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作為一篇非常典型的政論性歷史著作，被恩格斯稱讚為“天才的著作”。在人類文明中，史學著作可謂卷帙浩繁，但從未有哪一個學派的著作如馬克思的這篇文章一樣獨特，也從沒有哪篇歷史著作具有如此強的方法論意義。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篇文章中，馬克思充分運用了唯物史觀的視角，再現了法國1848年2月到1851年12月那段風雲詭譎的歲月。在分析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脫變的歷史中，馬克思為我們清晰展示了唯物史觀的一些重要觀點。本文主要以《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文本為基礎，挖掘出唯物史觀基本理論的原著依據，從多個角度論述馬克思如何在文中運用唯物史觀分析法。
一、 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受社會歷史條件制約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由於人們的一切歷史活動，都要基於已有的條件、資源、文化習俗等原因，所以才會出現了所謂“召喚亡靈”的行動，借用先輩們的聲望和偉大的歷史事件，來上演 新的“歷史舞臺劇”。如馬克思說的那樣，路德換上了使徒保羅的服裝，克倫威爾和英國人借用了《聖經》的語言和人們的認同感。法國1848 年革命就模仿1789年，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傳統。
人們在社會歷史條件制約下的行動，不是單純的模仿歷史，只是脫不掉歷史的影子罷了。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說道:“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讚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在想象中誇大某一任務，而不是為了迴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新遊蕩。”一切的行動都為現實而服務，為了獲得現實的幫助或精神上的鼓舞，人們不得不重拾先烈的傳統，從而開始一段新的旅程，這裡充分體現出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可超越性。
另外，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革命的理想往往與革命的結果存在不一致性。1848年的二月革命原本是要推翻七月王朝的統治，建立一個由各階級共同參政的共和國(七月王朝的政權則是被金融貴族所壟斷)，經過幾年的反覆折騰，其結果是1851年12月2日狡詐的波拿巴發動了政變，解散了立法國民議會，擊敗了共和派的反抗，逮捕了反對他的議員，進而在一年後正式恢復帝制，稱拿破崙第三。其政變的力量則是他用燒酒和臘腸收買的士兵以及一批流氓無產者。從宏觀方面看，革命的失敗也是由社會歷史條件所制約的，例如: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資產階級內部的相互傾軋，派系林立，這直接導致了議會在面對行政權向立法權逼宮時的節節敗退，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個人私利，不惜犧牲整個階級的利益。再如各階級對勞動無產階級的聯合絞殺，使得 革命的進步性大打折扣;秩序黨和十二月十日會對山嶽黨的排斥，對共和派的打擊都不同程度的玷汙了議會制度和民主原則，使得法蘭西第二共和發生了蛻變。這些都屬於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只是當事人在具體時空下對這一切都渾然不知，只有在整個事件結束以後，我們才能清晰的將其展現出來。因此從這個角度講，革命的理想與結果不一致就是一種必然了，事物是永恆發展的，而這樣的發展必然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總之，二月革命的曲折發展，是由19世紀法國資產階級狀況和社會狀況決定的，儘管有這樣的曲折，但它為新的革命進步準備了歷史條件。
二、 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對政治生活的決定作用
所謂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實際上就是社會存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唯物史觀的兩個基本原則。由於“社會存在”這一概念過於抽象，因此我們可以將其細化為三個方面，即:生產方式、地理環境、人口因素，其中生產方式則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它主要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個方面。以上種種構成了社會存在，它決定著人們的觀念、文化、道德、意識形態甚至是理想信念。與之相類似的一個原則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經濟基礎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其基本構成要素是所有制形式，而上層建築則分為觀念上層建築和政治上層建築，前者是指法律思想、道德、文化、藝術、宗教、哲學等;後者則包括軍隊、警察、監獄、法庭、政黨、國家制度、立法與司法制度等。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上層建築與社會意識之間有很大的交集。
既然人類的政治生活是嚴格受到社會存在、經濟基礎等因素制約的，那麼這種制約關係是如何體現的呢?馬克思通過闡述正統派和奧爾良派的“高尚的”政治信念和“不光彩的”物質利益間的關係，很清晰的解答了這個問題。在 1849 年 5 月以後，秩序黨和波拿巴成功的將共和派排擠出局後，秩序黨搖身一變成了國民議會的主人，要知道在此之前，秩序黨僅僅是波拿巴總統的一個內閣而已。把持國民議會的秩序黨是由兩大利 益集團組成的，一個叫正統派，代表土地貴族的利益，這些人在波旁王朝時期享有高官 厚祿和極高的社會地位，可以說他們就是波旁王朝的化身;另一個則被稱為奧爾良派， 代表大工業家和金融貴族的利益，他們是七月王朝的化身，1830 年推翻波旁王朝的正 是這個階級。可以說國民議會為這兩個利益集團找到了暫時的平衡，使他們得以在波拿巴政變前“共和”執政。
