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為了太陽，我才來到這個世界
文丨曹可凡
靳尚誼1980年畫黃永玉肖像
有人說，黃永玉這人有才氣，版畫、國畫、油畫、雕塑、漫畫、詩歌、散文、小說，什麼都拿得起來，而且成績斐然，令人歎為觀止。
有人說，黃永玉這人有運氣，平生遇見過許多傑出人物，如弘一法師、沈從文、李可染、張樂平、聶紺弩等。
有人說，黃永玉這人有骨氣，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當某位前清遺老把日寇侵華戰爭和中國人民的奮起反抗比喻為姑嫂吵架，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狗雜種××！”他的那次“國罵”至今為人津津樂道。
有人說，黃永玉這人有俠氣，肯為朋友兩肋插刀，在所不惜，甘心情願做著那些“為善為苦”的苦事。
有人說，黃永玉這人也有點傲氣，我行我素，從不迷信權威，敢於向大師“開炮”。“文革”後，曹禺寫出新作《王昭君》，發表後讚譽不絕。但黃永玉先生卻給曹禺先生寫了封信，毫不客氣地批評道:“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
總之，印象中的黃永玉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不同凡俗的藝術家。
2011年在紹興徐渭故居前寫生，李輝 攝
一、上海，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替代
初識黃永玉先生是在1995年歲末。這是他闊別上海二十多年後，再一次來到這座令他魂牽夢縈的城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永遠喜歡上海，雖然我年輕時代的生活無天不緊張，不艱苦，我仍然懷念它，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替代。”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尋覓青春的印跡，踏訪久違的老友。
在上海，他借居在影星王丹鳳在陝南村的空房裡，每天客人絡繹不絕，“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小小客廳充滿了歡愉和溫馨。我也跟著幾位畫家朋友一起去湊熱鬧，起先大家還都有點拘束，但黃先生的灑脫、豪放和幽默很快消除了我們的緊張感。
老人健談，從佛羅倫薩、巴黎，談到鳳凰、張家界；從達·芬奇、羅丹，談到齊白石、張大千；從莫扎特、普契尼、卡夫卡，談到弘一法師、沈從文……不過，說得最多的還是那些同命運，共患難的亡友。
他左手託著膠木菸斗，深深吸了一口，又慢慢吐出，一縷清煙嫋嫋婷婷，在屋內瀰漫開來，思緒似乎也隨著清煙飄回到過去的歲月。
好大一會兒，才喃喃地說:“樂平(漫畫家)、野夫(木刻家)、西厓(木刻家)這樣的好人都走了。作為朋友，我卻連去醫院看看他們，說幾句話的機會都沒有。我常常責備自己在那個動盪的時候忘記了他們。我不是缺乏勇氣，只是當時自己的事情也攪得亂七八糟而脫不開身。要是他們現在還活著該有多好啊！我可以陪著他們在我意大利的家裡住住，開著車子四處轉轉。這明明是辦得到的，唉！都錯過了。年輕人是時常錯過老人的。”
黃先生說得很動情。這不禁使我聯想起他在畫冊後記中一段感人的話語:“時光太快，令人莫名其妙。我竟然七十歲了。差堪得意，一生從未蹉跎時光；只是漫長的歲月中，情感用得真累。這鐵石心腸的世界，把畫冊獻給誰呢？獻給自己吧！”怕老人過於傷感，大家連忙把話扯開:“還好，我們沒有把你錯過。”
在上海的那些日子裡，黃永玉先生始終被濃濃的友情包圍著。他見到了張樂平夫人馮雛音，見到了作家黃裳和詩人王辛笛，更出乎意料地見到了暌違達半個世紀的摯友殷振家先生。
殷振家先生是一位正直善良、才華橫溢的戲劇導演，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便是他的傑作。然而他卻一生坎坷，晚年妻子又重病纏身，生活窘迫。黃先生得知後，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不停地畫呀畫。然後他把這些畫交到老朋友手上，再三叮囑，要用錢就拿去賣。老人想用這種方式來傳達對朋友的高尚情誼。
