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從1871年統一至今，短短150年的時間裡數次衰落又走向復興，其歷史向我們真切地詮釋了大國“成於謹慎敗於驕狂”的道理：世界上不可能產生絕對霸權之下的“世界大國”，所謂“世界領導權”往往是指對部分區域實現主導，對其他地區通過結盟、外交手段和偶爾的軍事行動施加影響；權力本身並不是國家根本利益，任何大國的影響力最終要為國家利益服務而不是相反；優勢是相對的，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只能追求可行合理的戰略目標，在“必須”與“應該”之間保持平衡。
德國軍事實力舉世公認，基於德國人特有的紀律效率觀念、優良的指揮才華、嚴密的組織結構，使得德國往往能很好地平衡國內經濟與軍事、軍隊與社會、人力與物力等方面的關係，將德國作戰的潛能發揮到極致。
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德國曆史上的兩次統一（1871年和1991年），都讓整個歐洲高度警覺。面對世界特別是歐洲國家對德國統一的疑慮，德國政治家能否清醒地意識、理智地應對、智慧地自我節制，直接關係到德國的興衰。
1871年德國統一之後迅速崛起而沒有受到阻斷，主要得益於德國宰相俾斯麥基於對自身與世界清醒認識的大戰略。俾斯麥為德國制定的“有利於德國的歐陸大國平衡”戰略目標，對武力的使用進行自我約束，為德國創造出了一個和平崛起的“戰略機遇期”。
一方面，俾斯麥始終強調要保持一支強大的軍隊，認為軍事上的強大是決定這個國家價值的要素；另一方面，強大的軍事力量只用於自衛，用於德國威懾潛在敵人的手段。
俾斯麥的辦公室，這裡策劃了促使德國統一的三場戰爭
德國雖然歷經三次王朝戰爭，但德國非常明確：戰爭是為了統一，是為了保住德國的勝利果實和德國在現有國際秩序的發展，必須將戰爭的各種成果控制在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承受範圍之內。
普奧戰爭中，俾斯麥堅決反對普魯士軍隊打進維也納，他所列舉的理由堪稱政治與軍事關係的最好註腳：“普魯士軍隊以戰勝的姿態進入敵國首都，這對我們自己的將士當然是非常愉快的回憶，但對我們的政策並沒有必要……勝利後的政治指導原則應該不是探究可以從敵人榨取多少東西，而是隻考慮什麼是政治上必要的。”
在俾斯麥之後，威廉二世也好、希特勒也好，對於德國軍事實力的認識不謂不深刻，但過於自信、過於強調軍事實力的作用，希冀通過軍事力量來追求一種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利益的虛榮“地位”，最終使德國陷入深重的災難。俾斯麥曾提出：“一個偉大國家惟一的健康基礎……就是國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羅曼蒂克。為一項不屬於它本身利益的事業去爭執，對一個偉大國家來說是不值得的。”
冷戰結束之時，聯邦德國擁有強大的常規軍事力量，其軍火工業在北約重要武器體系製造中也極為活躍，是北約內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軍事大國。在此背景下，德國的統一使得西方關於“德意志第四帝國”的言論塵囂之上，對此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鄭重承諾:“我們願意生活在一個統一的歐洲以及一個和平的世界。”
面對英法等國的戒懼，統一後的德國不斷強化自我約束，主動積極地將本國置於北約、歐盟和歐安會的集體安全框架之下，採取共同安全合作的政策。如將德國國防軍完全納入北約一體化；不設立德國參謀部；自願放棄製造、擁有和控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強調在聯合國、歐盟和北約框架內參加各類軍事行動，所有軍事行動要符合國際法；並且基本參加了全部重要的歐洲與世界範圍的維和行動。
更重要的是，德國始終堅持將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恢復和增強實力之上，堅持“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將經濟效益作為衡量政治能力的尺度與標準。早在1949年9月20日的首份政府聲明中，德國聯邦總理阿登納就明確宣示，經濟重建是德國的首要任務，“成功與否決定德國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
這些實實在在的表態與行動，打消了國內反戰力量和其他國家對於德國軍國主義復活的疑慮，為德國統一後的興盛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並最終促使德國發展成為當今最富有和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社會均質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具有更廣泛的政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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