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鹤间和幸先生被称为“日本研究秦始皇第一人”。读罢《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时代》（鹤间和幸著，杨振红、单印飞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7月版），感觉“第一人”云云，良非虚誉。自2010年开始，鹤间先生在大学开设“出土资料所见秦始皇时代”“从出土资料解读秦始皇时代”两门课，结合最新出土的材料，重新研读《史记》，竭力探寻秦史的秘密，五年后他的新著《人间·始皇帝》由岩波书店出版——看到这书名，不难推知该书的意旨，即“尝试把秦始皇作为一个‘人’来接近他的真实形象”。
从出生到死亡，秦始皇这一生扑朔迷离，堪称“谜一般的男人”。秦汉史专家李开元教授尝以“秦始皇的秘密”为题，试图借用福尔摩斯那样的侦探手法，“复活被严重误读的秦国历史，还原被历史妖魔化的秦始皇，深度解密秦史失落的真相”。李先生在书中说“看法可以有很多，事实却只有一个”，而对其书最恰切的评价莫过于一位豆瓣书评人说的“事实只有一个，但看法可以很多”。同样是破解谜案，鹤间先生的《始皇帝》一书同样流畅好读，确属深入浅出之作，作者勇于提出新见解，而又严守学术的规范。
在笔者看来，《始皇帝》至少有两个方面（研究手段和写作手法）示来者以轨辙，颇具启发意义。在研究手法上，作者很重视文本“对读”，强调实地考察的作用，还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如卫星图像分析）进行历史考索。这里单说文本细读，对此作者在序言中开门见山：
司马迁把秦始皇描述成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皇帝——而且注定会成为“皇帝”。我们在《史记》中见到的秦始皇形象，是生活在秦始皇死后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塑造的，和秦始皇的真实形象已经有了一定距离。
因此，要想接近秦始皇近五十年生涯的真相，必须对《史记》持谨慎态度。这并不是说要无视《史记》的记载，而是要逐一核实、验证《史记》中有关秦始皇记载的史料根据。……做这项工作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灵活地运用秦始皇时期的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
所谓“对读”，最基本的就是搜寻、关注文本差异，并利用各种方式尽可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书中有不少地方直接端出读史的疑问或路径：“《史记·秦始皇本纪》开篇就明确说，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但是，《史记·吕不韦传》却又说，秦始皇的父亲是东方大商人吕不韦。”（页7）“必须重新思考《史记·河渠书》和《李斯列传》记载的郑国是间谍的说法。”（页44）“如果将《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两者对这一事件（按：指嫪毐之乱）的记载存在着很大矛盾，让人不禁怀疑这一内乱是否真的发生过。”（页47）“我一直关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刺客列传》对此事记载的不同。《秦始皇本纪》依据的是秦国的官方记录，暗杀事件的始末和真相是高度机密，没有记载，只强调暗杀失败了。但《刺客列传》详细记载了荆轲刺秦王的整个过程。”（页62-63）“《史记》关于楚国最后阶段的记述也前后矛盾，但根据出土史料《编年记》，我们可以判断《史记》记载的真伪。”（页73）“《史记》‘本纪’记事采用的是编年体，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但很少精确到月份。……但是，出土行政文书中明确记载年月日的却很多。若能充分利用这些出土史料的话，就可以知道秦始皇二十六年这一统一之年，政治形势是如何以月为单位发生变化的，从中也可以看到《史记》中没有记载的新史实。”（页88）“由于《赵正书》竹简的发现，关于秦始皇之死，我们已不能毫无保留地全面信任《史记》的记载了。”（页169-170）“《秦始皇本纪》记载子婴是秦二世兄长之子，但《李斯列传》又说他是秦始皇的弟弟——《史记》中有一些像这样矛盾的记载。”（216页）
笔者不厌其烦地做“文抄公”，一方面于此不难看出作者的入手点——就《史记》研究来说，这大概难逃“卑之无甚高论”之讥，不过，有心的读者径可以此为线索，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可以表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就历史学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不妄下断语。比如，作者对秦始皇之死所作的推测就是很好的一例。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但仔细查勘秦国的历谱，确证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并没有丙寅之日，《始皇帝》于是转而从“荧惑守心”这一天文现象入手，推测秦始皇不是死于七月，而是死于八月丙寅日（详参第七章“帝王之死”）。