臨別前，永玉先生告訴我他在上海親歷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坐出租車，當開車的女司機得知他是畫家時，顯得很興奮，說自己丈夫也很喜歡畫畫，只是工作不太理想，整天起早貪黑，賺那少得可憐的工資勉強維持生活，自然也就無暇再拿起畫筆。於是，她決定辭職，出來開出租車養家餬口，讓丈夫騰出時間畫畫。她說她丈夫很勤奮，也有天分，只要堅持下去，相信他一定會成功的。
永玉先生聽了，感動萬分，回到住所後，立即送了本畫冊給那位女司機，並且要他轉達“一個畫畫的”對“另一個畫畫的”的問候和致意。老人覺得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卻是他上海之行的“額外”收穫，這顯示了一座城市的襟懷和氣質。
“所以，我喜歡上海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微笑著，眉宇間還夾雜著幾分孩童般的淘氣和天真。
2016年5月初黃永玉在宜興畫紫砂壺水滸人物，李輝 攝
二、窗口，人生的一種過渡
1997年初，我去香港拍攝春節電視節目，雖說工作日程排得滿滿的，但還是抽空給永玉先生掛了個電話，原以為他可能已經把我忘了，沒有想到電話那頭傳來那爽朗的笑聲：“哈哈，你來香港了？那來玩啊！”於是，在離港前一天晚上我如約前往永玉先生的家。
由於司機不熟悉道路，走了許多彎路，等到永玉先生家時都快十點鐘了。我連連向先生道歉，可他卻把手一揚:“沒關係，反正我也睡得很晚。不過，茶涼了。”
永玉先生的家位於中環附近的半山，是高級住宅區，寬敞的會客廳有一長排玻璃窗，站在窗前，仰望蒼穹，繁星滿天一輪明月掛在天際；遠處香港、九龍摩天大樓的燈光閃閃爍爍。群星和燈珠銜接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星河哪是燈海。
我被眼前的美景驚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永玉先生見我這副發呆的樣子，笑了:“很美吧，可這樣的窗口要是提早四十年來該有多好啊！我一生經歷過的窗口太多了，每一個窗口就是個里程碑，一個記錄。”接著，先生饒有興致地跟我聊起有關“窗口”的故事。
2000年12月7日，《畫外話》首發，程十髮、黃永玉、賀友直，以及戴敦邦等藝術大師親臨現場
永玉先生告訴我，他的第一個窗口是在家鄉鳳凰的老屋。爺爺房裡有一個帶窗臺有矮欄杆和可以坐臥的大窗，“前面有樹，中間有城牆，遠一點就是山。陽光、雀鳥、老鷹，還有染坊，有個高架掛滿二十多丈布，那些色彩鮮豔的布一條條掛起，很好看。小時候，我常趴在窗口痴痴地看，所以，那個窗口與我的童年是密不可分的。”
說到家鄉，永玉先生永遠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懷。他風趣地把老家比作自己的被窩，他經常要去睡一睡。這被窩裡有自己喜歡的濃重的氣味，別人未必習慣，但自己喜歡。永玉先生就是帶著家鄉獨特的氣息，走向更為廣闊的世界的。
1943年，永玉先生去江西信豐縣民眾教育館工作。他在二樓的房間有一扇很大的窗，對著草地和樹林。當時，先生的女友(也就是現在的妻子、兒童文學家梅溪)也在民眾教育館工作。
永玉先生每天早上都倚在窗口等她上班，一看見女友遠遠走來，就立即吹起法國號以示歡迎。永玉先生後來專門寫過一首長詩記載他人生中第二個永遠難忘的窗口。
第三個窗口是在香港九龍荔枝角九華徑。1948年永玉先生和新婚的妻子一起到達香港，住在一間很窄小的屋子裡，僅容得下一張床和一張小工作臺。小屋有一扇裝鐵欄杆的窗，透過窗子可以看到許多榕樹的樹頂。
他們夫婦倆買了漂亮的印度窗簾來裝扮他們自認為“最值得自豪、最闊氣”的窗子，還給它取了個羅曼蒂克的名字——“破落美麗的天堂”。
五十年代初，在表叔沈從文的召喚下，黃永玉先生帶著全家回到北京，與李可染、董希文、李苦禪、張汀等畫家合住在一個擁擠的大雜院裡。“文革”開始後，便被趕到一個沒有窗的小屋。
但是，生性開朗、幽默的他並沒有為困厄所嚇倒，於是他乾脆畫了一幅二米多長的《窗》，掛在破爛的牆壁上，“窗”外山花爛漫，洋溢著春天的氣息。永玉先生就是用這樣的“窗”來表示他的樂觀、曠達，以及對美好未來的堅定信念。
“只要活著，故事還不會完；窗口雖美，卻永遠總是一種過渡。眼前我們有一長列窗口，長到一口氣也走不完。它白天夜晚都很美，既如過去夢幻般的美，又真實可靠……明天的窗口，誰知道呢。”他說。
三、翡冷翠，溫馨的記憶
黃永玉先生常戲稱自己“狡兔四窟”。四個家:一個在北京，一個在鳳凰，一個在香港，一個在意大利。他雖現在定居香港，但一年中總有幾個月去意大利畫畫、寫作、講學，順便也看看居住在翡冷翠的女兒、女婿。
對於永玉先生來說，意大利是他從小嚮往的地方，因為小時候當教員的媽媽曾對他講，世界上有個偉大的畫家，叫雷奧納多·達·芬奇。
