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接觸增多,在神祕感逐漸消退後,西方對中國印象有怎樣的改變


隨著接觸增多,在神秘感逐漸消退後,西方對中國印象有怎樣的改變


第二部分

這就是我們馬上要進入的第二個話題:隨著接觸的增多,在神秘感逐漸消退後,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印象有了怎樣的改變?

顯然,靠想象是沒法做研究的,但這並不耽誤西方人從十八世紀開始就試圖系統地瞭解中國。但你可別覺著弄這事的人都不靠譜,因為其中的學術大牛可真不少,比如德國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茨,就是跟牛頓幾乎同時研究出微積分的那個牛人。萊布尼茨對中國的所有了解,都來源於書本資料和一些與傳教士們的通信。首先引起他興趣的是中文,史景遷在書中提到,萊布尼茨在數學上的天賦及對宗教和邏輯的熱誠,是吸引他探索中文系統的原始動力。事實也是這樣,因為萊布尼茨很快又迷上了《易經》,在他看來,《周易》中的八卦可以用他發明的二進制來解釋。萊布尼茨對中國的評價極高,比如他認為相對於中國文明,西方文明不過處在入門階段,連野蠻時期都沒有脫離。但這明顯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畢竟萊布尼茨從未踏上過中國的土地,也沒有接觸過任何一箇中國人,通過由資料和傳言構建起來的想象,當然不可能推導出有價值的觀點和結論。

隨著接觸增多,在神秘感逐漸消退後,西方對中國印象有怎樣的改變


隨著時間的推移,東西交往的逐漸深入,中國的神秘感也越發地減少,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看法也開始發生了轉變。我們現在就以史景遷在書中提到的孟德斯鳩為例,來看看西方人的看法是怎樣發生轉變的。

孟德斯鳩就是那個與盧梭、伏爾泰合稱“法蘭西啟蒙運動三劍客”的牛人。他出生於1689年,年輕時就對中國特別感興趣,所以當得知有一名來自中國的天主教徒到了巴黎時,孟德斯鳩立刻想辦法促成了一次會面。這個中國人叫黃嘉略,是最早幾個進入西方社會的中國天主教徒之一,也是一名文化功底深厚的學者。孟德斯鳩向黃嘉略詢問了關於中國宗教、刑罰、社會風俗等諸多方面的情況。當他發現兩大文明間之間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差異,他不禁發出了“有可能完全瞭解中國人嗎”這樣的疑問。雖然孟德斯鳩已經能夠直接接觸到中國人,但康熙時代的中國在他眼中依然有著戳不穿的神秘感。

但到了晚年,孟德斯鳩提出了一些關於中國的獨立性的看法與觀點,與年輕時大相徑庭。史景遷在書中提到,孟德斯鳩在他的作品《論法的精神》中,駁斥了以往的傳教士對中國做出的正面評價。孟德斯鳩認為中國社會缺乏榮譽感,而這種榮譽感在其他君主制社會里是不可或缺的領導理念。但在中國,由上至下的統治卻是依賴於人們對無限的權力的恐懼。孟德斯鳩還認為,中國社會的道德也並沒有傳教士們認為的那麼好,比如在傳教士們寫給他的信中,就提到過很多中國宮闈內因爭奪皇位而引發的各種謀殺,而這很好地印證了他的觀點。《論法的精神》的成書時間是1748年,中國正處於清朝的乾隆時代,孟德斯鳩從傳教士那裡聽說的宮闈秘聞,並非出自街邊小報,而是來自雍正年間通過政府渠道向全國發行的《大義覺迷錄》。正是因為連宮闈秘聞都不再是秘密,所以在西方世界看來,中國似乎已經沒什麼神秘感了。

隨著接觸增多,在神秘感逐漸消退後,西方對中國印象有怎樣的改變


當然,在提出批判的同時,孟德斯鳩也承認中國社會與歷史的獨特性,並對這種獨特性的形成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是中國的地理和氣候造就了這種獨特性。中國氣候溫和,有利於人口的繁衍,但人口的膨脹隨之會導致饑荒,每當饑荒來臨,盜匪就會大量出現,雖然大多數盜匪會被政府剿滅,但終究會有漏網之魚,影響到朝代的存亡。在孟德斯鳩看來,中國的歷史就這樣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宿命論,不停地輪迴。當孟德斯鳩談到地緣政治時,他認為中國的周邊都是弱國,而且因為強弱懸殊,不會產生有威脅的挑戰,但歐洲各國之間卻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競爭,所以這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國不能如歐洲一樣健康發展的原因之一。

很明顯,孟德斯鳩對中國提出的這些觀點,都是在與歐洲進行比較中得來。史景遷在書中提到,這種以比較性眼光來觀察中國的方式,是西方世界重要的思考模式。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而且在中歐的比較中,對於文化和政治得失的評判,西方學者的研究大多傾向於以歐洲為準繩。但這在很多時候會容易進入誤區,比如在對社會的領導理念上,孟德斯鳩拿近代歐洲的民族國家,對比當時還屬於多民族帝國模式的中國,但這是兩種不同的政體。民族國家宣稱的是民眾的共性,所以要用榮譽感這種類似意識形態的概念來凝聚社會,而現代政治學傳統觀點認為,帝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對統治方式的影響並不是絕對的。

隨著接觸增多,在神秘感逐漸消退後,西方對中國印象有怎樣的改變

孟德斯鳩像

正是因為這種以西方社會為標準的對比式研究,讓西方世界有了種“真理在手,天下我有”的感覺,也因此使中國的形象開始在西方世界急轉直下。比如史景遷在書中提到,在1743年,帶領英國皇家軍艦在廣東靠岸的准將喬治·安生,以西方慣例向清政府提出免繳港口稅和享受領港及補充物資等服務時,遭到了拒絕;而在1793年,馬戛爾尼勳爵代表東印度公司和英王喬治三世造訪中國時,也因為是否可以避免對中國皇帝跪拜的問題,經歷過很多的不愉快。不論是喬治·安生還是馬戛爾尼,都代表了當時在急速擴張中的大英帝國,所以可想而知,當他們在中國遭遇了所謂的不公待遇之後,帶著憤懣和怨氣的講述必然不會有什麼太好聽的話,而喬治·安生和馬戛爾尼的身份地位,讓他們關於中國的言論足以在西方世界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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