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倫，是希臘七賢之一。他不僅是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在雅典推行了改革，很大程度上恢復了公民的權力，打破了貴族的權力壟斷，為雅典民主政治形成奠定了基礎。而他在改革中所呈現的中庸之道，尤其是讓人欽佩。他在詩中寫道“

一，頒佈“解負令”

雅典位於阿提卡地區，是伊奧尼亞人建立的城邦。經歷了漫長的“黑暗時代”，阿提卡的伊奧尼亞人才形成了城邦。城邦形成之初，雅典的社會矛盾十分尖銳。當時的雅典主要有貴族、農民和工商業者三個階層。貴族主要居住在雅典和附近的平原地區，稱為“平原派”；農民主要生活在山區，稱為“山地派”；工商業基層主要居住在沿岸地區，稱為“海岸派”。由於工商業階層中的大多數人是外邦移民，因此他們沒有土地，被稱為“歸化民”。農民和工商業階層屬於平民。

雅典的社會矛盾主要集中在貴族和平民之間。貴族在具有很強的經濟勢力，他們憑藉權勢來欺壓農民。按照規定，每個雅典公民都有一定的土地（除了歸化民之外），這些土地是不能轉讓的。不過實際上，貴族兼併農民的土地是存在的。當農民陷入貧困時，就不得不向貴族借貸，並將土地上的收益作為抵押。當借貸的農民破產後，他的家庭必須將六分之五的產出交付給債主，自己僅剩下了六分之一，因此被稱為“六一漢”。如果是歸化民欠債無法還清，債主可以將他本人和家屬賣為奴隸。當時平民被貴族奴役的現象是十分嚴重的。

所有的窮人都向富人負了債。他們或揹著“六一漢”和“傭工”的名義在自己的田地上勞作……或者以人身抵押債務，被債務押收，有的在阿提卡為奴，有的則被賣於國外。——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

梭倫和貴族的辯論

公元前630年，貴族出生的基倫利用貴族的平民的矛盾發動了暴動，試圖建立僭主統治。他的的政變失敗了，不過也證明了雅典充滿危機，暴動和政變可能隨時發生。為了穩定秩序，貴族在前621年決定讓司法執政官德拉古制定成文法。德拉古法典並沒有維護平民的利益，而是將過去形成的習慣法按照文本的形式頒佈了出來。法典十分野蠻，實行輕罪重刑，被認為“不是墨水寫的，而是血寫的”。其中關於“六一漢”和債務奴隸的規定也出現在法典中。

德拉古的立法並未緩解雅典的矛盾，危機反而越來越嚴重。前594年，梭倫被各階層選舉為了首席執政官，擁有了最高立法權。梭倫是貴族出生的，但卻從事於工商業，在政治上主張中庸之道，他曾說“我以出身貴賤一視同仁的精神制定法律，對每一方都以正義為準”。正是因此，雅典的貴族和平民都支持他。普魯塔克說“富人願意接受他，因為他是富裕的，窮人也願意接受他，因為他是誠實的。”

他改革的第一要務就是頒佈了“解負令”，也就是解除公民的負擔。他廢除了德拉古的立法，也就將“六一漢”和債務奴隸一起廢除了，過去的債務同時也被廢除。過去被賣到外邦的公民，則由城邦贖回。他頒佈了大赦法，為公民恢復了公民權，只有那些犯有人命、兇殺、圖謀僭主的人除外。梭倫還頒佈了“土地最大限度法”，使得土地的無限制兼併得到限制。

二，發展經濟

梭倫認識到，“解負令”只能暫時緩解國內的緊張氣氛，但不能從根本解決債務的問題。如果貧窮始終存在，那麼債務也會始終存在。為了在經濟上保證雅典的安全和繁榮，他從農業和工商業兩個方面去著手。

農業方面，梭倫鼓勵橄欖、葡萄、蔬菜、水果等種植，禁止宰殺耕牛，加強了對水井的管理，整頓灌溉系統。為了防止國內出現災荒，保障糧食安全，梭倫規定除了橄欖油之外，其他的農作物不準出口。他降低糧食的價格，鼓勵糧食進口。這樣可以緩解城市居民的糧食供應困難的問題，還能夠為國內的手工業生產提供原材料。

大英博物館藏品：瓶身畫為古希臘人在收穫橄欖

古風時代的雅典，農業是國內的主導產業。雅典的工商業有一定的發展，但是無法和科林斯、米利都等城邦競爭。為了提高本國手工業產品的競爭力，梭倫頒佈了一些有利於措施。他要求所有的雅典公民都必須從事於某一種職業，元老院會清查每個公民的職業，並並無所事事之人進行了懲罰。他規定“如果一個人沒有叫他的兒子去學習一種行業，那麼就不能強迫兒子贍養自己。”如果外邦人在雅典從事於手手工業，可以被歸化為雅典公民，使得科林斯等城邦的手工業藝人移民到了雅典。這些措施就使得更多的人從事於工商業，手工業的技術也會得到提高。