在後來的歷史中，第二共和覆滅了，其重要原因在於秩序黨的分裂，即正統派與奧爾良派分道揚鑣，並且連同其利益集團內部都出現了裂痕。難道純粹是因為 所謂的“道不同不相為謀”嗎?或許有人會說正統派要為百合花而戰，他們有自己的保皇主義。那麼奧爾良派呢?當然是為紫羅蘭而戰!。馬克思的尖銳之處就在於，他給了這些“理想主義者”一記重重的耳光，他指出:“正統王朝不過是地主世襲權力的政 治表現，而七月王朝則不過是資產階級暴發戶篡奪權力的政治表現。所以，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於什麼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生存的物質條件，由於兩種不同的 所有制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間的 競爭。”。可見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許多分歧並不來自政見，而是來自利益，正所謂“利不同不相為謀”。[2]
有意思的是處在該物質生活條件下的人們對於這一點是很難認識到的，就像迷失在叢林裡的人很難看到森林的全貌，他們認為自己的觀念、想法純粹是建立在自己的智慧和經驗之上的，絲毫不在意周圍環境和歷史背景對其產生的影響。部分正統派和奧爾良派單純的以為自己就是在為“舊日的回憶”、高尚的理想、美德與榮耀在奮鬥，完全忽略了背後的利益動因，或者刻意迴避這個問題。為此，馬克思說:“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 馬克思似乎生來就是那些偽君子和“道德家”們的宿敵，他在文中補充了一個例子， 說的是英國的託利黨曾經宣稱自己忠於王權和教會，熱愛舊日的英國憲法，可直到最後的危機關頭，他們才承認自己僅僅是熱衷於地租。
三、 生產方式對社會歷史的影響
前面已經談到，物質利益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而現在要談的生產方式則是更為深刻的決定性因素，它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1851年的法國遇到了一場工商業危機，其情狀正如馬克思說的那樣:“2月底，輸出比1850年減少了一些; 3月，商業衰落，工廠相繼關閉;4月，各工業省的情況好像和二月事變後一樣令人失望;5月，情況還沒有好轉;6月28日，法蘭西銀行還是以存款數量大增和貼現數量大 減表明了生產的停滯;直到10月中旬，情況才逐漸好轉。”不過法國的資產階級似乎並不把所謂的生產方式的問題放在眼裡，尤其是議會外的大工業家和金融貴族們堅持認為這純粹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是議會無休止的與行政權進行鬥爭的惡果，他們只盼望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正如波拿巴說的，“法國現在需要的是安寧!”這句話深深打動了金融貴族的心，直接導致1851年議會外的資產階級對波拿巴的支持。例如英國知名 雜誌《經濟學家》在1851年11月29 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義宣稱:“在歐洲所有的證券交易所中，總統現在已被公認為秩序的衛士。”[3]可見波拿巴在金融貴族眼中是怎樣一個角色。甚至於法國的記者只要稍微抨擊一下波拿巴的野心，都會被資產階級法庭判處鉅額罰款甚至監禁。而問題的根本原因其實不在於政治鬥爭，這只是表象，真正的問題出在經濟上。根據馬克思的分析，造成法國工商業危機的主要原因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 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
馬克思指出:“1849 年和 1850 年是物質繁榮和過度生產程度最高的年度，這種過 度生產的結果直到 1851 年才顯露出來。”由於資本主義這種週期性的過剩危機，加之 1851 年英國世界工業博覽會對生產的刺激，直接導致了法國的經濟問題。同樣，這種 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危機也不僅僅影響了法國，英國也發生了商業恐慌。對於資本 主義的週期性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過詳細的論述，並且在此後的歷史中，這 樣的危機每隔三五十年就會爆發一次，比較典型的事件是 1929 年—1933年的資本主義 經濟大蕭條，這次大蕭條波及全球，並從經濟上直接催生了法西斯主義，是二戰爆發的 重要原因之一。大蕭條中的美國，許多人失業，缺衣少吃，而牛奶廠的廠主卻把大量牛奶倒掉，養豬場的場主則把成群的豬趕往密西西比河淹死。這就是生產過剩的典型案例， 我們並不能單純的用道德來衡量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有其制度原因，可以說一個 好的制度可以引導人們向善，而壞的制度則會逼“好人”做壞事。
(二) 原材料的供應問題導致產業資本循環的斷裂
首先是棉價漲跌不定，其次是法國的生絲產量不足，最後是毛織業的飛速發展導致 羊毛產量跟不上，在羊毛稀缺的情況下，羊毛價格大幅上漲，提高了毛織品的生產成本。“這樣，在上述三個世界性工業部門所需的原料方面，就包含有引起商業停滯的三重原因。”我們知道，產業資本循環如果斷裂，則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有可能爆發經濟危機，而 1851 年法國出現的小小的工業危機還算是幸運的。正是在上述這些生產方面的 問題的作用下，導致了議會外資產階級的恐慌，是他們飢不擇食的選擇了波拿巴，他們 指望波拿巴能帶給他們穩定的環境，以確保交易所的指數不至於使他們心臟病發作，但 他們的侷限性使他們不可能認識到生產方式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波拿巴當然可以毫無顧慮的進行政變、復辟帝制。
四、階級鬥爭角度的歷史觀分析
唯物史觀認為，在階級社會里，“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 階級鬥爭最後的與最激烈的形式則是以推翻 國家政權為目標的暴力革命和武裝鬥爭”。法國在1848年 歐洲革命期間，正是由於異常複雜的階級鬥爭，“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著作中提到，“一切準備了或決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對派、共和派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的小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民主派的工人，再加上大金融資本家——‘七月王朝’本身和‘躍上政治舞臺的農民和小資產者’[4]，側面反映出當時法國的階級狀況非常複雜，階級矛盾和階級衝突十分尖銳。 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影響下，法國1848年革命經 歷了“二月時期;共和國建立時期，或制憲國民議會時期;憲制共和國時期，或立法國民議會時期”[5]及法蘭西第二帝國 建立時期。在這一過程中，每一次時期轉變都伴隨著劇烈的 衝突和激烈的鬥爭。
