的种类齐全，但还是每天千方百计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尽管人员紧缺，却永远精神饱满，有求必应。每当下班回来，酒店门口的工作人员总是面带笑容地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此刻感受到的并不是职业化的礼仪，而是由衷的感谢，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鼓励。电梯里碰到的不似医疗队的人员，闲聊时说“我是滞留在武汉的”，滞留二十多天的艰辛未闻提及，却也在由衷地对我们说“你们白衣战士辛苦啊”。江滩公园门口负责登记、测体温的工作人员，每日两餐都是“风餐”，却在我们进出时也对我们说“是医疗队的吧，你们辛苦啊”。如果说我们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的战士，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则是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
作为4万余援鄂医疗队的一份子，我是最普通的一个；能与大家一起坚守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守护生命健康，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长夜渐尽，日光渐现，愿阴霾早一天散去，愿春风早一天敲响抗疫战斗的胜利之门！
撰稿：护理部 齐晓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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