黑彩陶器

為了打通雅典產品的市場，梭倫實行了幣制改革。雅典過去使用的貨幣屬於“腓冬制”體系，1明那相當於70德拉克馬（1德拉克馬約重4.37克），而當時東地中海地區城邦普遍採用優卑亞幣制，1明那相當於100德拉克馬。梭倫的幣制改革帶來幾個好處：一，可以讓雅典的經濟和愛琴海沿岸各城邦接軌，有利於海外貿易的發展；二，使得雅典的貨幣升值，有利於糧食的進口，保障國內的糧食安全；三，提高了平民償還債務的能力。當時雅典擁有勞立昂的銀礦，因此可以鑄造優質的銀幣。

古希臘優卑亞島西斯底亞仙女頭像銀幣

《古代希臘史》的作者李天祜認為梭倫發展工商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工商業階層服務，體現了梭倫的階級屬性。但是我卻認為不應該以階級屬性來批判梭倫，因為發展工商業是十分符合雅典的國情的。雅典是一個山地多，平地少的地區，不適合農業的發展，只有發展工商業才能富裕起來。同時，發展工商業也帶動了農業的生產，加速了農產品的商品化，給農民也帶來了經濟利益。因此，我認為梭倫的經濟政策也體現了他的中庸之道。

三，政治體制改革

梭倫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頒佈後，雅典國內的形勢趨於穩定，於是開始了政治體制改革。在過去，雅典的國家大權掌握在貴族會議手中，而公民大會則名存實亡。國家最高的9位執政官都是貴族會議選出的。梭倫要實現政治改革，就必須要打破貴族的權力壟斷。

前592年，梭倫成為了“憲政改革官”。他改革的第一個措施是改變官職候選人的資格，將過去的按照血緣或者出身為標準改為按照財產為標準。他將雅典的公民按照財產的多少分為了4個等級。每個等級的權力不同，以義務也不同。在權力方面，第一等級可以擔任國家財政官，第二等級可以擔任九大執政官和其他高級官員；第三等級可以擔任中下層官員；第四等級不能擔任任何官員。在義務方面，等級越高，繳納的稅收越高，前三個等級繳納的稅收比例是6:3:1，第四等級不用交稅。這項改革措施使得工商業階層可以分享了貴族壟斷的權力了。

在政治機構方面，梭倫建立了一些新的機構，分化了貴族會議的權力。當時雅典共有4個部族，梭倫就在每個部落中選出100個前三等級的人組成了四百人議事會。議事會和貴族會議有所不同，貴族會議的成員主要是第一等級參與，而議事會成員更加廣泛，其中工商業者偏多。議事會具有提案權，並且在公民大會閉會期間管理國家事務。議事會和貴族會議有相互牽制的作用，梭倫在詩中說：“

梭倫恢復了公民大會的權力。公民大會代表下層公民的利益，一切成年公民都可以參與。 梭倫恢復了公民大會的選舉權和決策權。它可以選出國家執政官，也可以對其進行了監督。它可以通過和否決四百人議事會的提案。為了增加公民參與公民大會的積極性，梭倫要求一切公民都要參與國家事務，他制定一條法律規定公民在政治派系鬥爭中必須站隊，不能袖手旁觀。只有公民積極參與國家事務，關心自己的政治權力，才能夠讓公民的權力不被剝奪，使得城邦各個機構出現權力制衡的狀態。

公民大會遺址

梭倫組建的另外一個重要的機構是陪審法庭。陪審法庭有6000人，是6位司法執政官從全國公民中抽籤選出的。6000人又分為若干小組。審判案件的時候，每個小組輪流擔任陪審官，並且輪流投票。陪審法庭出現後，逐漸成為了雅典最高的司法機構，它不僅可以審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還可以對失職的執政官進行審訊。

雅典民主發展歷程

經過了梭倫的政治改革後，貴族會議的許多權力都被分化了。過去，它壟斷了立法、司法、財政等大權，如今貴族議會“成為了國家的一般監督者和維護法律的機構”。梭倫的改革限制了貴族的權力，讓工商業者分享了國家的部分權力，讓下層公民恢復了權力。可以說，他的政治改革也富有中庸色彩。這也導致人們對梭倫改革後的政體爭議不清，有人認為是寡頭政治，有人認為是民主政治，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是“混合”的政體。梭倫自己的改革目的達到了。

也因為梭倫秉持中庸之道，使得國內的矛盾能夠暫時的緩和下來。但是雅典的社會矛盾是中庸之道無法解決的。公元前572年，梭倫卸任執政官，並離開了雅典，周遊地中海世界。此後，雅典的國內矛盾重新爆發了出來，三大階層的對立局面重新出現，妥協已經難以解決問題，於是出現了庇西特拉圖和克利斯提尼更加徹底的改革，也可以說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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