“二月革命時期可以稱為革命的序幕，第二時期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創立、奠定的時期;六月事變後是在資產階級中的共和派統治和瓦解的歷史;第三時期是立憲共和國或議 會制共和國的存在時期;最終議會制和資產階級的統治的 覆滅，波拿巴獲得勝利，帝制復辟的拙劣可笑的翻版”[6]。這段話提醒我們，研究歷史的時候，不能拋開歷史發展的規律而單獨研究事件。法國在短短四年時間中政權四次更替正是階級鬥爭發展到高潮的結果。在研究階級社會歷史的時候，時刻要抓住階級鬥爭這條主線，再分析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方面的具體表現。尤其是以推翻國家政權為目標的暴力革命和武裝鬥爭，任何一場衝突都不可能是獨立的或 偶然的，“政治是戰爭的母體，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7]。每一次的革命和戰爭都是政治鬥爭到了不可調和時的產物， 而階級鬥爭則是政治鬥爭 最激烈最突出的表現。 從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無產階級革命，從國外的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風暴到國內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每一場革命都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革命的領導者、對象、參與者等都有不同的階級背景。
唯物史觀認為人類自進入階級社會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通過人的活動體現。“階級是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8]。 不同集團間的衝突，從不同程度上調節了生產關係， 阻礙或推動了生產力的向 前發展，成為階級社會前進的直接障礙或直接動力。 因此， 當研究階級社會的歷史時， 由階級鬥爭而產生的矛盾、衝 突、改革都是不能忽視的。
五、人民群眾對歷史的創造作用
唯物史觀主張“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勞動人民在其中居於主體地位， 強調勞動人民在推動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9]。歷史唯物論主張的群眾史觀與歷史唯心論主張的英雄史觀是根本對立的。 而《路易·波拿巴 的霧月十八日》倡導唯物史觀，主要強調人民群眾在階級革 命和歷史發展中的主導作用。
“民主黨人認為他們和全國所有其他階層一起構成了人民，他們維護的都是人民的權利，他們所關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他們只要發一個信號， 人民就會用他的無窮無盡的力量衝向壓迫者”[10]。 這句話強調了人民的力量，指出人民不但創造了社會歷史發展的物質前提和基礎，更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研究歷史事件時，必須首先確定當時廣大勞動人民所持的觀點和立場。 人民創造了社會存 在的物質前提和精神財富， 人民決定了當時歷史發展的方向。 研究歷史實質上是研究人民創造的歷史，必須堅持“人 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基本觀點。
但同時應當看到，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活動受時代、階 級等因素的制約，本身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歷史過程。 路易·波拿巴之所以能夠推翻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統治而復辟 帝制， 除了受到大資產階級支持外，“危險的詭辯家把統一 的人民分成了各個敵對的陣營”[11]， 人民的力量被削弱了， 無法與大資產階級和上層貴族形成對抗， 這時就需要 “英雄”出現領導人民創造歷史。
唯物史觀強調“時勢造英雄”，即“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 要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 樣的人物來”。 恩格斯認為“假如不曾有拿破崙這個人，那麼他的角色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強調法國大革命的時 勢造就了拿破崙這位英雄。 在美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是 如此，美國人民最推崇的總統並非是出身貴族的“國父”華 盛頓，而是平民出身的林肯，因為美國人民認為:“沒有這一 個華盛頓，還會有另一個華盛頓出現”，普通人民大眾才是創造歷史的英雄。
同理，由於1848年法國的歷史條件和局勢，使得平庸而可笑的路易·波拿巴應時勢而生，穩定了法國的局勢和大資產階級在法國的統治，成為當時法國的英雄。“小土地者抱有的‘拿破崙觀念’”及“階級鬥爭的形勢”幫助路易·拿破巴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而1851年12月2日的政變“是波拿巴 對議會的勝利，行政權力對立法權力的勝利，不用詞句掩飾的力量對詞句的力量的勝利”[12]，顯示出了路易·波拿巴藉助時勢建立起了自身的實力。
因此，在研究歷史精英人物時，既要看到當時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看到歷史進程中的客觀需要，又不能反對歷史的偶然性，否認傑出人物對歷史發展過程所起的作用。 但是，偶然性受必然性制約，“時勢造英雄”卻不能“英雄造時勢”,“具有優秀精神品質的是少數人，而決定歷史結局的卻是廣 大群眾”[13]。“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歷史唯物主義 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是分析人民群眾和個人的歷史作用 應持的基本標準，是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在分析歷史人物 方面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六、結語——堅持歷史分析法