等他晚年來到翡冷翠的芬奇鎮，參觀了達·芬奇故居，心想，這麼偉大的藝術家竟然住在如此樸素的房子裡。“一個偉大的人物，是否必定要在一所偉大和漂亮的房子裡出生？不一定。一個人的偉大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經過奮鬥和磨礪才得來的。”達·芬奇的房子給了他很大的感觸。
《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在翡冷翠，永玉先生喜歡自己租房子住。那是由松林和花樹夾著的一幢三層住宅，房子的左邊是一條古老的小河據說那是翡冷翠的“文化”發祥地。他像當地普通居民一樣，穿上拖鞋、短褲，衣著隨便地四處閒逛，逛到哪裡都可以坐在街角吃東西，和人聊天。
有時，乾脆帶上沉重的畫箱、三腳架、手工牛皮背袋以及板煙鬥、火柴、小刀、照相機等雜物，到處寫生。沒過多久，他就跑遍了大街小巷以及周圍的群山，創作了幾十幅油畫。他覺得能和當地人坐在一起談天，說一些體己的話，畫幾張自己想畫的畫，是一種逍遙的感覺。
黃永玉的翡冷翠橋素描
黃永玉筆下的翡冷翠橋
因為畫畫，永玉先生在翡冷翠還和一些當地人交上了朋友。有段時間，他常在街角的一家修鐘錶的店鋪前畫畫。一天，他正畫得起勁時，店主回來了，永玉先生連忙起身，不好意思地說:“真對不起，把你的店面擋住了。”店主說不用客氣，並示意他坐下繼續作畫。
第二天，永玉先生又來這裡畫畫，兩人還用英語互相攀談。永玉先生覺得他很友善，就遞了張名片給他，並邀請他晚上去家裡吃飯，這下可把那位鐘錶匠嚇了一跳。因為意大利人是絕不會在認識朋友的第二天就請吃飯的。但鐘錶匠還是冒著大雨，如約來到了永玉先生家，手裡還捧著一大束鮮豔欲滴的玫瑰，臉上卻露出一副怯生生的神情。
用飯時，他提出要給妻子打個電話，只聽見他在電話裡說:“沒事，一切平安，飯菜也很好吃。”顯然，當地人對一箇中國老人也還有些防範心理。不過打這以後，他們就開始做朋友，享受純真的友情。
黃永玉坐在意大利人家的臺階上，抽口菸斗，歇息一下
四、萬荷堂，一張剛完成的立體大畫
1998年春，有愛造房子“壞習慣”的永玉先生突發奇想，僅僅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就在北京郊區一片果園中設計建造了一座由青石、灰磚和原木構成的“萬荷堂”。
有人說:“你都七十多了，還能活幾年，何苦費那麼大勁去造房子？”永玉先生反譏道:“這算什麼話，造房子和畫畫其實是一回事，前者只不過是畫一張立體的大畫，畫好了，也就算玩過了。”
有年秋天，我趁去北京看歌劇《圖蘭朵》之際，專門去了趟“萬荷堂”。“萬荷堂”，佔地約二十畝，大院的東首是個龐大的荷花塘，池塘四周亭軒錯落，迴廊曲折，清幽雅緻，美不勝收。其中有一座涼亭裡有先生大幅水墨荷花圖，苗子先生題了幾句極精彩的詩句。記得有這麼幾句:“主人自寫青山賣，朋輩同誇白雪辭。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頗耐人尋味。
西首那用青石、灰磚和原木築成的建築群，分前後兩進。前面是永玉先生的大工作室，跨過門檻，首先躍入眼簾的是一幅八尺整張的《十萬狂花入夢寐》製成的屏風，五彩斑斕，氣象萬千；環顧四周只見屋內擺放著清一色明代傢俱，四周還散落著一些中國古代陶罐；寬大的畫桌上橫七豎八地放著筆、硯、宣紙、書籍和幾件小擺設；東側的牆壁懸掛著先生剛剛完成的巨幅畫作《老梅蓬勃圖》，蒼勁鬱勃；而一架嶄新的黑色三角鋼琴更給工作室添上點兒浪漫氣味。
拜訪黃永玉(1)
穿過工作室，徑直往裡走，就是主人的客廳和居室。這裡的陳設與工作室風格完全不同，客廳裡掛著的大多是永玉先生的油畫，巨大的壁爐上擺著他和家人的照片，屋子中央是一圈矮沙發，好客的主人常約一些舊雨新知在這裡品茗聊天。
閒聊、漫淡是永玉先生生活中的一大樂趣，而漫淡時說得最多的恐怕還是人。他曾經說起過許多精彩有趣的人，有些已淡忘模糊了，有些則記憶猶新，譬如弘一法師，譬如沈從文……
永玉先生是目前見過弘一法師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之，那年他才十幾歲。少年的黃永玉很調皮，有一天，他在廟裡的白玉蘭樹上摘花，恰巧被弘一法師發現了。弘一法師說:“你看這花長在樹上好好的，幹嗎非要摘下來呢？”“老子高興，就要摘”，黃永玉說。
弘一法師非但沒有生氣，還招呼他到禪房去，並問他會什麼。這個頑童大言不慚地回答:“老子畫畫！唔，還會別的，會唱歌，會打拳，會寫詩，還會演戲，開槍，打豺狼、野豬、野雞。”見到弘一法師的字，他還說不好，沒有力量。
忽然，他發現書桌上有寫著“豐子愷”、“夏丏尊”名字的信封，有點好奇。因為他在課堂上讀過他們兩位的文章，當知道眼前這位貌不驚人的老和尚是豐子愷的老師，又知道他還是“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這首歌詞的作者時，便又纏著弘一法師給他寫幅字。