而辛德勇教授坚持认为秦始皇死于七月某一日，“丙寅”或为“丙申”的形讹，强调“在没有其他强硬证据之前，无由强改‘七月’为‘八月’”，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对《始皇帝》围绕天文现象所作的文章只字不提，而且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却摆出十分自信的模样，不免使人感到困惑。（《辛德勇读《赵正书》︱一件事 两支笔：胡亥继位的是与非》，澎湃私家历史2018年12月27日）对照之下，《始皇帝》对秦始皇之死这一谜案所作的研究，虽然不可能最终定谳，但终归提供了一种思路，而且出语谨慎——“无论是遗诏的问题，还是前面说过的丙寅日死亡之谜，我们都很难做出判断”；“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为新发现的史料的魅力深深吸引”——既不迷信传世文献（即使是司马迁这样卓越的史家《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也不无视出土材料可能提供的新史实。
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始皇帝》着重区分秦的材料和汉的材料，并尽可能用秦的材料说明秦的历史（此点受到鲁西奇老师谈话的启发），所以书中随处可见对秦简的利用，比如用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考察两任秦王之死（页32-35），用岳麓秦简讲述“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页77-78），用废弃在湖南里耶古井里的秦简展示“统一”这一千秋大业的一些细节（页91-96），等等。当然，这绝不是说作者不采用汉代的史料——实际上也不可能——只是说作者在使用汉代史料时会慎之又慎，所以他才会再三强调要谨慎对待《史记》的记载，在探讨秦始皇的生父时特意指出“东汉时编纂《汉书》的班固甚至用吕不韦的姓称秦始皇为吕政”（页8）；在解析焚书坑儒事件时不忘提示，“把这个事件称作‘阬儒’的，是已将儒学立为王朝统治的汉人，《史记》中写作‘阬术士’”（页145）。尤值注意的是，《始皇帝》还尽可能利用不同类型的史料来解疑释难，比如用东汉时编纂的《九章算术》（作者同时指出西汉初期张家山汉简也有《算数书》，岳麓秦简有《数书》，北大秦简有《算书》，于此自可看出这一史料的渊源）中的一道算题来分析“吕不韦的如意算盘”（页21）；又如，作者以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天文气象杂占》（书中不止一处利用天文气象材料）考察彗星与政治动乱的关系（参阅第三章“嫪毐之乱”）；再如，作者努力搜集汉代画像石，“结果发现各地都有和《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不同的传说”（页63）。这种例子，书中俯拾皆是。
在写作手法上，《始皇帝》也有其特出之处。对于学术写作，陈垣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又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由于笔者阅读的是中译本，我不敢说《始皇帝》百分之百做到了，但无疑在篇章的布局、叙述的节奏、笔墨的浓淡方面都很讲究，值得细细品味。游逸飞先生在《鹤间和幸导读》一文中说：“《始皇帝的遗产》配置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图版，从金缕玉衣到随葬陶俑，从竹木简到画像砖，在在带给读者丰富的视觉飨宴。本文想进一步强调这些文物图版并非简单的插图、文字的附庸，它们是活生生的史料，带有文献未曾留下的历史讯息，必须和文字一样被细腻解读，方能从中得出新鲜的历史认识。”因篇幅所限，《始皇帝》在这方面虽不能媲美《始皇帝的遗产》，但书中的各种图表同样是精心制作的，不可轻易放过。
当然，《始皇帝》个别表述似乎尚可进一步斟酌，比如作者在在期望揭示秦始皇的“凡人”形象，他在序言中说：“相对于‘通过强权实现统一事业’的皇帝形象，一个作为普通人的秦始皇形象也开始浮出水面：他一边进行征服六国的战争，一边却对东方（六国之地）的地域文化心存敬畏。”（页vi-vii）这看似妥帖的表述却让我对“人”这个字产生了好奇心：如果说秦始皇是个普通人，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软弱畏惧这一面才是“普通人”的人性，而征服好胜就是“政治人”的人性，这样一来，“人”被分裂了，不免僵化，无异于行尸走肉。实际上，我们知道，但凡为人，有强大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似乎不能说他运筹帷幄横戈立马就是“秦始皇”，他爱好或敬畏东方六国的文化，就是“凡人”——对东方文化的态度，可能也深藏着始皇帝在政治方面的考量，而不纯粹是他作为“凡人”的灵光乍现；同样的，征服六国的时候，始皇帝就没有作为“普通人”的性情了吗？
最后，编校上有一处白璧微瑕：参考文献部分，“史林挥尘：祈念方诗铭先生学术论文集”（页232），正确的书名其实是《史林挥麈：纪念方诗铭先生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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