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講，一個城市GDP越大，其相對應的財政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也會越大。為了體現城市GDP對財政收入的關係，我們將兩者之比稱之為“財政貢獻度”。通過梳理2019年前三季度部分城市經濟數據可以發現，在GDP總量相當的不同城市之間的財政貢獻度存在很大差別。由於財政收入多少對於地方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至關重要，因此，導致不同城市財政收入差異的背後原因值得探究。
在北上廣深這四個一線城市的比較中，會發現兩組不同的財政貢獻度。首先，從北京與上海的具體情況來看。北京市2019年前三季度GDP 23130.0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實現增加值79.4億元；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3889.7億元；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19160.9億元。前三季度，北京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4512.2億元。上海市2019年前三季度GDP 25361.20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60.09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6982.80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18318.31億元。前三季度，上海一般公共預算收入5964.09億元。通過比較以上數據可以發現，北京與上海的GDP總量差不多。但上海市前三季度GDP的財政貢獻度為23.5%，明顯高於北京的19.5%。
其次，從廣州和深圳的具體情況來看。廣州前三季度GDP 17868.99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1269億元；前三季度深圳GDP 18689.13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2939.9億元。對比發現，廣州與深圳的財政貢獻度反差比較明顯，兩個城市的GDP總量差不多，但深圳的財政收入是廣州的2.3倍，深圳15.7%的財政貢獻度也遠高於廣州的7.1%。
此外，財政貢獻度差異在一些代表性的二線城市中也體現得比較明顯。以武漢、杭州和成都為例，三個城市在經濟總量上差不多，但在財政收入上卻存在明顯差別。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武漢市GDP 11528.39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283.96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4943.16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6301.27億元。前三季度，武漢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286.41億元，其中稅收收佔比85.36%。前三季度，杭州市GDP 10511億元，其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分別實現增加值222億元、3510億元；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6779億元。前三季度，杭州市實現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717億元。前三季度，成都市GDP 12047.26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實現增加值441.64億元；第二產業實現增加4881.72億元；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6723.90億元。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1096.3億元。其中，稅收收入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為75.0%。
以上幾組城市財政貢獻度差異可能源於以下幾種原因：
第一，產業規模差距導致的財政貢獻度差異。這一點在比較北京與上海財政貢獻度差異時較為明顯。比較兩市第一、二、三產業規模後可以看出，兩個城市在第一與第三產業中的規模差別並不大，其中差別最大的是第二產業，前三季度上海市第二產業增加值達到6982.80億元，比北京市3889.7億元的第二產業規模多出3093億元，這些多出來的產值會創造相應的財政收入，由此拉大了兩個城市之間的財政收入差距，進而導致財政貢獻度的差異。
第二，財政制度不同導致的財政貢獻度差異。這一點有助於理解廣州與深圳在財政貢獻度方面的差異。與其他地方相比，廣東屬於“集權式”財政——就是省級財政權力很大，與下屬市的分享比例高；而“分權式”財政就是財政收入下放到市，省裡分享比例低。2010年廣東出臺《調整完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實施方案》（粵府[2010]169號文）後，廣東省級單位的企業所得稅100%留省，其他所得稅地方收入，營業稅（營改增後則變為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土地增值稅地方收入部分全部50%:50%由省市分享。後來的《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印發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調整省以下增值稅收入劃分過渡方案的通知》（粵府[2016]60號文）也明確規定，營改增後，中央50%，省市各25%。這些政策並不完全適用於作為經濟特區的計劃單列市深圳。因此，這種財政體系的差別，導致了廣州在財政貢獻度上要遠遠落後於深圳。
第三，產業結構比例導致了財政貢獻度差異。通過比較武漢、杭州、成都三市的經濟數據發現，財政收入居然與GDP成反向變化，即GDP越大，財政收入越小，其中成都市的GDP總量最大，但其財政收入卻最小；而杭州的財政收入最大，但其GDP卻最小。三個城市的財政貢獻度分別為：11.1%、16.3%、9.1%。這種差別可能是由第三產業佔比不同導致的。在三個城市中，杭州第三產業佔比64.5%，遠高於其他兩個城市。通常來講，財政貢獻度和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程度成一定的正比關係，因為第三產業的盈利性要比第一、第二產業的盈利性要好，稅收相應就會增加。
第四，經濟效率不同導致的財政貢獻度差異。經濟效率越高的城市，其財政貢獻度會越高，反之則越低。而這種經濟效率與當地的營商環境有關，從財政收入的結構上看，與稅費結構關係密切。以上海為例，其稅收收入佔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88%以上，這一比例均高於以上其他城市。在一地的財政收入中，如果稅收收入比重高，則說明當地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等與行政權力相關的非稅收入佔比較低，企業和居民負擔較輕。有利於城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相比而言，成都市稅收收入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重為75.0%，相比其他城市較低。
因此，在當前經濟壓力下行以及大規模減稅降費背景下，如何提高財政貢獻度對於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通過實施合理的稅費結構，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可以提高經濟效率，進而提高當地財政貢獻度。另一方面，在產業轉型升級上要下功夫。努力發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第二產業，同時提高第三產業比重，都有利於提高財政收貢獻度。
最終分析結論：
各城市GDP與其財政收入並不一定一致，城市財政貢獻度可能與產業結構、財政體系及經濟效率有關。總體來看，三產比重越高、稅收佔財政收入比重越大的地方，財政貢獻度就會越大，由此反映出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就相對健康，更能有效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閱讀更多 智庫工作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