弘一法師笑了:“你不是說我的字沒有力氣嗎？”聰慧過人的黃永玉連忙改口道:“不過，現在看看，你的字有點好起來了。”弘一法師答應他幾天後來取。
12歲遠離鳳凰來到廈門集美學校的黃永玉
頑童去別處玩了一個禮拜，再踏進寺院便得知弘一法師圓寂了。進入那個小院，只見弘一法師側身躺在木板床上，臉色安詳，像睡覺一樣。桌上居然有一張寫給他的條幅:“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世人得離苦。”他雖然不懂什麼意思，但還是嚎啕大哭了起來。
永玉先生談得最多的莫過於沈從文先生。沈從文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寫出了像《邊城》那樣傳世之作，晚年雖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仍鑽進故紙堆中，孜孜鑽研服裝史，寫出皇皇鉅著《中國服裝史》。
“從文表叔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條不太讓人翻動的、被火慢慢煎成的、味道也過得去的嫩黃小魚，以期有朝一日對人類有所貢獻。”在黃永玉的生命裡，感情最濃的是沈從文，最尊敬的是沈從文，最崇拜的也是沈從文。
五十年代初，沈從文給客居香港的黃永玉寫信，希望他能儘快回國，“為國家做點事，是我最希望的”。於是黃永玉和妻子在1953年回到北京，在中央美術學院工作。
1950年沈從文與黃永玉在北京
沈從文與黃永玉
當黃永玉工作上受阻，思想上有波動時，又是表叔，給他寫去了鼓勵的長信:“一，充滿愛去對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趕快爬起來往前走，莫欣賞摔倒的地方耽誤事，莫停下來哀嘆。三，永遠地，永遠地擁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同樣，當看到黃永玉潦草敷衍的作品時，表叔也會毫不客氣地，狠狠“剋”他一頓。因此，沈從文在落寞和孤寂中逝世後，永玉先生不無悲痛地寫道:“表叔真的死了。三十多年來，我時時刻刻想到從文表叔會死，清苦的飲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難，腦子、心臟和血管的毛病……”
當然，除了人物之外，這位號稱“鳳凰老刁民”的藝術家也經常說說有關創作的故事。我曾不止一次聽他談起那件在當代美術史上轟動一時的“貓頭鷹事件”，聽他談畫《水滸人物》前前後後的曲折經歷，也聽他談和“清末四公子”之一張伯駒先生在“文革”期間的那次難忘的邂逅……
拜訪黃永玉(2)
黃永玉先生曾說一個畫家的成功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要有基本功，主要是顏色的探索、趣味的安排；二是做人要過得去，否則就會像流星一樣稍縱即逝；三是藝術的“八字”要好。永玉先生的藝術“八字”該是不錯的了，短短几十年竟有如此非凡的成就。
對此，他自己也不否認:“總體上講，我的八字’很好。雖然我一生沒有大的成就，但確實沒有浪費時間。每天工作，盡了自己的力量，沒有辜負我初中三年級的學歷。”
永玉先生一生命運多舛，歷經磨難，但他從不畏縮，從不氣餒。他很欣賞這樣兩句詩:“為了太陽，我才來到這個世界。”每當他受到委屈，遇到災難，便會鼓勵自己，我是為了太陽才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拜訪黃永玉(3)
“人生所有的遭遇我都受過，但我不哀嘆，我感到很值得。這一輩子沒有冤枉，所以當生命走到盡頭時，我不要墳墓或墓碑，即使有個墓碑，上面也只要寫三個字——太累了。”先生的這段話始終在我腦際，揮之不去。
如果沒有經歷過生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就很難對生命有如此的大徹大悟，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這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終究是不能免俗的。
一一選自曹可凡作品《我認識一些深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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