馬克思特別注重實踐，每一種理論的提出都來源於他的實踐或是對歷史實踐的種種觀察。同樣，他也樂意將自己的理論放到實踐中進行反覆的驗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 十八日》一文就體現了他對理論的運用和檢驗。對於唯物史觀這樣一個系統性的理論，恩格斯的一句話概括的很到位，他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 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
從馬克思的《波拿巴》這部著作中，我們提煉出的歷史分析法要求我們——在看待歷史事件和人物時，一定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 歷史條件、生產力狀況等因素出發。要尊重歷史事實，如實反映歷史人物與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關係，如實反映歷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也要看到歷史人物的侷限性，不能用現代的眼光過分誇大或貶低前人，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進行評價，同一個歷史人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可能會有不同的歷史作用，有時甚至會有性質相反的作用。
歷史分析法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客觀要求，在對立統一規律中強調了矛盾具有特殊性，這就要求我們在分析問題時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列寧認為這一點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根據實際情況分析問題看待歷史，即使一種科學的態度，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要求。
唯物史觀是指導歷史研究的理論原則， 在具體歷史研究過程中，則應當採用具體的研究方法。《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體現了階級分析法、歷史比較法、逆向考察法、總體和系統性的研究方法、 科學假說與證實法等多種跨史學的和跨學科的方法。 因此，在具體的歷史研究過程中，在堅持唯物史觀這一理論性原則的指導下， 可以將各種研究方法綜合運用。在對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這一歷史過程進行分析時， 馬克思在著作的最後一句預言:“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 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結果，路易·波拿巴黃袍加身二十年後，1969年的巴黎無產階級革命推倒了拿破崙一世的銅像，馬克思寫的第二版序言中提到:“這句話已經實現了。”馬克思運用法則歸納式和科學的演繹方法進行歷史研究， 給其著作帶來了 驚人的洞察力與預見性。
因此，我們在進行歷史研究時，或許可以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採取相應的方法，在闡明歷史事實真相的前提下，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正確發揮歷史的借鑑功用，探索歷史運動的規律，為社會實踐提供指導。 在研究過程中，將科學的社會歷史觀與相應的歷史研究方法相結合， 充分發揮出歷史研究的功能。
參考文獻:
[1]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第三版
[2]齊世榮.世界近代史·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龐卓恆.史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4][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5][德]克勞塞維茨.戰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1
[6][俄]列寧.列寧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用唯物史觀生動描述和精闢分析重大歷史事件的科學典範——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梅榮政
[8] “淺析《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與歷史研究”,劉鵬 曾豔
批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 1 卷，第 593 頁，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 1 卷，第 611 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 1 卷，第 6159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德]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P124
[5] [德]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P126
[6] [德]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P210
[7] [德]克勞塞維茨.戰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1978. P119
[8] [俄]列寧.列寧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P10.
[9]龐卓恆.史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P21
[10] [德]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 出版社，1961.P150
[11] [德]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 出版社，1961.P155
[12] [德]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P214
[13] [俄]列寧.列寧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P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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